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
關於我國西漢時期的和親問題，歷來褒貶不一。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認爲：“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顯而易見，司馬光是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對西漢的和親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這種情緒，他說：“和親政策與漢族道德倫理微有牴觸”。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解放以來，不少同志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研討西漢的和親問題。在六十年代，內蒙古地區曾對此進行了專門的學術討論，意見分歧仍然很大。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科學的態度是要求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進行具體的分析。正如列所講，要正確地認識事物，“就必須從歷史上把它的全部發展過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它現在是怎樣的”。我國曆史上的和親事件很多，從漢至清，史不絕書，每次和親的歷史條件不完全一樣。和親的性質和作用也不盡相同。因此，簡單地、籠統地對和親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無助於解釋和親這一歷史現象的。本文就西漢和親政策的性質和作用，談些粗淺的認識。
漢武帝以前爲第一時期。西漢初年，由於秦王朝的殘暴統治和楚漢相爭帶來的連年戰亂，人口大量減少，社會經濟遭到了極爲嚴重的破壞。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即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這是國庫空虛，貨缺財乏，一片荒涼殘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漢初年地方割據勢力很大，中央集權尚未鞏固。這時，北方匈奴的力量卻很強大，是一個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強盛的奴隸制國家。公元二世紀時，匈奴的勢力範圍很大，東至遼河，西逾蔥嶺，南界長城，北抵貝加爾湖。“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因此，他們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區，肆意搶掠人畜，劫奪敗物，嚴重地威脅着西漢的統治政權。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漢高祖親率三十萬大軍，決心以軍事力量對抗的辦法解除北方的邊患。但是，劉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萬人馬圍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後因賄賂冒頓閼氏才得以解圍。經過這次較量，宣告了漢高祖對匈奴的戰爭政策的失敗。
因此，如何處理與匈奴的關係，怎樣解除北方的邊患，成了西漢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漢高祖在徵求對策時，建信侯劉(婁)敬第一個提出了和親政策，他認爲：“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他主張與匈奴和親來換取邊境上的安寧，他說：“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況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劉邦無奈，只好接受了這一建議。所以，“和親之論，發於劉敬”。當劉邦和呂后商量把長公主嫁到匈奴時，呂后哭泣着說：“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劉邦只好改爲“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遂派劉敬爲和親使節。
冒頓單于之所以同意和親，是因爲和親給匈奴帶來了許多好處。第一，通過和親，匈奴可以得到大財物。每年西漢都得送給匈奴許多絮、繒、酒、食物等;第二，匈奴可以達到通關市的目的，以獲得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賈誼說過：“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第三，和親並不能限制匈奴的搶掠活動。
在這一時期內，匈奴十分驕橫。冒頓單于在給高後的信中語言粗魯，對西漢十分不敬。高後大怒，樊噲要率兵十萬攻打匈奴，卻嚇壞了羣臣。季布說：“噲可斬也!”並說樊噲是“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圍之事，高後只好忍氣吞聲，讓張釋回信。在信中用“弊邑恐懼”、“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等卑恭語言求饒，送去車二乘，馬二駟，“因獻馬，遂和親”。
文景之時，仍然繼續執行高祖的和親政策。每當匈奴掠奪過後，文帝也只能在給匈奴單于的信中寫上幾句：“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隨信再送去一批財物了事。
