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封建制度萌芽於笈多王朝，在戒日王朝時期被充分確立。印度土地本爲國有，稱“王田”，王田被劃爲四個部份，
一爲國用，以徵田賦，充作祭祀、王室花費之用;
二爲封建，用來封賜大臣宰相，上至大臣，下至官員幕僚皆有不等的封邑;
三賞高才，給知識份子肯定;
四賞異道，賞給宗教團體.以求福德，故稱福田，實際上是“教田”，由於帝王大量佈施，令婆羅門教祭司、佛教寺院及印度教神廟都有大量土地，成爲大土地所有者。
戒日王曾對教俗大貴族大量封賜土地，根據已發現之631年戒日王賜地銅牌記載，原本施捨出來的土地是一個婆羅門僧侶以假銅牌所佔有，這次分出來的土地由另外兩個婆羅門僧侶瓜分，敕令中又說，這次土地施捨將土地上所獲得村民的土地稅，以及可徵收收入的權利皆一併轉移，又附有傳子權，直至天長地久。這種世襲的封地制，令封建主自成一小王國，例如王舍城著名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受國王欽重，佔地達百餘邑，一邑基本上就是一條村，每邑一般就是二百戶。正因如此村社農民轉化爲依附農民，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隨着分封土地佔有權的轉移，同時轉換主人，甚至需加強繳租及賦稅，從而可得知封建經濟不在於土地的多少，而在於土地上農民的多寡。
封建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並最後確立。戒日帝國的土地原則上仍屬國王所有，稱爲“王田”。國王有權處理王田。據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載，王田分四種：一爲帝國佔有地;二爲官僚佔有地(祿田，食邑);三爲婆羅門(碩學高才者)佔有地;四爲寺廟佔有地(福田)。戒日王對教俗地主的佈施和封賜，是將土地連同農民一起封賜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農民耕種，農民不僅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隨着土地佔有權的轉移而轉換主人。農民要向領主交納收穫物的1/6，還要交“費用”(貨幣)和服勞役。農民還得通過村社向國家繳納捐稅。村社組織依然保留，並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領和公社會議的權力還比較大，有自治特點，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爲單位，並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習慣。
戒日王對教俗地主佈施或封賜的土地，其數量很大，多者可達百邑(一邑相當於一個村社，200戶農民)，如那爛陀寺就擁有土地200邑，依附農民多達4萬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對其領地具有世襲權或自由支配權。封建主還握有領地上的行政、司法權，他們可以任意處置農民。因此，戒日王時代，印度的封地、賜地已脫離政府的管轄而具有獨立性。
戒日王死後，大封建主紛紛割據稱雄。從7世紀起到12世紀末，北印度出現了許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國。
戒日帝國時，隨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婆羅門教和佛教不適應日益發展的新形勢的需要。
4世紀前後，由婆羅門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義和民間信仰，逐漸形成新婆羅門教。
8世紀經商羯羅改革，形成新型印度教。主要經典有《吠陀》、《奧義書》、《往世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教義與婆羅門教類同。
主神有互相關聯而各具一相的三相神，即婆羅摩、毗溼奴、溼婆三大主神。婆羅摩(大梵天)是創造世界之神，毗溼奴(遍入天)是賜福神，主管維持世界，溼婆(大自在天)是毀滅神，主管破壞世界，也是苦行神和舞蹈神。
隨着奴隸制解體及封建制形成，種姓制度也有着一定的發展，四種姓中婆羅門及剎帝利兩個高級種姓，仍然保持他們的統治階級，他們從歷代君主取得大量土地，並被土地上居民實行租稅剝削及司法審判。戒日帝國時，種姓制度有了很大變化，婆羅門和剎帝利基本沒有變化，但吠舍分化，只剩下少數富有的商賈。首陀羅地位有所上升，與破產的大量的吠舍逐漸構成新型的首陀羅種姓--依附農。這樣，名稱未變，內容有了變化，前三個等級是封建主，後一個是依附農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