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一戰的關聯性很大
中國面對西方時，是農業文明面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中西之間的貿易不均衡曾導致一系列的衝突，這個衝突是中國對於西方的商業和工業的一種抗拒。但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個大邁進。1842年的《南京條約》開放五口，1860年的《北京條約》幾乎把中國全部開放，這是中國現代化的真正起步。
經過30年的發展，到1890年代初期，中國確實恢復了它的力量。並且在30年的發展中，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架構，經濟依然增長，這是重要的。因此當時的中國人有非常強的自信，比今天講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毫不遜色，但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也越來越明顯。
中國從1860年開始學習西方，從技術層面、工業化層面模仿西方，短短7年時間內就可以消化德國最好的技術，生產最先進的戰艦。後發的優勢是整個體制都投入，這是1870年代。但是增長到1890年代，中國把之前幾十個殖民地都丟掉了。從1871年的琉球、1884年的越南，中間加上緬甸和其它地方，30年的時間裏這些都丟掉了，直到最後一個殖民地——朝鮮，中國不接受再丟了，於是甲午戰爭就爆發了。
甲午戰爭爆發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直接關係，但是(結果)關聯性非常大。因爲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和日本談判達成《馬關條約》，裏面規定朝鮮獨立、賠款、割地和全面開放中國的資本投資，這四條中最重要的是第三個問題，即割地。當時《馬關條約》在簽字的時候是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這些都已經簽完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李鴻章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除和朝廷交涉之外，也在和各國公使交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爲什麼《馬關條約》簽字的那一天，李鴻章到船上馬上有一聲冷笑。日本人說這老頭肯定有陰謀詭計，結果第二天三國干涉還遼。俄國、德國、法國三個國家干涉還遼，而且毫不客氣地告訴日本必須吐出來。日本說爲什麼吐出來?三國說沒有理由，就是必須吐出來。這樣日本在三個國家的壓力下，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中國多出3000萬兩賠款，叫贖遼費。
確實這幾個國家和日本之間沒什麼理由，但是這幾個國家和中國之間有默契、有妥協。在這個事情後的一年多，即1897年11月，德國利用山東曹州教案，兩個傳教士被殺，德國出兵佔領了膠州灣。此後中德通過談判，達成妥協，租借膠州99年;緊接着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灣99年;法國通過談判租借廣州灣、湛江港99年。這時候我們才突然發現，三國之所以干涉還遼就是因爲他們要租借。
“列強瓜分中國”實爲外國資本東移
我們過去的敘事很悲情，民族主義敘事就叫“列強瓜分中國”。其實19世紀中期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產能飽和、產能過剩，於是就往亞太地區轉移。1860年之後，整個西方資本都是往這個方向走，這些國家都向中國大量投資，但是和中國都沒能解決土地的使用問題。滿人曾爲中國開疆拓土，贏得了很多土地，這種對土地的愛護，你可以感覺到滿人不會輕易地丟掉土地。
但是1842年的《南京條約》確實割讓了香港，當時清政府不知道香港究竟在哪裏、有多大，後來發現這個事比較麻煩，和大清發展的方向不一致，開疆拓土怎麼能把土地丟掉了?因此1842-1894年，中國和外國的合作無論多艱難，都沒有辦法在土地使用問題上達成協議。
外國人要求說，你能不能考慮給我一個地方，我的船員漂洋過海幾個月到中國後，放到廣州去、放到內陸城市去，如狼似虎，肯定把中國的民風民俗全部搞壞掉。在過去幾百年的中外貿易交流中，廣東一口通商的時候，都不讓外國商人在廣州城市居住，讓他們住在澳門，到交易時間再過來。都說清朝、明朝閉關鎖國，其實完全是從民風民俗考慮的。那麼在土地的使用上，中國政府找不到出路，西方國家也沒有建設。
