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人口衆多，幅員遼闊，但是土地面積少，所以住房成了人們生活當中的一個困難問題，政府也制定和更改過很多措施，以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很多城市的中低收入者仍然買不起房，而官員的住房，更是歷代政府都很重視的問題，古代是怎樣解決官員住房的呢?
官員的住房名叫“官舍”。爲了辦公方便，官舍與官衙常常連在一起。白天在官衙辦公，晚上回官舍住宿，年復一年，天天如此，理當如此在官員們看來，自己是“朝廷命官”，國家理當解決官員住房。秦王朝建立之後，忙着清理戰爭遺蹟，解決好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等重大問題，來不及考慮管員住房問題，秦王朝就垮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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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建立漢王室之後，官員住房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向全國發布了《同安輯令》。其中規定：凡是列侯這一級官員，都發給官印綬帶，賜給寬大的住宅;俸祿兩千石的武官，可以遷居首都長安，賜給差一點的住宅。這是給予開國功臣的住房待遇，同時也給一般官員解決住房。《漢書.何並傳》載：“(何並)性清廉，妻子不捨官舍。”是說何併爲官清廉，不讓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不用說何並是有公房的。《漢書》卷九十三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侍中董賢爲了變現自己，節假日也不回家，漢哀帝大受感動，“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把其妻搬進董賢在宮中的住所。從這兩個例子來看，西漢至少在中後期，管員有了居住的公房，而且家屬也可以進來住上幾天。
隨着社會的發展，官員越來越多，官舍建設速度跟不上管員數量的增長，於是出現官多房子少的問題。《後漢書》卷二七載：太中大夫張湛“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太中大夫食祿千石，常伴皇帝左右，像皇帝身邊的這種人，還要等候房子，可見官舍到了何等緊張的地步。另從《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記看，漢晉時全國管員總數約爲7000人，隋朝後擴大到12576人，唐朝膨脹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當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顧況對白居易說：“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其實，當時的長安不僅米貴，住房也是很緊張。可以相見，兩千多名居住在長安的管員，大都有了老婆孩子，還有奴僕雜役等等，需要解決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緊張，是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大唐政府從改變衙舍建築的格局入手，將辦公的地方和居住之處分爲兩處，衙門原地不動，管員住宅建在外城。從史料記載來看，先後共建起108“坊”。這樣，管員家屬不能再住公房。不過，在辦公區域仍然有管員單身宿舍，主要爲管員值班之用，也適當照顧單身的年輕管員。同事，朝廷對那些德高望重，爲國家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實行特殊政策，允許他們住在官舍，如果管員調動或者或者退休，還要辦好住房交接手續。比如，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這位老臣“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很快找了別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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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改革以後，那些拖兒帶女的官員，如果在長安城裏沒有老家，就要自己建房，那些經濟緊張的人就只好買“二手房”了，官員們從此有了自己的私房，既解決了管員住房緊張的問題，又大大減少了國家對官舍建設的開支，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因而被後來的朝代效仿，不再爲官舍的緊張而頭疼了。
宋朝時期，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設有管理公房的專門機構。在京城開封做官沒有私宅的，不論是誰包括那些高級官員，都要租房子住，《宋史》卷二七五記載大將軍劉福，他的幾個孩子勸他蓋大房子，劉將軍爲此大發脾氣：“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堅持不造房子，仍租房子居住。結果劉福眼睛一閉，他的兒孫差點流浪街頭。《宋史》卷二八七還有這樣的記載：副宰相楊礪，位高權重，照樣沒有自己的房子。他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楊礪是在陋巷裏租房子住，以至於皇帝的轎子都擡不進去。堂堂副宰相混到了這種地步，可見宋代宋代官員住房是怎樣的情況。
元朝其實也好不到那去。從《元史》卷一八二看，集賢殿大學士宋本是大都人，原先的房子被父親賣掉，他本人考中進士之後，可謂一帆風順，但是房子的問題卻解決不了，也是終生租房子居住，不過，元代允許自籌資金購買房產，比如國子監，禮部等部門，通過這種方式，建設或購買了一批房子，爲本部門的官員解決了住房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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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管員住房採取了新的措施。當時的京官依照品級的高低，可以使用皁役爲家裏做雜物，也可以不用皁役而將給皁役的工錢折算歸自己。這些錢積攢起來，允許將本單位公房一次性買斷。但是，房子的所有權並不歸屬於個人，其產權仍屬於機關單位，官員若要調走或退休，必須把房子退還給所在單位。
清代的官員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基本實行福利分房，制定有住房標準，由政府按照級別分配。如一品大員給住房20間，形同小型的王府;二品官員給住房15間，，三進三出的大院;三品官給住房12間。往下類推，七品縣官給住房4間，就是九品科級幹部也給住房3間，是個像樣的四合院，住個兩代之家也沒有問題。官員住房超標，就要受到查處，一般也不允許搞豪華裝修，有些官員就在住房問體上出了問題，甚至被送進了班房，住進了這樣的“公房”而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