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1895.12.7-1965.10.9)，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陽(今邵東)人，1911年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系主任，與梁啓超成爲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9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在任期間改革清華大學歷史系，建立起全國一流的史學陣營;1935年受到蔣介石的賞識，棄學從政，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45年被任命爲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任臺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被譽爲國民黨官員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紐約去世，享年70歲。
人物簡介
蔣廷黻(fú)(1895.12.7-1965.10.9)，中國歷史學家，民國時期外交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今屬邵東縣)楮塘鋪(今屬廉橋鎮)一箇中等農家。
1911年，由教會資助赴美求學。先後就讀於派克學院、奧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歷史，獲哲學博士學位。
1923年回國，先後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他主張兼重中外歷史，兼採中外史學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正是師從於他。
“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當頭，他和胡適一起創辦《獨立評論》，品評時政，並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見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從政”的浪潮中，1935年12月，蔣廷黻以非國民黨員的學者身份參加國民黨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從此離開清華大學;後在國民政府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爲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1961年11月，改任臺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於紐約。
蔣廷黻是南開歷史系的創建者，他主持開設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來之歐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堅合衆國通史、近世歐洲經濟史、歐洲列強擴充他洲史、歐洲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史、歐洲外交史、中國外交史等課程。蔣廷黻知識淵博，長於演說，講課很受歡迎。
他在南開主持歷史教學長達6年之久，不僅把西方史學研究方法帶到南開，且吸收歐美最新研究資料和成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構建了南開西方史學的課程體系，在當時的大學歷史系發揮了先導示範的作用。針對中國傳統的治史方法，蔣廷黻特別強調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的重要。他親自帶領學生深入南開大學附近的八里臺村調查村史，瞭解河北逃荒農民在城市郊區聚成村落的變遷軌跡，組織工廠調查團到天津裕源紡紗廠系統調查工人情況，對調查結果用科學方法進行排比，撰寫調查報告。
蔣廷黻在南開歷史系最早開始了中國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並率先在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成爲中國近代外交史教學研究的先驅者。
人物生平
中國外交史學的奠基人
蔣廷黻(1895—1965)，字綬章，筆名清泉。湖南省邵陽縣(今邵東縣)人，1895年12月出生於邵陽縣東鄉黃阪橋一個小康之家。父親和伯父經商，家中略有地產。蔣廷黻6歲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入長沙明德小學，學習新學課程。同年秋轉入湘潭益智中學;1911年由基督教青年會介紹自費赴美求學,人密蘇里州派克學院預科。1914年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同情協約國,加入奧柏林後備軍訓練團。1917年畢業後赴法國參與戰地服務一年。先後在里昂附近的聖芳斯軍需廠和勒克列索的斯耐達兵工廠組織類似茶館的俱樂部，舉辦學習班，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期間，曾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有所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
1919年夏，蔣廷黻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是專攻新聞，繼而改學政治，最終轉學歷史。華盛頓會議期間，曾積極組織“中國留美學生後援會”，擔任英文刊物主編之一，聲援中國代表團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蔣廷黻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英國勞工黨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國,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1929年又接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出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主講中國外交史及法國革命史。並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寫作中國外交史的新標準，主張撰寫外交史必須蒐羅有關各國文件，在寫作形式與內容上開始與國際史學研究接軌，形成了區別於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重綜合、重分析、重對歷史的整體把握的新學派。他編著的《評<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選輯》(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1932)、《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1934)、《中國近代史》(1938)等，爲民國外交史新學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的主和派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在燕京大學發表演講，支持政府劃錦州爲“中立區”的政策，遭到燕大師生通電反對。1932年春，他和胡適等創辦了政治性刊物《獨立評論》，成爲核心人物，在對日主張方面，他贊同丁文江的倡議，仿照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爲了保住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簽訂《佈列斯特和約》，主張“爲了對日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也附和胡適提出的“和比戰難”的觀點，自稱是“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他認爲“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甚至在《獨立評論》撰文批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他對於時局和中國對日關係的一系列主張，很快引起中國最高當局的注意。
1933年夏，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約見蔣廷黻，他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建議先建立一個真正核心地區，然後分階段進行，將來利用抗日戰爭達到統一中國。同年秋，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亦在南京約見蔣廷黻，徵求其對日方針的意見，蔣氏明確反對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日和戰問題。翌年初，蔣介石再次約見蔣廷黻，他建議在“剿共”戰爭中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並稱此爲對付共產主義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駐蘇大使
