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嚴禁官員異地任職時，私自購房的。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一種政治待遇，辦公住家一體化，官多房少，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爲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日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含義。因其不僅所有權姓“官”，即屬於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官員不得添置任何傢俱，供給知縣的傢俱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餘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也就是說給你多少傢俱，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反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俱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記載，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爲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載：侍中董賢爲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於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太平御覽》引《漢書》稱，光祿大夫魏霸喪妻，其長兄還特意“爲(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種政治待遇：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記載，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爲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衆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
蘇軾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後，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衆。後來章惇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也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覆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此爲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
辦公住家一體化：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爲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爲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漢時“吏”之概念包含“官”義)，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記載，趙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着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後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乾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爲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以及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等。
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係上考察，分佈在長安居民區裏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爲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記載，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准，“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他房子。
《唐語林》記載，永寧坊有一幢被風水先生稱爲“金盞地”的住宅，先後有王鍔、韓令弘、史憲誠、李載義等許多大臣住過，可知這都是與職務相關的待遇。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爲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小官員居住官舍的情況也有，盧照鄰《病梨樹賦並序》稱：“癸酉之歲(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餘臥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謂：聽坊內的老居民說，以前鄱陽公主在此住過，名醫孫思邈也在此住過。看來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長安志》稱，北街崇仁坊與尚書省選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參加考選的官員而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來應有官舍供付費居住，於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恰是機關集體宿舍的景象。
傢俱雜用不許擅自添置：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傢俱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爲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傢俱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餘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彙報。朱元璋得知後，爲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據此可知，給你多少傢俱，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反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俱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裏一張躺習慣的藤牀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彙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牀，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爲宰相，亦不得違犯。
因爲缺少專項的建築和維修基金，又無完備的物業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務廳兼管，在州縣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數時態下，機關住房的條件包括有關生活設備，都很差勁，通常總要隔許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