“手持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頓的形象，乃是吾輩必須完成的新使命之象徵。無論在世界的何地，我們必須對德意志的國民加以保護;而且無論在世界的何地，我們也必須維護德意志的榮譽!”
1897年4月24日，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二世發表了這麼一段演講，提出了確保海上控制力量的重要意義。這位在1888年6月15日，年僅二十九歲便匆匆即位的皇帝，很快與德國統一的“總設計師”、帝國宰相俾斯麥發生了對立，最終於次年3月18日迫使俾斯麥辭職，宣佈施行親政。
在威廉二世親政之後，最爲引人注目的，便是他提出了所謂的“世界政策”，也正如他本人在1895年1月18日所宣稱的，“德意志帝國應該發展爲一個世界帝國。”爲了貫徹世界政策，而建立一支龐大艦隊，則是世界政策的核心。
威廉二世本人是一個對海軍具有狂熱愛好的人，他不僅喜好身着各國海軍制服，親自繪製過軍艦的設計圖，還如飢似渴地“吞噬”馬漢的《海權論》，醉心於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段時期，德國若要在海外得到發展，必須擁有與英國相抗衡的海軍力量，要獲取其在“陽光下的土地”。他認爲應該從“垂死的”帝國勢力手中“重新分配”殖民地，這類言論在他的講演中比比皆是。1896年1月18日，他在紀念德意志帝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的一次演講中，發出了“德意志之未來在海上(Deutschlands Zukunft liegt auf dem Meer)”的聲明，更宛若打響了德國海軍建設開始狂奔的發令槍。
於是近代最早的大規模軍備競賽——英德造艦競爭——的導火線就此被點燃了。
世界政策與海軍擴建的啓動
特拉法爾加海戰以來，英國海軍在七大洋的優勢不可動搖。而德國則是一個傳統的陸上強國，其海軍微不足道。1871年德國統一之後，帝國宰相俾斯麥擁有一套老謀深算的政治與外交觀念。在歐洲他滿足於維持五大列強構造，孤立其宿敵法國，使之不能東山再起。此外，針對巴爾幹半島潛藏的危機，力圖使得俄國和奧匈帝國都無法在此獲得絕對的權勢。在殖民地問題上，只取空白之地，並卓有成效地控制民意，遏制了國內那種急於“崛起”的殖民政策呼聲，竭力避免和當時的海洋帝國英國發生衝突。
在這條現實的外交路線下，德意志帝國的國運也日益興隆，工業技術急遽發展，迅速成爲歐洲舞臺上一大強國。
然而，在威廉二世登基、俾斯麥黯然離職之後，短短几年間柏林便從歐洲大陸的外交中心以及同盟網絡的樞紐淪落到了自我孤立和自我“圍困”之境地。俾斯麥長期以來精心謀劃的歐洲外交格局被迅速打破，德國東西兩側的陸軍強國法俄兩國迅速結成盟友，德國自此失去了在歐洲縱橫捭闔的舞臺。威廉二世愈是力圖強行毀壞這一其咎由自取的“包圍圈”，結果卻是愈被動、孤立。
威廉二世是一個非常急功近利、渴望自己被公衆認可的君主。而且，他還病態般地酷好海軍，於是，他將目標從歐洲大陸擴展到整個世界，並計劃爲此投入大海軍建設。這種“世界政策”以及海軍至上主義的“新方針”，使得德國摒棄了俾斯麥的審慎政策。
1897年開始擔任海軍國務祕書的提爾皮茨是威廉二世進行海軍建設的主要負責人，他是一位極其優秀的宣傳、組織與規劃大師。他並不直接與國會周旋，而是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比如爭取了包括馬克斯·韋伯在內的大約兩百七十名著名學者，政界、工商界以及新聞出版界的巨擘來支持其海軍建設，並將原來的海軍內部雜誌《艦隊》改編爲科普雜誌來擴大海軍在民間的認知度;還成立了“海軍協會”等民間組織。
在擴大海軍在民間的影響力的同時，對艦隊建設的基本方針，提爾皮茨提出了所謂“風險理論”，即若能達到英國海軍實力的三分之二，那麼就會讓英國感到，即便有能力打敗德國，但是所遭受的損失，將使之喪失足夠的力量來維護其海權的風險，由此來抑制英國與德國爭雄海上的決心。
