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
從漢高祖到漢武帝時期，西漢的主動和親政策沒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入侵，還殺死百姓，到漢景帝時期，國家實力增強，匈奴就沒有大規模的入侵了。到了漢武帝時，國家強大起來，和親政策發生了變化。
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三次派大將衛青、霍去病等率兵反攻匈奴，徹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脅。這時候，匈奴打算和親，讓漢朝還像原來那樣臣服於他。漢武帝不同意，他要求匈奴派兒子到漢朝做和平人質，而且要反過來向漢朝稱臣。雙方在地位方面沒有達成協議。 到漢宣帝時，匈奴國勢力衰落，加上內部戰爭，匈奴王呼韓邪單于決定歸順漢朝，他派兒子到漢朝做人質。
後來在漢元帝時，元帝派王昭君嫁給他，雙方實現了和平。 同時，漢朝還和烏孫和親，烏孫在現在甘肅的祁連山和敦煌一帶，後來遷移到巴爾咯什湖東南、伊犁河一帶。漢朝和烏孫和親，聯合烏孫夾攻匈奴，最後在公元前71年使匈奴受到致命打擊，從此衰落下去。 漢朝的和親政策對維持北方的和平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促進了雙方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西漢王朝與烏孫的和親，同歷代統治集團之間的聯姻一樣，其本質都是一種政治行爲，是爲一定政治利益服務的策略和手段。在國家民族的旗幟後面，卻是和親執行者個人意志和人生命運的扭曲貶損。當我們讚揚封建帝王雄才大略時，切不可忽視了那些遠涉流沙的深宮閨秀們的自我犧牲，她們應受到稱道和同情。這種政治婚姻，顯然是對女性的摧殘，是反人道的。但在客觀上，卻達到了聯姻雙方的政治目的，加強了西漢王朝與烏孫的經濟文化聯繫，對於西域的安定和建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大戰略
寓攻於守攻防兼備
經歷了白登山之圍，劉敬首先向漢高祖提出了“和親”的建議：“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給冒頓作妻子，給他送上厚禮，而他知道是這是漢帝皇后親生的女兒又陪嫁豐厚的禮物，粗野的匈奴一定也會高興並且把大公主作正妻，那麼她生下的兒子必定是太子，將來接替君位。爲什麼呢?因爲匈奴畢竟目光短淺，一定會貪圖漢朝的豐厚財禮。陛下拿一年四季漢朝多餘而匈奴少有的東西經常安撫贈送，順便派能言善辯的的人用漢朝的禮節來開導啓發他。冒頓單于在位，必是漢朝的女婿;他死了，他漢朝外孫就是君主。哪曾聽說外孫子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禮的呢?軍隊可以不出戰便使匈奴逐漸臣服了。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讓皇族女子或是嬪妃假冒公主，他也會知道，就不肯尊敬親近她，那樣就沒什麼好處了。”雖然後來高祖皇帝終究沒有派出親生的大公主，還是找了個宮女以大公主的名義，嫁給冒頓君主作妻子。劉敬被派遣前往與匈奴訂立議和聯姻盟約。
後世一直有人認爲，堂堂大漢卻要向匈奴蠻夷低頭，甚至低三下四的送去漢家女子給匈奴單于爲妾，既不能緩解匈奴對於漢的軍事壓力，也沒有達到通過通婚節制匈奴的目的，因爲西漢前期大多數送去和親的“公主”都只能作爲單于的偏房小妾，沒有成爲正妻並且生下親附漢朝的太子、儲君。 如果單單從這一個方面來看，是否就認爲漢政府的和親政策已失敗呢? 其實，評價和親政策的成敗需要多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從漢朝內部而言，派遣的所謂“公主”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最多也就是皇室宗親的小公主，更多的甚至就是民家選送的宮女。但即使是這樣一些“和親公主”，對於地處偏遠的匈奴而言，其所代表的漢代先進的宮廷文化以及優雅嫵媚的漢女氣質，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早在白登山之圍期間，陳平就通過向當時的冒頓單于之妻閼氏傳達了打算用漢朝美女獻給單于而奪其恩寵的消息，才使得閼氏同意說服單于放高祖逃生。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即使在匈奴人看來，漢家女子比之於匈奴女性，仍具有更大的魅力。也是因此才保證了，即使匈奴明知不是正牌的皇室“公主”，可對於這些“和親公主”還是願意接受的。 從這點來看，漢政府不需要花費很大的代價，就能夠以漢公主的名義把這些“和親公主”及其使節送往匈奴，這個和親計劃本身也就具有很高的執行價值。
第二，漢朝雖然要爲和親安排大量的陪同人員和陪嫁物資，但這些陪同人員在遠赴匈奴的過程中，可以瞭解沿途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條件，更可以深入匈奴的腹地得到他們生產、生活的第一手資料。這對於漢政府的進一步戰略決策，都是非常寶貴的信息。至於陪嫁物資，就像劉敬所說的，無非也是漢朝多產而匈奴所無的東西，並不會對於漢朝造成過於沉重的經濟負擔。同樣的，每次向匈奴輸送物資的過程，也是進一步加深瞭解敵情的機會。在對匈奴作戰中，漢軍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匈奴軍隊和部落漂移不定的行蹤。通過和親以及之後的和親物資運輸，漢政府恰好可以掌握匈奴軍隊和主要部落的準確方位及其駐紮習性，爲武帝時期積極的對匈奴進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和親不僅僅是人員的交往，從劉敬的策略出發，更是利用漢朝的物產逐步改變匈奴上層階層的欣賞和消費方式的一種漸進的手段。