自劉敬提出和親以來，和親與賂遺成爲西漢對付匈奴政策的主要手段。自高祖六年(公元前二0一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0年)，《漢書》記載和親事有九處之多。從這一時期來看，由於力量對比所致，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態度是好言相敬，財物籠絡，乞取和平。因此，和親只不過是給民族關係上披上了一層和平友好的外衣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和睦親善。匈奴帶來的邊患還是不時出現的，從高祖執行和親政策以來，見於記載的就有二十來處，正如史書所講：“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當然，在緩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不能說是沒有一點作用，畢竟帶來了幾年邊境上的比較安寧的時期。如景帝時，匈奴“時時小入盜也，無大寇”。但是，從劉敬首倡和親的目的來說是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
漢武帝當政爲第二時期。西漢王朝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天下比較安定，戶口大增，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政治上，漢武帝繼續實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戰勝了同姓王的叛亂，地方割據勢力已被削弱。同時，漢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協助下，實行了國家壟斷鑄錢、鹽鐵官營、平準、均輸、告緡等一系列措施，鞏固了中央集權，又增加了國家收入。在軍事上，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文景時期，賈誼的積極防禦和晁錯的“徙民實邊”的建議被採納，實行耕戰結合。在此基礎上，漢武帝積極擴軍備戰，“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軍事力量大振。漢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於馬邑用計引誘匈奴，佈下三十萬大軍準備伏擊，匈奴只好退走。“自是後，匈奴絕和親”。馬邑衝突事件標誌了西漢對匈奴政策的轉變。此後，漢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衛青擊敗匈奴軍，收回河套地區，有力地保衛了長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佔領了河西地區，打通了西漢通往西域的道路，遠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衛青與霍去病分兩路大敗匈奴。在此期間，匈奴曾多次主動提出和親一事，西漢由於國力大振，對此並無興趣，因而提出了這樣的條件：“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匈奴單于卻重彈老調：“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雙方關係並未緩和。
西漢對匈奴的戰爭雖然取得了很大戰果，但徹底打敗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西漢大外交家張騫分析形勢，向武帝出謀劃策，他說：“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張騫對形勢的分析是很有見地。當時，烏孫的力量逐漸強大起來，成爲西域強國，也極力想擺脫匈奴的控制。所以，當漢武帝派人結爲聯姻時，烏孫王同意了。隨後，武帝先後將細君公主、解憂公主嫁給烏孫王。這次和親達到了“斷匈奴右臂”的預期目的。在西漢與烏孫聯合進擊下，匈奴軍屢屢戰敗，每況愈下。
漢武帝與匈奴斷絕和親，卻同烏孫採取和親，說明了西漢時期已把和親作爲一種外交政策，根據形勢的不同而運用。這個時期的和親政策，是以強大的武力作爲後盾的。張騫通使西域時，烏孫王在匈奴和西漢中間到底依靠誰，一直猶豫不決。烏孫王爲此派人到西漢進行實際瞭解，看到西漢的實力強大，才決定與西漢和親。如果不是以強大的武力作後盾，漢武帝的和親政策，也是不會取得什麼效果的，只能重蹈漢初和親政策的覆轍。
從漢宣帝開始是第三時期。在這個時期，西漢與匈奴的關係從戰爭政策又回到和親政策，但與漢初的和親政策是不同的。對匈奴政策的轉變，也是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漢連連打敗，長期戰爭的動亂，也使匈奴內部貴族之間發生了分裂，因而國力大減。宣帝五鳳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單于爭主，後來又分裂爲南、北匈奴，互相對峙。在南、北匈奴的戰爭中，以呼韓邪單于爲首的南匈奴爲了擊敗匈奴，同時也爲了得到西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於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議，“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邪單于親自入漢，表示臣服，使漢匈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西漢這時同意與匈奴和親，也是有其原因的。儘管漢武帝在對匈的戰爭中取得了很大勝利，但“徵發煩數，百姓貧耗”，“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夏侯勝對此曾做過分析，他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可見，國力損耗也是很大的。經過“昭宣中興”，國力纔有所恢復。呼韓邪單于三次入朝，以蕃屬相稱，極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擊潰了北匈奴，使西漢的疆域伸展到了長城以外。呼韓邪單于藉助於西漢的力量統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漢元帝於竟寧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將王嬙嫁給呼韓邪單于爲妻，重敘和親友好，直到王莽當政時期。