提爾皮茨在着手建設德國海軍之際，是以英國海峽艦隊的規模爲依據來制定建造規劃的，他摒棄了原先具有相當影響的以巡洋艦爲主力的海上破交戰方針，直接將建造重點放在了用於艦隊決戰的戰列艦上。
然而他又擔心英國在德國海軍完成建設前便進行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打擊”，因此提出了在海軍建設尚未成熟的階段，必須保持低調，小心翼翼地度過這段“危險期”。對此，當時外交國務祕書馮·比羅的話則更爲形象：“我們的行動必須十分小心，就像在蛻變成蝴蝶之前的毛蟲一樣。”
爲了安全度過這段“危險期”，提爾皮茨提出的造艦計劃是經過精心謀劃的。
艦隊法的制定
1897年11月，德國借傳教士在中國山東被殺的事件出兵膠州灣，德皇也當即在帝國議會強調德國將向全世界宣示其力量。緊隨其後，提爾皮茨也經過長期的宣傳與準備，向帝國議會提交了艦隊法的提案。由於受到社會上的廣泛支持，這項艦隊法在1898年3月28日以二百一十二對一百三十九票獲得了通過。
其內容是，要編成兩支各含八艘戰列艦的分艦隊，加上一艘作爲艦隊旗艦之用合計十七艘戰列艦。在本國海域還應擁有岸防用的裝甲艦八艘，偵察用的大型巡洋艦六艘和小型巡洋艦十六艘，在海外則配置大、小型巡洋艦三艘和十艘。此外，作爲預備兵力，還需保有戰列艦兩艘，大、小型巡洋艦三與四艘。到1904年4月1日以前，德國將以四億八千九百萬馬克，補充建造其中不足的部分，計戰列艦七艘、大型巡洋艦兩艘與小型巡洋艦十七艘。
這個艦隊法所建造的艦艇數量並不多，德國宣稱，這只是用以對抗法國和俄國，決非針對英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艦隊法將艦艇的更新加以制度化，也就是說，戰列艦與岸防裝甲艦每隔二十五年，大、小型巡洋艦每隔二十與十五年必須加以更新，以免遭到議會的“擾亂性影響”。
這個艦隊法只是拉開了德國大艦隊建造的序幕。到了1900年，德國對艦隊法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訂，通過了第二次艦隊法。根據這個艦隊法，德國艦隊的總數幾乎翻了一番，其核心的戰列艦分艦隊被擴充到四個，其中兩個爲常設分艦隊，另外兩個則作爲預備，再加上擔任旗艦的兩艘，戰列艦總數達到了三十四艘。不過，在1900年時期，德國海軍實際擁有的戰列艦中，根據艦隊法新建的一等戰列艦不過五艘而已，在建的也只是九艘，當時只能權且用陳舊的三等戰列艦以及岸防裝甲艦臨時編入戰列艦分艦隊。但是，正是由於艦隊法的制定，大規模的造艦計劃才得以強有力地推進，主力艦的建造幾乎以每年兩艘的速度快速進行。
無畏艦的誕生
英國曾於1889年通過海防法案，新建十艘戰列艦、四十二艘巡洋艦以及十八艘魚雷炮艦等共計七十艘艦艇，總預算爲兩千一百五十萬英鎊。當時的英國認爲，他們擁有的海軍實力應該高於僅次於己的兩大海軍力量法國與俄國之和，此所謂“兩強標準”。
而德國艦隊法的通過，也立即受到了英國的警惕。英國海軍開始逐漸將以往的“兩強標準”更新爲“對德雙倍標準”，也就是說，以德國海軍的兩倍作爲建設目標。到了1902年，又恢復了將海軍兵力集中於本土附近的政策，時刻對敵方的根據地構成威懾。
1904年12月，英國近代海軍的奠基人，海軍元帥費舍爾勳爵擔任第一海務大臣。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圖提高各個兵種軍官的專業水平，並促使軍官教育現代化、努力施行炮術訓練教育的改革;對艦隊的配備進行根本的調整，加強對本土水域的重視;對大量落伍的老式艦艇他則大膽裁減。總之，海軍中的各種積壓已久的問題，他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期間也被人們稱爲“改革的時期”。也正是由於這一系列大膽的革新，英國皇家海軍迅速完成了現代化轉型，再一次確立了在海上無與倫比的優勢。