所謂漢多有而匈奴不長的東西，實質上就是漢朝經濟上具有優勢的東西，用來引導進一步改變匈奴的遊牧經濟習性固有的消費結構，使得其上層社會習慣並且樂於接受漢的消費文化和強勢的經濟地位，最終在經濟上達到控制匈奴的目的。這一點還可以從另一個人口中得到印證。中行說是西漢文帝時陪嫁公主的侍者，也即是西漢王朝和親政策的執行者，他對西漢和親政策的目的理當十分清楚。但是處於對漢政府強迫其出使匈奴的不滿，他到匈奴之後就投降了匈奴，還把漢政府和親背後的戰略意圖向兄目單于進行了揭露。中行說告訴單于曰：“你匈奴區區之衆，甚至不過漢朝一個郡的人口，可爲啥漢朝懼怕你們呢?就是因爲你們有完全不同於漢朝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於漢經濟不存在依附關係。現在，漢政府利用和親的機會，輸入這些漢的衣食美物，無非就是要你們改變風俗，喜歡上漢的東西。不過，這點東西你們匈奴自己又不能生產，最終必將要仰賴漢的供給，這麼下去，匈奴遲早要被漢給吞併。”其實，《史記.匈奴列傳》記載這段話，目的不是爲了說明這個中行說如何高瞻遠矚，也不是證明匈奴單于因此放棄接受漢的和親，而是從另一個方面補充說明了西漢政府對匈奴所謂和親政策，外面柔弱，實際上包藏了進攻的意義，即利用漢經濟上的優勢逐步改變、收服匈奴。畢竟，此後的幾個單于仍然沒有停止接受和親，徹底放棄漢向其輸入的人員和物資。
第四，漢政府的和親政策，不僅僅對匈奴實行，而是也利用“和親”政策來籠絡西域其他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烏孫。漢武帝時期先後送細君、解憂兩位公主嫁給當時的烏孫國王成爲正妻，陪同解憂遠嫁烏孫的婢女馮嫽也嫁給了烏孫位高權重的右將軍。她們爲漢在西域爭取到烏孫這樣重量級的盟友，在配合漢軍征討匈奴的作戰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漢而言，和親在道德上的問題遠遠不能夠高於和親作爲一個整體戰略對於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兩位公主都經歷了喪夫和改嫁夫弟甚至繼子的倫理困境，漢武帝都是以“入鄉隨俗”爲理由要求她們依據烏孫民族的禮俗繼續其和親的使命。這在以後儒家正統觀念籠罩下的王朝，特別是兩宋的理學主導的時代，根本是無非想像的事情。
第五，西漢政府對於匈奴的和親本身，也分爲前後兩個時期，以武帝大舉討伐匈奴並取得戰略勝利爲界限。前期和親重在守，但也起到爲武帝的戰略進攻積極準備的作用。後期的和親，重點就變爲“親”，使得分裂之後的匈奴部落歸順和親附漢政權。衆所周知的昭君出塞，就是在漢滅郅支單于之後，韓邪單于爲了進一步密切與漢朝的關係，於公元前33年，親自入漢，請求和親，以結永久之好。此時，匈奴和漢之間的攻守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和親已從西漢主動變爲匈奴主動要求，實質是分裂的匈奴單于企圖利用西漢政府的實力來鞏固自身的地位。 縱觀西漢和親政策的推行，有力保證了西漢對匈奴長期戰略的實施，並且最終實現了雙方攻防地位的根本性轉變。這難道不是西漢和親政策成功的證明麼?
到了兩宋時期，鑑於西漢和親的歷史實例，不斷有官員提出仿效西漢同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締結“和親”之好，但也不斷被宋的士大夫以各種理由拒絕，最終未能付諸實踐。一方面，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有提出和親要求，遼興宗宗真曾派劉六符等南下宋朝議割地、和親事宜。但在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下，宋君主一律婉言拒絕。本質上，兩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基本上自恃爲文化優越的民族，斷然排斥和北方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結親，甚至認爲，一旦和這些“夷狄”結親會被視作“自取羞辱”，比打敗仗還沒有顏面。另一方面，在這種禮教文化下培育的女性，也無法擔當起“和親”和結盟的重任。比起漢代女性自信和果斷，任何一個外嫁到北方的宋朝女性中都出不了王昭君、馮夫人之類的巾幗人物。和親也就起不到應有的政治效果。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兩宋已失去漢代的民族自信和積極進取：一味自我封閉的結果是失去了瞭解對手的機會;單純用經濟好處收買、安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而不思進取的結果，就是徹底喪失了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最終被動地等待崛起於大漠的草原民族在巧取豪奪之下逼入亡國喪權的悲慘境地。如果那些強調“華夷之辨”的宋代士大夫知道宋和漢民族最終遭受到被草原民族征服、奴役的命運，司馬光們還能在《資治通鑑》中對西漢的和親政策嗤之以鼻麼?還能夠對於武帝的強徵匈奴的政策斥爲窮兵黷武嗎? 綜合來比較，西漢之強盛，不在於國力，而在於民族精神的雄性和張揚，就連西漢的女性也洋溢着大膽、自由的個性魅力;兩宋的柔弱，也就不是由於國力不濟，而是整體民族意識的保守和退縮，以至於連士大夫集團都留於文化上孤芳自賞、軍事上消極被動、精神上封閉拘束的孱弱和壓抑。所以，象“和親”這樣的寓攻於守、攻防兼備的大戰略，也只有在西漢這樣開放進取的時代才能取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