這個時期的和親，同樣也是以國力爲基礎的。當時，漢朝國勢強大，“萬夷懾服，莫不懼震”。漢元帝之所以同意和親，是以呼韓邪單于“願守北蕃，累世稱臣”爲條件的。同時，元帝也是貫徹“服則懷之以德”的大漢族主義的外效政策，以宣揚大漢之盛德。這次和親政策的效果十分顯著，“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使北方出現了幾十年的安定局面。
有的人認爲，是“西漢統治者主動採取的民族友措施”。事實並非如此。如上所述，西漢首先提出和親，並不等於主動，而是出於被迫，這是其一。其二，應該劃清“和親”與“民族友好”的界限。和親是統治階級處理民族關係的一種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爲了民族友好。當然，我們也並不排除和親在客觀上有時也會產生有利於民族友好的效果。但是，我們卻不可將某些客觀效果視爲主觀動機。
也有人認爲，和親“是一種屈辱妥協的消極防禦政策，是一種變相的納貢”。我認爲，對於一種社會現象做出概括性的結論，就必須毫無例外地掌握與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事實的全部總和，而不是抽取個別的事實。否則，得出來的結論也就難免失當。西漢後期，匈奴已經成爲西漢王朝的藩屬，呼韓邪單于多次主動要求和親，元帝爲了宣揚大漢的威德才應允。這時的和親已經不是“屈辱妥協的消極防禦政策”，也不是“變相的納貢”。因此，把西漢和親政策籠統地做出“屈辱妥協”的論斷，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確的。
還有人認爲，把西漢的和親政策說成是“打入單于庭，隨時偵伺或破壞西漢統治集團中‘聯胡或依胡’的反動勢力”，“同時也爲了在政治上加強對單于的影響，進而左右其決策，而且也不妨伺機進行瓦解匈奴的陰謀活動”。不知此論是否有確鑿的材料爲依據，否則，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漢王朝幾個時期和親的具體目的並不完全一樣。而和親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決於西漢國力的強弱。因此，對西漢乃至歷代的和親政策都要作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總之，我國古代民族間的關係，決不象某些論者講的那麼甜美和諧。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裏，各民族間根本不存在什麼“和平共處”、“平等聯合”。恰恰相反，更多的卻是民族間的壓迫和剝削，民族之間的交往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是不容粉飾的歷史事實。如果古代民族關係是那麼美好，那麼，各族人民的鬥爭不就多此一舉了嗎?歷史是一門嚴肅的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的結論，只能來源於歷史實際，決不能把歷史事實削足適履地服從於現成的結論，也不能用現成的公式任意剪裁歷史事實，更不能虛構。
歷史作用
漢宣帝即位不久，曾發兵二十餘萬並聯合烏孫的兵力大舉進攻匈奴，匈奴遭受重創，“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派專使入漢“請和親”。宣帝繼續奉行漢武帝末年“與民休息”政策，正欲結束與匈奴的戰爭，消弭邊患，以“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遂同意其請，於是與匈奴“復修和親”。雙方遂弭兵敦好，斷絕了73年之久的和親關係此時又恢復了。此後不久，匈奴內部發生大亂，五單于爭立，互相殺戮，連年戰亂，後來只剩下郅支和呼韓邪兩單于對立，形成了匈奴的第一次分裂：郅支佔據單于王庭，是爲北匈奴;呼韓邪遷於漠南，是爲南匈奴。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率衆歸附漢朝。南匈奴附漢，標誌着在漢匈關係史上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性變化。
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後，於公元前36年在漢朝協助下，戰勝郅支單于，郅支敗亡，北匈奴瓦解。公元前33年，呼韓邪入漢，“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歡)喜”，遂號昭君爲“寧胡閼氏”。此後，漢匈之間經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代，一直保持了和好關係。“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邊城晏閉，牛馬布野”，長城南北呈現出一派安寧景象。爲了紀念這次和親，漢元帝改元“竟寧”，這在我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例。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在包頭附近漢墓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字樣的瓦當殘片，據考證乃是西漢末年之物。還有傳世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的字樣，完全同於瓦當殘片的文字，很可能是屬於同一年代的。西漢末期同匈奴只有“昭君出塞”這一次和親，所以極有可能這些磚與瓦當是爲紀念王昭君和親而專門製作的。可見漢朝、匈奴兩方面對這次和親均予以相當的重視。