因此等到1880年代，特別是德國1870年代統一之後，作爲“帝國主義盛宴的遲到者”，德國資本輸出更加猛烈，在中國北部投資的動作非常大。這就面臨着需要港灣港口的問題，當時德國派工程師到中國沿海勘察水紋和地質狀況，1871年選定了膠州灣。因爲和德國的氣候最吻合，他們在膠州灣生活沒有問題，而且膠州的深水港灣是當時中國沿海最好的港灣。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間都是處於合作開發的貿易往來，並不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如何衝突，而是貿易大幅度增長。但是中國的政策找不到這種機會(解決土地問題)，找不到機會才遇到甲午戰爭這麼大的磨難。到《馬關條約》後，三國干涉還遼得到了一個機會。等後來中德1898年3月份談判時，中德就找到了一個合作的路徑——租借。德國派的一個公使，在日記裏寫得非常清楚，德國政府準備每年拿出20萬作爲租金。中國政府談判時說，租金我不要了，99年歸你投資，99年結束後全部走人。如果後來不是香港一直留到1997年，我們就認爲這都是假的，怎麼可能?就把土地拿去不給了?1997年香港迴歸，是因爲德國、法國、俄國達成協議，英國要求對香港範圍擴大，重新談判，另外英國有租界威海。
那麼過去講的“列強瓜分中國的故事”可以這樣去理解：外國資本向中國來的過程是資本東移。《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列強根據利益均沾的原則就把權益各自分解，兩國談判，多國共享。這樣我們看到，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後的中國是什麼面貌?之前幾十年，洋務運動現代化起步，但基本上是國家經濟佔主導，沒有資本家階級，沒有工人階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商業企業，完全是(國家)壟斷的。
但到《馬關條約》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成長起來，更重要的是之前中國人想辦的事辦到了。比如想修鐵路，過去講中國不想修鐵路，說是因爲風水，那是假的。史料上中國很早就知道鐵路，也想修鐵路，也知道礦產資源的開採，就是沒錢嘛。那麼《馬關條約》之後，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一下子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從1895年到1903年八年時間，中國關內的鐵路，兩條南北大幹線都建成了。而且國際資本帶給中國的規範性、示範性，使中國的民族資本迅速成長。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這樣出來的。
一戰時日本對德宣戰搶山東
再回到德國對膠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國就集中在山東經營，等到1898年的膠州租借協議達成後，德國就更集中地向山東投資，還設立了總督府。德國在中國的投資帶動了山東的快速發展，當然也有負面影響，就是義和團起來了。這些集中投資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斷了。1914年6月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7月德國、俄國介入戰爭。德國一介入戰爭，德國和中國的利益密切相關。1914年8月正式打起來，打起來之後中國政府就面臨選擇。因爲德國和俄國、英國幾個國家對打，包括奧匈帝國，中國政府很難站隊，這時候已經到了袁世凱政府。這個問題選擇很難，因爲這幾個國家都是中國友邦，沒有一個和中國不好，都是好朋友，很爲難，不知道怎麼辦。
中國歷史上能夠選擇的一個示範，就是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三省打，中國中立，你們都是我好兄弟，你們打，我看着你們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在8、9這個兩個月之間一直在猶豫不定，中國的外交官和德日英的外交官密切接觸，各種方案都提出來。德國外交官提出，兩國關係好，多年來的投資使中德之間貿易、經濟、外交往來都很健康，能不能你幫我託管一下，等戰爭結束之後咱們再談，這當然是一個選擇方案。中國的外交官也提出過類似的方案，但是中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猶豫不定。
中國政府覺得，我接手這塊，別國會不會打我，這就是利己主義。那時候中國政府不敢接，又提出方案能不能託管給美國，戰後再還。在這個猶豫過程中，日本和英國就達成了協議。1894年日本和英國就是戰略同盟，英國衰落過程中找了日本這個小朋友，甲午戰爭後日本在強國俱樂部慢慢靠攏了英國。英國和德國一開打，日本說我幫你。就在中國和德國談在山東投資的處分問題時，就在中國(對於參戰)猶豫不定的過程中，日本對德國宣戰。宣戰後，日本並沒有跑到歐洲去(打德國)，而是就在山東比劃一下，把膠州拿下來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裏。