其中最爲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無畏艦的誕生。1906年，在費舍爾勳爵的強有力推動下，裝備單一口徑巨炮的全新戰列艦“無畏”號在短時間之內便建成服役。
“無畏”號最大的特色，便是在前型的準無畏艦基本相同的排水量以及造艦費用內，成功地將火力倍增，並採用汽輪機將航速增至二十一節。爲了與其對抗，別國也只能建造同樣的無畏戰艦，這樣等於是與各國一同回到了造艦競賽的新一輪起跑線。
在造無畏艦的同時，費舍爾勳爵還提出了更符合其“速度纔是最好的防禦”這一理念的新型裝甲巡洋艦。這種艦艇擁有與無畏艦相同的主炮，保持巡洋艦的防禦水準，但機動能力加強，得到二十五節的計劃航速。這樣，傳統的主力艦剎那間落伍於時代，這給英德海軍競賽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新的一輪競賽與德國1912艦隊法
隨着無畏艦的出現，德國海軍所有的艦隊不得不進行再編。提爾皮茨被置於一種窘境之中：若不參加新一輪競賽便意味着認輸，而一旦投入競賽則會暴露德國的意圖。他最終選擇與英國進入同一條起跑線，接受新一輪挑戰。在1908年到1911年每年建造無畏艦三艘，戰列巡洋艦一艘，力圖在無畏艦的數量上和英國持平。
1908年英國自由黨內閣成立，他們提出的政策是改善社會福祉、縮減軍事預算，這一年他們決定僅建造無畏艦和戰列巡洋艦各一艘。於是，以費舍爾勳爵爲核心的海軍部主要成員在海軍大臣麥克納的支持下，就1909年預算的內容，將政治生命作爲賭注，提出“要造八艘，不能等候(We want eight and we won't wait)”的口號，全力展開活動。結果獲得成功，1909年的計劃便成了規模空前的六艘無畏艦加上兩艘戰列巡洋艦，而1910年以後的建造速度則是三艘無畏艦和一艘戰列巡洋艦。
這種激烈競爭的氣氛雖然一度被1909年擔任德國宰相的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提出的緩和政策所淡化，但1911年，德國挑起了阿加迪爾危機，更加劇了敵對程度，而英國由此與老對手法國達成協議，將地中海的防務交於法國，將兵力集結在本土，並擔負保衛法國西北海岸的防務。
提爾皮茨則促使國會通過艦隊法1912年修正案加以應對。按1912年艦隊法規定，在1917年完成全部建造計劃之時，德國艦隊將計劃擁有戰列艦四十一艘、大型巡洋艦二十艘、小型巡洋艦四十艘、驅逐艦或者雷擊艦一百四十四艘、潛艇七十二艘。
英國新任海軍大臣丘吉爾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德國每開工建造一艘主力艦，英國就要建兩艘。在1912到1913年度的海軍預算中，英國爲四千四百零八萬英鎊，而德國也有兩千兩百零一萬英鎊。與1904到1905年度中雙方的海軍預算相比，兩國各增加了七百二十二萬以及一千一百四十四萬英鎊。儘管德國的海軍成倍增加，卻始終無法完成“風險戰略”所達成的海軍建設目標，隨着時間的推進，這種失敗只會越來越明顯。因此這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世界上最早的現代軍備競賽，可以說德國遭到了失敗。
“奢侈品艦隊”