和親是政治活動，它的規格是由雙方力量對比來決定的。南匈奴歸順於漢時，雙方的優勢和劣勢已然易位，漢朝儘管應允了呼韓邪的和親之請，只是爲了鞏固自己的優勢，進一步使匈奴臣服。正因爲雙方強弱異勢，同以往的和親者相比，這次同匈奴之間的聯姻活動，和親女子的身份最低，僅僅是是“待詔掖庭”的宮女。正因如此，《漢書》記王昭君事，文字甚爲疏略，反映了其作者班固對王昭君的輕視。對於呼韓邪單于的請婚，漢元帝的反映並不積極。既捨不得也認爲沒有必要再將宗室女嫁出塞外，只肯“賜予”宮女。這種規格是低得無可再低了。近代學者王桐齡將漢代和親女子分爲四等七級，王昭君被劃入“不列等”的第七級。他說：“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賜稱臣、納貢、入朝之呼韓邪單于者，乃完全爲贈品也”。“賜”宮女當然比“降”公主差得遠，所以嚴格說來，“昭君和蕃”算不得漢家皇室與匈奴單于之間的和親或聯姻。漢高祖同匈奴和親，記錄了漢的失敗和匈奴的勝利;漢元帝同匈奴和親，記錄了漢的勝利和匈奴的失敗。雖然都名爲“和親”，但前者是漢“奉”匈奴，而後者是漢“賜”匈奴——性質迥然有異。
翦伯贊先生指出：“和親也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有些和親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沒有任何被迫的情況存在”。所以如此，完全與當時漢匈雙方力量對比有關。西漢末期時的情況與漢初時已大不相同。從漢武帝開始所採取的一系列軍事、經濟和外交措施，改變了漢朝周圍的政治地圖，形勢對漢朝空前地有利。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建立以後，西域三十六國正式內屬漢朝，成爲西漢政權所管轄的地區。一度是“百蠻大國”的匈奴，經過漢朝軍隊犁庭掃穴式的軍事打擊後，勢力一蹶不振，再加上天災頻仍，大批人畜死亡，社會經濟面臨崩潰，遂“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丁零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左地西嗕部落數千人驅畜南下降漢;而且“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匈奴遂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與此同時，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趨於尖銳化，出現五單于爭立的混亂局面。呼韓邪單于爲郅支單于所敗，被迫退出漠北王庭，他在形勢窘迫的情況下認清“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的大勢，於是決定歸附漢朝，稽首稱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首次入漢，朝見漢宣帝於甘泉宮。宣帝對呼韓邪寵以殊禮，使其位居諸侯王之上，頒賜給他“匈奴單于玉璽”。在單于之下，二十四長及千戶、百戶、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皆有漢朝政府頒發的印章，印章皆冠以“漢”字。從此時起，匈奴和漢朝的關係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西漢王朝成爲凌駕於匈奴君臣之上的中央政權。從呼韓邪開始，匈奴“三世稱藩，賓於漢廷”，數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匈奴對漢朝的臣屬關係。“昭君出塞”既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就顯然與漢初對匈奴的和親及漢中葉對烏孫的和親性質大不相同。此時漢朝對匈奴的聯姻帶有強烈的“權納懷柔”性質，體現的已不再是政權與政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出嫁漢女的身份不再是“公主”而是“宮女”。嚴格說來，這不是“和親”而是“賜婚”。
然而如前文所述，儘管昭君等和親女子身份低微，但這次和親規格卻相當高，甚至以盛大、隆重形容之也不爲過。究其原因，實與昭君的個人魅力與呼韓邪單于機智、權變有關。昭君的個人魅力不僅在於她的天生麗質，更在於她罕見的勇氣。有學者讚揚她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慷慨應召……去肩負鞏固和加強漢匈兩族友好關係的重大使命”。儘管話中有些溢美之辭，但在漢元帝應允呼韓邪請婚之際，昭君“請掖庭令求行”不能說不是驚世駭俗之舉。呼韓邪以昭君爲閼氏，而且號爲“寧胡閼氏”，也充分體現了他靈活的政治頭腦和因時乘勢的才能。呼韓邪將一個普通宮女擡舉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能排除他爲昭君絕色而傾倒的因素，但更是從政治需要出發的：一方面表現出對漢朝的尊崇與感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在名義上將“賜婚”改爲“和親”，得體地維持了本民族的自尊。這樣一來，漢朝也不好過分怠慢了。於是，順水推舟地升高了和親的規格，昭君之兄子王歙也被封爲和親侯，護送昭君出塞。沒有這個規格的變化，這次和親活動勢必減色，也就不會成爲千古流傳的佳話了。
