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稱帝后，選拔適應中央集權制度，維護新興封建統治級的官吏變成了當務之急。天下初定，他一邊忙着除去對自己有威脅的舊臣，一邊着手選拔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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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十一年，劉邦頒佈《求賢詔》，在這一詔書中，劉邦提出選拔治國的賢士智能必得運用國家的力量，選拔的具體程序是由上而下，對入選者的品行、儀表、年齡等一律實行嚴格考察。這便是西漢察舉制度的開端。
到了漢文帝時期，文帝頒佈詔令，推行舉賢良的法令，不僅明確規定了察舉的科目而且而且還規定了對策應試，這標誌着察舉制度正在向制度化發展。文帝十五年，舉辦了由文帝主持的察舉，當時的察舉選拔出了後來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但是在西漢初期這種察舉制度還是皇帝根據需要臨時下詔舉行，並未形成定期的，有固定的規章制度。
察舉制的完備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以儒術取士的察舉。這時期的舉茂才、孝廉、賢良方正等，都明確以儒家細想爲指導，儒學藝術、倫理道德成爲察舉的基本標準，並未中央和地方所遵循。至此，漢代察舉制制度正式形成。
察舉制度作爲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不能簡單的予以肯定或否定，作爲封建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了各界的討論與評判，對於當今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務員制度的推行和完善，卻有着歷史借鑑意義。
察舉制的特點
在西漢長達四百多年的封建統治中，出現過多種不同的管理選拔方法，大多曇花一現，被歷史所淘汰，而察舉制卻是其中最爲重要且影響最爲深遠的選官方式，代秦而起的兩漢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統一，且較長時間保持穩定的封建朝代，可見建立以察舉製爲代表的玄關制度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漢代講學之風
察舉制度是根據最高統治者的詔令所規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級官吏負責考察和推薦人才給朝廷，以滿足政府對補充官員的需要。這項制度的實行對兩漢實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察舉制度相較於先秦時期的世官制與隋唐時期之後的科舉制，最大的特點在於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覈、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級，經過試用考覈再任命官職。
漢代的察舉科目可分爲常科與特科兩大類，常科及歲科，包括孝廉、茂才、察廉、光祿四行;特科則分爲常見特科與一般特科。上述科目中以歲科爲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最爲重要;特科則以賢良方正最爲重要。可見察舉制的推薦標準以仁德爲先，但此標準並非具體化的表現，故而在察舉制的推行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徇私舞弊的現象，隨着時間的推遲，這種弊病癒演愈烈。因而察舉制退出歷史舞臺是發展中的必然。
察舉制選拔的重點
漢代實行以孝治天下，極力提倡孝道觀念，這一點從其推行的政令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其中最爲重要的官員選拔就是秉承了這一特點。
以孝治天下
察舉制中以察舉孝廉爲主，在衆多科目中佔據主流，這也是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經之路。當時的漢代統治者認爲，孝與廉是相互並行的兩種傳統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與父子兄弟互相關愛，入朝爲官後才能體恤百姓，盡忠君主，因此孝是廉吏的基本前提。
兩漢時期，朝廷對舉薦孝悌力田是十分重視的，《漢書》中記載，“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意思就是政府讓地方獎賞子孫孝敬父母、弟弟又順從兄長同時躬耕於農田的農民，免除其勞役。少帝元年，特設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這種官爵位份頗高，其職責就是勸歷天下，敦行務本。
西漢政府極力宣揚孝的精神，並通過察舉的形式使社會中行孝之人得到實惠，通過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就使得民間孝的觀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間父子兄弟互相關愛，保障了社會的穩定。
察舉制是在漢代集權制的國家中產生，是服務於君主專制的政治產物，但同時爲漢王朝選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有效充實和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察舉制主要看什麼
察舉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官制度，對於人才的種類不拘一格，但在選拔的過程中，國家對其具體實施過程是很嚴苛的。
四科取士
常見的選官標準有：四科取士與光祿四行。四科取士即第一科德行高妙，志傑清白;二科爲學通修行，經中博士;三科則爲明達法令，足以決疑，案能覆問，文中御史。四科爲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如此才得以出任三輔令，以上四科取士是漢代察舉選官的基本標準。從中不難發現，德行高妙，志傑清白是察舉人才的首要標準，西漢諸帝頻繁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方正之士就是具備高尚品德的人，優良的道德修養是察舉過程中反覆強調的。
其次纔是對被選拔之人文化素養的要求，具體就是明習經學，通曉法令，而官吏文化素養的要求就是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熟悉詔令，同時具備“能書合計”的能力，所爲“能書”即不僅能夠熟練的製作公文，寫作文章，而且包括書法要求，這一點漢簡所出土的大量文書檔案中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史職官吏之手，“合計”即一定的計算統計能力。
官吏的管理能力直接影響到行政機構的計劃、組織、控制、協調等管理效果，是直接體現管理價值的載體，因此這也是一條不可或缺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