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是現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來年特有的社會現象，它是一種發生在春節前後的特殊運輸季，背後則是龐大的人口短期流動。因此從狹義來說古人是沒有春運的，但是從廣義來說，從春節出現那時起，春運現象就存在了，即所謂春節期間的出行。
源頭古代春運同樣緣於過年回家
春節，是中國人及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的節日，在一年所有節日裏，春節最重要，持續時間也最長，民間俗稱“過年”。過年與平日最大的不同是，一家人歡聚一堂，坐到一起吃年飯，共享家庭之樂。因此，除非迫不得已，每個家庭成員都會趕回來，與家人一起過年。
大家爭着“過年回家”，便應該是古代春運的源頭。
爲何過年時一定要回家?據考證，這可能和傳說“年”是個惡獸有關。傳說，“年”長着四隻角四隻足，力大無比，在每年的最後一天，即除夕便會出來作祟。當時生產力低下，個體對付“年”的能力不足，人多力量大，於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的來到，合力把“年”趕走。試想，如果因爲你未回家，而導致家庭被“年”禍害了，那將是多大的不幸?所以不論怎麼困難，有什麼樣的理由，在外的家庭成員都要趕回，助一臂之力。
爲了趕走“年”這個壞東西，在一年的最後一夜除夕，全家都不敢睡覺，“守歲”風俗由此而來。
現代時空概念上的“年”，晚於過年風俗。據中國最早一部釋義詞典《爾雅》“歲名”條解釋，“年”在唐堯時稱爲“載”、夏代稱爲“歲”，商代稱爲“祀”，一直到周代才稱爲“年”。據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現了現代春節的雛形過年，古代的“春運”也就應該出現在這個時候。
需要指明的是，由於受自然、政策，特別是封建時代“父母在不遠游”等禮俗因素的限制，過去人口流動的數量並不大，距離也不會遠，“外出務工人員”並非古代春運的主體，以公務人士和商人爲主。
難題古代春運也面臨“回家難”
春運期間最大的矛盾是運力不足，在古代運力問題同樣存在。
由於道路建設落後和交通工具簡單，許多人因爲路途遙遠，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即便到了交通相對發達的隋唐時期，“回家難”現象也無法改變。雖然史料上沒有具體說明，但從當時詩人留下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隋代詩人薛道衡有一首挺有名的詩，叫《人日思歸》。詩中寫道：“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薛道衡是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人，他當時從北方來到南方。人日是正月初七，這說明薛道衡並未能及時趕回去與家人團聚，而是在外過年的。看看南方歡快的節日氣氛，自己卻獨在異鄉，所以詩中流露出了他心中無限的惆悵和思鄉之情，從側面說明了古代春運“回家難”之現象。
唐代詩人王灣也曾遇到了與薛道衡一樣過年不能回家的情況。
王灣是中原洛陽人，一生中“嘗往來吳楚間”。有一年快過年時，他乘船到了今江蘇鎮江境內的北固山腳下，眼前水闊天長，獨雁哀鳴，孤帆遠行，再嗅嗅越來越濃的年味，王灣一下子動了感情，寫下了《次北固山下》一詩，其中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成了千古名句。
爲了解決薛道衡、王灣這類“人在旅途”者回家過年難題，創造歡樂吉祥的節日氣氛，古代官府也會盡量不在快過年的時候安排外出公務。而相當於今天普通“打工仔”的外出謀生者、經商人士，則會早早動身起程上路，避免延誤。
修路秦代的“高速公路”和“高鐵”
“回家難”的背後實是“行路難”，解決春運矛盾，根本上是要解決交通問題。因此，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不忘修路。
在殷商時代，中國古人便十分重視道路交通的建設，在安陽殷墟考古中便發現了大量車馬坑。到了秦代，中國的陸路交通水平突飛猛進，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修建了四通八達的全國性公路網，這給“春運”提供了便捷。
據《漢書賈山傳》記載，“秦爲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是秦國的國道，從記載來看，馳道並不輸於現代高速公路。折算一下，此馳道寬達69米。不只路寬，路旁邊還栽植松樹，注意綠化降噪，這在當時算是世界第一。