一種較普遍的意見認爲：王昭君對於民族和好固然有所貢獻，但就其個人遭遇來說，終歸是個悲劇。昭君雖然是自願請行，但那是“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而抗爭的一種方式，決不爲了尋求愛情。呼韓邪單于姬妾衆多，而且年歲等於昭君三倍左右，已是風燭殘年之人，不可能是昭君所鍾情的對象。其實事實未必如此，關鍵是看問題的角度。倘若王昭君不是自願請行，就只能作爲漢朝君主一個備用而未用的玩物，困守在漢宮小小的天地裏，青鎖紅牆，埋沒一生。即使有朝一日爲皇帝所“幸”，在佳麗數萬的漢宮中，昭君也恐怕難免如馮媛、傅昭儀那樣“色衰愛弛”的結果。何況在她辭行之後不久，元帝即一病而亡，按照漢制，昭君作爲“待詔掖庭”的宮女，將守着靈柩，老死墓園。與此相反，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遠赴塞外絕域，其命運可說是發生重大的轉折。因她的美貌才情和其來自漢朝的強大背景，在匈奴王庭中享有“母儀行國”的崇高地位——被呼韓邪單于封爲“寧胡閼氏”即是明證。從史書的零星記載來看，昭君在匈奴的家庭婚姻很是圓滿。她爲呼韓邪單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師，被封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後，其嫡子雕陶莫皋即單于位。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風俗與法律，作爲“庶母”的昭君遂與新單于成婚，又生下兩個女兒。相形之下，她倘若留在長安，便只能囚守墓園，鬱鬱而終;塞外卻有着浩淼的蒼穹和廣闊的草原，展現出一片嶄新的自由天地，使她擁有了豐富、充實的生活內容。所以說，昭君主動請求出塞和親，在主觀上，她是爲了掙脫樊籠，尋求自己新的生活;在客觀上，則進一步地密切了雙方關係，開啓了胡漢和好的新篇章。昭君出塞，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播下了漢匈和平友好的種子。他的兩個女兒須卜居次和當於居次，都爲維護漢匈友好發揮很大作用。漢匈雙方都曾利用王昭君的關係來緩和民族間的矛盾。王莽曾邀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訪問長安，“入侍太后”;漢朝廷封王昭君之侄王歙爲和親侯、王颯爲騎都尉展德侯，常派他們出使匈奴，同單于進行聯繫，斡旋雙方關係。昭君的大女婿須卜當是在匈奴中掌實權的大臣，他們夫婦二人極力促使漢匈和好，因此在建國五年(公元13年)擁立同他們關係親密的原右犁污王鹹爲單于，勸導他與漢和親，進一步密切漢匈關係。總之，“昭君出塞”無疑如同一條無形的紐帶，更密切了西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的關係。作家王族說：“王昭君嫁給呼韓邪，讓匈奴和中原像握緊了的兩隻手，從此再未分開，被排擠出局的郅支像另一隻孤獨的手，再也抓不住命運的稻草，在歲月的長河中幾經沉浮，便沒有了蹤跡”。他是用文學的語言道出了歷史的真實。
千百年來的中原騷人墨客，幾乎都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難，所以爲之傷感、同情，發而爲詩，大多名爲“昭君怨”。但正如董老詩中所諷：“詞客各抒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這些人宣泄的是一種大民族主義思想感情，與歷史事實卻不相符。獨有清代滿族詩人彥德以下這首詠昭君詩，不同凡響：“閨閣堪垂世，明妃冠漢宮。一身歸朔漠，數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論，幾於衛霍同。人皆悲遠嫁，我獨羨遭逢。縱使承恩寵，焉能保始終。至今青冢在，絕勝賦秋風”。這可說是眼光公允、切中肯綮的評價。歷史爲王昭君這位獻身民族友好的“遠嫁的姑娘”(翦伯讚語)做了最好的鑑定，大青山下、大黑河畔的千年古蹟昭君墓就是永恆的物證。被稱爲“青冢”的昭君墓體現了人們對王昭君的欽仰和懷念，正如翦伯贊先生所說：“在內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象徵，一個民族友好的象徵;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
《漢書》作者班固說：“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班固這番議論，概括道出西漢前、中、後三個歷史時期對匈奴的三種政策，都是“權時施宜”的有效措施，通過對匈奴採取靈活權變、審時度勢的對策，經過長期的搏弈對局，終於出現了西漢末年的景況：“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宴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西漢和親之策的性質，也具有前、中、後三個時期的變化。總的來說，前期對匈奴的和親是消極、無奈的，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種妥協。中期對匈奴以戰爭代替和親，是在優勢下用軍事打擊爲以後有效的羈縻創造條件;同時對烏孫的和親則是結好與國，組成對付匈奴的政治、軍事同盟。後期對匈奴的和親是其羈縻政策的組成部分，爲的是進一步籠絡奉藩稱臣的匈奴單于，達到鞏固邊圉的目的。作爲和親使者的漢女，只能因時乘勢，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發揮出不同的作用。一般來說，和親女子只要接受命運的安排，就可以算是完成了歷史使命。她們身不由己，似乎很難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主動的作用。和親烏孫的劉解憂與和親匈奴的王昭君卻與衆不同，她們的可貴之處，正在於能在被動的境遇中起到某種主動的作用，盡力爲民族和好作出自己的貢獻，體現的是犧牲自我、顧全大局的獻身精神。在西漢時期和親少數民族的漢女當中，人們尤其欽仰和懷念解憂與昭君，概由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