戰爭是象徵性的，有打，中國軍隊也在哪兒，但是就在那兒看着，說你就在這個通道打，通道之外還有老百姓呢，你不能往那邊打。那麼戰爭結束後，日本把山東還給中國，肯定也沒問題。關鍵是中國只要堅定地參戰，不管是哪一邊，都能贏得主動。你對德國宣戰，就能把山東拿回來。其實後來還不是對德宣戰了?哪怕比日本對德宣戰早一天，山東根本不需要真打了，對天上放一槍就行了，山東就接管過來了，戰後再和德國去談投資怎麼收回。
外交失敗引發國體討論
最後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就不了了之，因爲日本佔了很長時間。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佔領山東後，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它的權利，這就是“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在這100多年來被認爲是國恥，是不得了的事，但是仔細分析，這是袁世凱要公佈出來的。1914年10月日本從德國手裏拿到山東後，日本外務省就在密集地商議怎麼處理這個事。日本處理事情要提交一份備忘錄，這個備忘錄需要中國認可，爲什麼?因爲山東的權益之前是德國投資的，德國和中國在1898年有協議，現在打完德國後，如果沒有一個文書是沒有辦法的。
這時候日本和中國外交部商量一個文書，這就是日本提交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對這個“二十一條”裏面的絕大部分是認可的，因爲沒有超出中德合作的範圍，但袁世凱發現裏面有一部分是有問題的，即第五號文件涉及到滿洲和蒙古的權益。怎麼能夠談這個?你跟德國人打，要的是山東權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幫你打了一次俄國，沒有確權，補了這一塊。爲此中國政府和日本談了二十幾次，談到1915年的3月份，還是達成了一個改變後的條約，叫“民四中日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也是接受了山東權益從德國手裏轉給日本，具有正當性，但後來革命敘事把它說成是國恥。
這裏面涉及到國家力量的問題。國家有沒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這就是民主的效率問題，就涉及到國體。中國爲什麼在日本步步緊逼的時候，沒有應對的力量?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變動之後1912年構成的政府。1912年構成的政府是一個沒有效率的政府，沒法決策，所以弄了一個《臨時約法》。政府是一個沒有力量的政府，決策很爲難，想對德宣戰，結果議會不通過。當時戰爭一爆發，嚴復專門編輯西方情報，每天給袁世凱報西方戰場的情況。但中國的決策系統是外交、政府、議會、中間層，因此等到1915年3月，中日之間達成妥協之後，1915年4月又發生了一件事，影響了後面的思想史，就是楊度的文章《君憲救國論》。
爲什麼楊度要講君憲救國，他有三個理由。如果你不使用君憲，還是現在這種半調子民主，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強;如果你不使用君憲，就不會強大;你不使用君憲，外國人瞧不起你。這就又回到1906年憲政改革的三個領域裏。你不實現君主立憲的架構，政府就不能集中決策，不能集中決策就沒有辦法。所以楊度這篇文章提交給袁世凱，袁世凱5月份就給楊度題了一個匾——曠世逸才，讚美楊度。楊度這篇文章寫得很瀟灑，論證國家政治中心的效率問題，緊接着導致了後面的結果。袁世凱覺得楊度的建議是對的，體制不好就應該改。往下1915年輿論慢慢跟進，出現了楊度找幾個人弄了籌安會，討論怎麼能夠在我們原來的政治架構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這個問題報給袁世凱，袁世凱認爲這個事可以討論，在民主架構下當然可以討論。這就到了1915年7、8月，籌安會已經緊鑼密鼓地作爲理論提出來。
但是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參加者，就是陳獨秀這撥人。陳獨秀這撥人是絕對的民主主義，特別是黃興，他認爲民主原則不能沒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孫中山不一樣，到二次革命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成立中華革命黨，就是因爲北京在籌建籌安會。我們不理解，孫中山怎麼那麼倒退?說要以黨的名義，還要忠於黨魁，簽字畫押效忠。其實很簡單，孫中山就是回到了原來的會黨，中華革命黨就是會黨，會黨當然是忠於領袖。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爲外交問題引發了中國思想界的混亂，混亂過程中各種思想都在出現。