1934年8月，蔣廷黻赴蘇聯和歐洲收集中國外交史資料，蔣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試探中蘇合作的可能性，並通過外交途徑說明蔣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蔣廷黻會見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亞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對蔣介石，我們把他當成與我們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尊敬”，“我們真誠希望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蔣廷黻致電蔣介石報告：“中蘇利害相同，友誼亟宜培養，互信極宜樹立，如此則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蔣介石覆電甚表嘉許。
1935年冬，蔣廷黻被任命爲行政院政務處長，走上從政道路。其時，行政院對與日本和戰問題展開爭論，他主張“光榮的和平”，並提出一項修建鐵路、發展工業、改良農業的發展計劃，以爲國力增強之後方可言戰，受到實業界的激烈反對，計劃流產。
次年10月，覆被任命爲駐蘇聯大使。政府高層希望蔣氏設法使蘇聯與中國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蔣廷黻卻未能在任內將中蘇關係大力向前推進。客觀原因是中蘇間圍繞着新疆問題、外蒙古問題、出售中東鐵路問題等，矛盾不斷，發展雙邊關係的條件尚不成熟。主觀原因是蔣氏力主“中國與幾個國家(包括蘇聯)結盟的機會比中蘇單獨聯盟的可能性大”，對蘇聯態度的評估與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況下，根據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密電，向蘇聯外交部提出抗議，指責西安事變是“蘇聯指使”，引起蘇方強烈抗議，並導致蘇方對蔣氏的冷遇。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廷黻堅持“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的判斷，亦與國民政府爭取蘇聯加入對日戰爭的外交決策不符，蔣氏任職僅年餘即奉調回國。使蘇期間，經過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蘇已十多年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順利回國，從而使蔣廷黻與小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參與及國際組織外交
歸國後，蔣廷黻繼續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並一度兼代行政院祕書長及行政院發言人。他的主要政務活動集中在內政方面，但也參與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動。
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務處長身份發表正式談話，希望聯合國通過類似《大西洋憲章》的宣言，保證韓國在戰後獨立。此爲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正式對戰後韓國獨立問題表明立場。27日，蔣廷黻應重慶中美文化協會邀請發表《江寧條約的思想背景》，紀念《南京條約》簽署100週年，從一個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條約的起因，主張“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條約，一面促進友邦的友好關係”，在輿論界、外交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3年11月，蔣廷黻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後任中國駐聯合國救濟總署(“聯總”)代表，其工作轉向中國的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聯合國金融貨幣會議，參與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創建。
1945年初，擔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行總”)署長。在分配聯合國救濟物資時，不顧國民黨方面反對，力主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佔領區一視同仁進行分配。11月14日，與“聯總”駐華代表簽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聯總”基本協定》。
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資和設備，在邵陽市設立鄉村工業示範處，興辦了機械、鑄造、製革、農藥、硫酸、水泥、糧油加工、肥料、自來水等小型工廠，爲邵陽現代工業之始。在邵陽東鄉宋家塘設立“華中農業技術推廣站”，開邵陽農業生產新技術和農業機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轉任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代表。
1947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6月，擔任聯合國在上海和馬尼拉舉行的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一屆會議主席。11月，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安理會中國首席代表。
籌劃自由派內閣的幹
1947年1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此後從事職業外交生涯，長達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經解放，美國已經放棄援助國民黨政權的對華政策。在蔣介石的默認和支持下，蔣廷黻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籌劃胡適組閣，企圖促使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任命胡適爲外交部長。這是國民黨最高當局拋向美國的一個試探性的氣球。蔣廷黻不僅贊成胡適出任外交部長，而且主張由胡適擔任行政院長，出面組織自由派內閣。他認爲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就在於缺乏一個在野黨的監督，爲此，積極推動創建以胡適爲黨魁的新自由派政黨，草擬了《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與胡適商定了該黨的核心人物名單。蔣廷黻設想以該政黨爲新內閣支撐。6月中旬開始，他與宋子文、顧維鈞、胡適頻繁磋商，認爲胡適出面組閣“是我們挽救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和最後一張牌”。然而，由於美國政府最終沒有接受這個方案，蔣廷黻等企圖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新中國成立後，蔣廷黻繼續擔任臺北當局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時間長達14年之久。1949年底，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出《中國代表權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聯西方國家代表極力阻撓這一草案在聯合國大會上付諸討論。曾在聯合國第四、五、六屆大會上多次提出所謂“控蘇案”，指斥蘇聯是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摻和起來的共產帝國主義。因此，倍受西方賞識。其間，他發生婚外戀，原妻不斷去聯合國干擾其公務活動，使他無法再在聯合國任職。
1962年，他轉任臺北當局駐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暫居紐約。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口述其回憶錄，計劃結束該項工作後，返臺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國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憶錄僅完成三分之二，即於當年10月病逝。
蔣廷黻學貫中西，後期從政，不置產業，不任用私人，其子侄輩與鄉人，多人求其提攜，均因纔不及任而斥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