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 〔唐代〕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思國之理 一作：思國之治)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胡越 一作：吳越)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想讒邪 一作：懼讒邪;弘茲 一作：宏茲;在君 一作：君臣)
譯文
我聽說想要樹木長得好，一定要使它的根牢固;想要泉水流得遠，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國家安定，一定要厚積道德仁義。源泉不深卻希望泉水流得遠，根系不牢固卻想要樹木生長得高，道德不深厚卻想要國家安定，微臣雖然愚笨，(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您這)聰明睿智(的人)呢!國君處於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間尊大，就要推崇皇權的高峻，永遠保持政權的平和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環境中想着危難，戒奢侈而行節儉，道德不能保持寬厚，性情不能克服慾望，這也如同挖斷樹根卻想要樹木長得茂盛，堵塞源泉卻想要泉水流得遠一樣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賦予的重大使命，他們沒有一個不爲國家深切地憂慮而且治理成效顯著的，但一旦功業建成就德性衰減。國君開頭做得好的實在很多，能夠堅持到底的大概很少。難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難嗎?當初取得天下時纔能有餘，現在守天下就顯得才能不足，什麼原因呢?因爲處在深重的憂慮之中，一定能竭盡誠心來對待臣民。成功之後，就放縱自己的性情來傲視別人。竭盡誠心，就會使敵對的勢力和自己聯合;傲視別人，就會使親人成爲陌路之人。即使用嚴酷的刑罰來督責(人們)，用威風怒氣來嚇唬(人們)，人們最終只求苟且免於刑罰而不懷念感激國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但在心裏不服氣。(臣民)對國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的力量;(他們像水一樣)能夠負載船隻，也能顛覆船隻，這是應當深切謹慎的。用腐爛的繩索駕馭疾馳的馬車，這樣可以忽視不理嗎?
統治天下的人，如果真的能夠做到一見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東西就要想到用知足來自我剋制，將要興建什麼就要想到適可而止來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謙虛並加強自我約束，害怕驕傲自滿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樣能夠(處於)衆多河流的下游，喜愛狩獵就想到網三面留一面，擔心意志鬆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終，擔心(言路)不通受矇蔽就想到虛心採納臣下的意見，考慮到(朝中可能會出現)讒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罷黜奸邪，施加恩澤就要考慮到不要因爲一時高興而獎賞不當，動用刑罰就要想到不要因爲一時發怒而濫用刑罰。全面做到這十件應該深思的事，弘揚這九種美德，選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選好的意見而聽從它。那麼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獻出他的謀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愛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誠信的人就能獻出他的忠誠。文臣武將爭先恐後前來效力，國君沒有大事煩擾，可以盡情享受出遊的快樂，可以頤養得像赤松子與王子喬那樣長壽，皇上彈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說什麼，天下人就已經都有教化了。爲什麼一定要(自己)勞神費思，代替臣下管理職事，役使自己靈敏、明亮的耳、眼，減損順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賞析
《舊唐書》曾讚揚魏徵的奏疏“可爲萬代王者法”。對於魏徵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視，說它是“言窮切至”，使得自己“披覽亡倦，每達宵分”。他還曾使用“載舟覆舟”的比喻來訓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經常拜讀這篇奏疏，用以規戒自己。由此可見它在封建時代的重要意義。即使到了現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觀點，也仍有值得借鑑的意義。
這篇奏疏，在寫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文章根據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績之後，逐漸驕傲自滿，生活日趨奢靡地情況，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誠以待下”，必然會使“骨肉爲行路”，最後導致至親疏遠，君臣解體，離心離德，難於保守天下。奏疏不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危害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對症下藥，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確具體，又實用而不空泛，針對性很強。
奏疏從頭至尾，多用駢偶，或相對爲文，或排比論述，辭工文暢，音律和諧，鏗鏘成韻，讀來如覺連珠滾動，文章一氣呵成，論述步步爲營，氣勢雄健有力，警示振聾發聵。
《諫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諫議大夫魏徵寫給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鑑不遠，故能勵精圖治。隨着功業日隆，生活漸加奢靡，“喜聞順旨之說”，“不悅逆耳之言”。魏徵以此爲憂，多次上疏切諫，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開篇，通過成敗得失的比較推論，歸結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爭取人心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中，魏徵緊扣“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規勸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終，虛心納下，賞罰公正;用人時要知人善任，簡能擇善;生活上要崇尚節儉，不輕用民力。這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安邦治國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闢的論述，其主題是在於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君王必須努力積聚德義，具體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等十個建議。寫得語重心長，剴切深厚。