一般認爲馳道爲皇帝專用，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馳道是“天子道”不錯，但“道若今之中道”，也就是說馳道是多功能的，中央部分(3丈寬)纔是速度較快的皇帝專車用道，別的車和人只能走一邊，就與現代全封閉高速公路分出快、慢車道如出一轍。
除了馳道，秦時還有直道，軌路等。軌路是什麼路?是當時的高鐵。當然軌道非鐵軌，是用硬木做的，下墊枕木，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與現代鐵路基本沒有什麼區別。馬車行駛在上面，速度超快。
秦代有“高鐵”這一驚人結論是結合現代考古發現推測出來的，該遺址位於今河南南陽境內，軌路的存在讓《史記》中所謂“車同軌”有了新的解釋。
需要說明的是，秦代的公路網並不是因當時春運的需要而修建的，而是出於軍事戰略物資輸送的考慮，但它對諸如過年這樣的民間風俗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
工具古代春運“大巴”——畜力車
陸路交通在古代春運中佔有主導地位，隨着後期造船技術的日益成熟，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河海地區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這一方式直到近幾十年，才退出春運客流市場。
影響春運效率的，除了路況以外，還有運輸工具。中國不只是最早修築高速公路和使用軌道交通的國家，還發明瞭各種運輸工具。國外學者認爲，車爲蘇美爾人在公元前35世紀時首創，其實中國人也不晚，使用也很早，史料記載在4000多年前的黃帝時代就有車了。
在古代，驅車動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中國最早的人力車是輦，輦是轎子的前身，之後又有癡車、獨輪車、雞公交車、黃包車、三輪車。黃包車和三輪車出現較晚，黃包車是19世紀末由日本傳入中國的，因此北京人稱之爲“東洋車”。
長途運輸，特別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車，它是中國古代的大巴。有馬車、驢車、騾車、牛車等，其中馬車是古代春運最主要的工具，和現代長途大巴一樣重要，至今在北方一些地方仍能看到馬車。
畜力車也分好多種：轏(音同棧)車、輜車、安車、轀(音同溫)車、軺車、傳車、兵(軍)車等。轏車是一種輕便車，結構簡單，車體材料檔次也低;輜車則是大貨車，送人時則變成了大客車。安車就比較高級了，是政府官員或VIP貴賓乘坐的，相當於現代高級小轎車。轀車是一種臥車，有窗，可調節車內溫度，這車子相當於現代豪華房車，是“總統專車”，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不屬古代春運工具，在秦始皇死後，竟然成了高級“靈車”。
古代春運的主體也是普通人，一般能坐個轏車回家就很顯擺了。大多數人只能靠兩條腿或牲畜代步，實現“回家過年”的心願。因爲不是一天能到家的，古代路邊的小飯店、家庭旅館、官辦驛站也多，食宿方便。
收費唐代春運有全國統一價
爲保證節日運輸，中國古代有官辦、商辦、民營三類交通體系，但不論是哪一種都是要收費的。逢到節日時，客運和物流費用會比平時貴一些，但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如在唐代，商業運輸便有一個全國統一價，並設有最高和最低限價，連里程速度都有詳細的規定。
據《唐六典》所記，在速度和里程方面的標準是這樣：如果是陸路運輸，馬行每天是70裏;步行和驢行是50裏;車行是30裏。如果是水路，貨船逆(黃)河，要上行30裏;逆(長)江上行40裏;其它河逆水上行45裏。特殊情況可上報水政部門，酌情減少。
費用方面，如果車載1000斤，走100裏，運費是900文;每馱l00斤，走100裏，運費是100文;走山坡道路，運費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價最高也不能超過150文;但走平坦道路時，費用再低也不能低於80文。人背、扛、擡，二人頂一馱收費。黃河和長江以及從幽州(今北京)至平州(今河北盧龍)上水16文，下水6文。其餘的河上水15文，下水5文。
上述是日常物流價格，如果是春運，應該會比平時更忙碌，價格也會有浮動，但基本穩定。這個運費高不高?以開元年間爲例，當時相當於現在基層股級幹部的九品官，一月工資爲3817文，日收入約127文。以“二人頂一馱”來說，擡着100斤的東西走100裏，每人可以得50文，以每天走50裏來說，日收入25文，這在當時可買2鬥米(約25斤)，所以當時的運費並不高。如果走水路，更便宜，“坐船回家”是古人春運時的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