當年9月1日，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創刊，創刊號裏所講的理論仍然是絕對共和原則，仍然堅持那套東西，但是國家效率不管。這樣到1915年底還是不能決策，還是沒有辦法，這時候(參戰)被強制推行。袁世凱認爲參戰不能決策，是因爲沒有效率，政府沒力量。怎麼有力量?君憲。因爲楊度給了這個路徑，另外當時認爲，中國的政治架構可能還應該是君主體制下的共和。古德諾他們這一批人，也都這樣論證。他們認爲中國在這時候確實慌了，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沒有去想究竟什麼體制適合中國。
因爲中國在兩千年的帝制架構中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意義世界——我們爲什麼活着。第二個問題是在帝制架構下最高權威的爭奪。中國的意義世界就是威權世界。威權世界就是皇權體制下皇權不一定就是專制，是後來革命敘事導致了我們認爲皇權就是專制。其實皇權並不意味着專制，儒家在這方面講的道理更多，而且它解決了一個問題，在皇權架構下，最高大位是不能爭奪的。我們爲什麼今天搞成這個樣子?辛亥之後一直到今天爲止，大位其實大家都覬覦，因爲沒有神祕性了。辛亥革命導致的結果就是最高權位大家都可以去爭。對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說當年中國的知識精英確實大意了，已經有了獨立的環境，爲什麼沒有好好討論一下國家的未來政治架構呢?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週年時寫的。
一戰結束，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巨大轉變
那麼再回到1915年，袁世凱在1915年下半年確實想強制推行(君憲)，因爲不推行，國家利益就嚴重受損，因爲沒有辦法介入到一戰，政府決策達不到，當時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想介入，結果議會反對。一直等到袁世凱死後，戰爭快結束，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張勳復辟的特殊環境，強制性通過參戰法案，而且以督辦的身份，強制性爲中國在最後時刻留下了一個進入巴黎和會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內部的爭論、意識形態的爭論，包括袁世凱死後的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中國從民國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未參戰，中國覺得還有機會，等參戰後，戰爭明朗化，中國對戰爭結果的期待非常高，當然這與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宣佈有關。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宣佈，根本沒有談山東問題。但中國人的理解是，威爾遜一定幫我們把山東要回來。特別是陳獨秀在這過程中不斷地忽悠，把中國人的民族情緒(煽動起來)。要求把山東還給我，山東怎麼還給你?巴黎和會中，中國根本沒有談判的力量，因爲你參戰晚了嘛，你一參戰就打完了。
本來這場戰爭四年就結束了，中國還以爲有好長時間才結束，結果不僅在1915年簽了個《臨時條約》，而且還在戰爭快結束時，跟日本簽訂祕密協議借錢。那麼一戰結局就和我們的主題有重大關聯，就是在巴黎和會上，公理沒有幫中國戰勝強權。中國想要的東西沒有要到，儘管我們今天知道中國想要的東西，是不可能在那兒解決的。而且一戰快結束時，發生了十月革命，這給中國一個強烈的信號。我們發現，威爾遜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但是列寧說蘇維埃政府要把過去沙俄從中國拿去的東西都還給你，這時候中國人覺得俄國人好，十月革命好。但是恰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知識精英)也確實認爲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在中國怎麼能夠(建立)有秩序的制度，能夠和社會主義層面有一種關聯。之後是意識形態轉軌一下子轉型到社會主義，這是政治層面。在意識形態層面，1915年後，中國正兒八經地去討論原來走的廢儒家的路徑對不對，共和國是不是一定要有共和國的國民。這時候討論這個問題了，因爲1912年誰也不知道，那時候說共和國就要做共和國的國民，不能再做帝制下的國民。到1915年的時候，中國人真正仔細去想，我們走向民主共和這條路，我們的價值理念、我們的傳統究竟應該怎麼保護，怎麼能夠轉化、傳承。因此，從這兒往下走，從一戰結束以後，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巨大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