魏徵敢於直諫，在貞觀年間先後上疏二百餘道，強調“兼聽則明，偏信則闇”，對唐太宗開創的千古稱頌的“貞觀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闡明的是爲人君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主旨。《諫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規勸唐太宗在“貞觀之治”取得成就以後，仍要牢記隋亡的教訓，“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善始”、“克終”，以“積其德義”，使國家達到到長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觀止》評價：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道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德也。魏公十思之論，剴切深厚可與三代謨、誥並傳。
魏徵這篇諫疏是規勸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文章第—段即開宗明義，用樹木、河流作比，說明“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難”的道理，並從“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結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體內容。所謂“十思”，歸納起來，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滿、寬容仁慈、慎始善終、虛心納言、拒邪黜奸、刑賞以法。
以“固本思源”爲喻，說明“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重要性。
開篇並沒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內容，而是以生動形象的比喻打開話題。“臣聞”的口氣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從正面說，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題：“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三個排比句，兩個作比喻，一個明事理，淺顯易懂，不容置疑。再從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這樣就加重了強調意味。反問的一句，差不多帶有“挑釁”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處。接着，進一步明確指出，“人君”地位高，責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要想國家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一樣荒誕。這一段的結尾，照應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與“水”的比喻。
總結歷史經驗，並從創業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論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終者蓋寡。”開頭幾句，寥寥數語，就概括了歷代君主能創業不能守成的普遍規律，這雖說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國之安”，就必須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來，作者以“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設問，引出更爲具體的分析論證，指出“殷憂”與“得志”的不同心態：殷憂，則竭誠待人;得志，則縱情傲物。而“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對人的態度不同，其結果反差強烈，這說明能否恭儉下人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動用嚴刑也無濟於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這裏借鑑古人的論述，將君和民的關係比作水與舟的關係，發人深省。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體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內容是正己安人，但具體又有所側重。“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這兩條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等;“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這兩條是戒驕戒躁，勸皇帝要恪守職分，不驕不躁，虛懷若谷，從諫如流;“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是勸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慾望，要持之有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是勸皇帝勤勉政事，處置謹慎，不要怠惰;“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是說“兼聽則明”，放低身段，多聽取臣下的意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是說“偏聽則暗”，自己有傾向直臣，罷黜小人;“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是說賞罰要按國家尺度實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頗。“十思”就是十條勸戒，語語坦誠，字字驚心。文章最後從正面論述做到“十思”的好處，描繪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從用人，納諫，賞罰，多方來講、其中提到的“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即“用人”“納諫”策略，實際上成爲初唐的治國方略，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跟隨其父親李淵反隋時作戰勇敢，生活儉樸，頗有作爲。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在貞觀初年，他借鑑隋煬帝覆亡的教訓，進一步保持了節儉、謹慎的作風，實行了不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經過十幾年的治理，經濟得到發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來，加上邊防鞏固，內外無事，唐太宗逐漸驕奢忘本，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遊，勞民傷財。魏徵對此極爲憂慮，他清醒地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後面隱藏着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寫了《答魏徵手詔》，表示從諫改過。這篇文章被太宗置於案頭，奉爲座右銘。貞觀十三年，魏徵又上《十漸不克終疏》，直指太宗十個方面行爲不如初期謹慎，被太宗書於屏風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