如果新興德意志帝國能夠平穩地順着其開國元勳俾斯麥所設計的外交路線發展下去的話，德國乃至世界的命運將完全會是另一個景象。然而不幸的是，威廉二世狂妄地認爲大英帝國已經衰弱，德國可以取而代之，於是德意志帝國開始扮演一個世界秩序破壞者的角色。威廉二世未顧及北海是德國唯一的出海通道這一事實，卻不惜大力擴張海軍以挑戰英國的海權，觸動了以海洋立國的大英帝國之禁臠，使得這個普魯士的傳統盟邦化友爲敵，雙方展開了熾烈的造艦競賽。德意志帝國再也沒有了俾斯麥時代在外交上的主動，反而同時在陸地與海洋陷入了深重的包圍之中，而造成這個包圍圈的，恰恰是德國自己。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體系與英法等國根本不同者，在於其皇權至高無上，故威廉二世之冒險政策無法被有效地遏制。德國軍隊究其本源，並非一支國家的軍隊，而是“御林軍式的權力工具”。而且在德國的教育中，狹隘的愛國主義讓德國國民普遍抱有德意志民族至高無上的偏執之情，多少人爲德國海軍的強大而狂熱，然而這支艦隊的建設卻遠遠超出了德國財政的極限。例如1901年馮·比羅擔任帝國宰相之際，便依靠大幅度提高穀物的進口關稅獲得財源，使得小麥的價格從每噸三點五馬克一躍而升至五點五馬克，將負擔完全轉嫁到國民的肩上。海軍預算在1900年便佔整個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了1905年又漲至百分之三十五，而到了1911年更是達到百分之五十五!更何況德國還要維持一支同時應對法俄兩大陸上強國的龐大陸軍，海軍預算在相當程度只能通過債券市場獲得貸款，這使得德意志帝國本來就脆弱的財政體系雪上加霜。
孫子在其《軍形》篇中有云：“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德國最終在本身並未立於不敗之地的情況下便叩開了世界大戰的大門。
英國採取了行之有效的深遠封鎖戰略，使得德國海軍逐漸削弱英國海軍、在最後的決戰中一舉擊潰對手奪得制海權的戰略陷於失敗。耗資巨大的德意志帝國艦隊最終無法發揮什麼決定性作用，便在幾名飢腸轆轆的軍官與勝利者的商談下，如同由牧羊犬驅使的綿羊般被押赴英國本土，到頭來還是無可奈何地在斯卡帕灣隨着自沉的信號找到了歸宿。丘吉爾曾經將德國海軍揶揄爲“奢侈品艦隊”，可謂是形容其本質的點睛之筆。
耐人尋味的是，在十九世紀末，大洋彼岸的新興工業大國美國雖然也已經和當時的德國一樣，在工業以及經濟上取得了巨大飛躍而趕超了英國，卻並未公然與英國爭奪海權或者殖民地，並沒有去直接觸及老牌帝國的核心利益。不過，美國卻是用“門戶開放”政策對抗殖民帝國的壟斷而獲得貿易的空間。在戰爭期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博士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號召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捍衛人類世界的和平與公正原則，對抗自私和獨裁的強權”，並闡述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其中自由航行以及民族自決的精神事實上直接針對了大英帝國賴以統治的根基。
美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無智名，無勇功”，並無多大顯赫的戰績，在戰後的華盛頓會議上，反而獲得了與英國海軍同等的地位，且在三十年後完全取代英國，執掌了海神的三叉戟，其原因何在，確實值得我們思考。孫子有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德國企圖挑戰英國的海權，其實也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挑戰，而縱觀十六世紀以來的世界潮流，世界秩序主導力量更替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文明進步的過程。筆者相信美利堅也會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這支力量只能是更加文明、更加進步，應該具有更加公正與進步的價值觀，而決不是走向奴役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