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三原則。這三原則爲﹕“日中提攜﹑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
日本在外交談判中堅持“廣田三原則”
在雙方提出了各自的“三原則”之後，中日首先在東京，後來主要在南京，進行了關於“三原則”的外交談判。
接到蔣作賓向外交部的報告後，10月9、10日，南京政府以汪精衛爲首的少數幹部，對此進行了研究，並於10日向蔣作賓發出了“蒸電”。蔣介石收悉後，於13日急電汪精衛，指出：如果日方三原則“爲所傳要求放棄以夷制夷之外交，尊重僞滿與聯盟防赤之三條，則形式似較減輕，而其內容即爲脫退國聯，承認僞國與聯盟對俄之變相，亦即實施此內容之第一步也。故其意義深重，不得不鄭重考慮……我方應立對案之原則。”南京政府遂以極其慎重的態度，經過反覆考慮，研究出了對案，並於18日由外交部訓令蔣作賓。同日，蔣介石以楊永泰的名義，兩次致電蔣作賓，對於外交部的上述指示進行了多處重要的修正：“願與日本協議有效之方法”之“願”字改爲“擬”字;“但應於互尊主權獨立原則下行之”改爲“但必須於不妨礙中國之主權獨立原則下行之”;“至於中國所提三大原則，切盼早日商議實行”改爲“但必須於中國所提三大原則爲實施之前提”;將“至於中國北部邊境一帶至獨立原則之下行之”刪去，改爲“故依此原則可與日本協議有效之方法”;刪去“對於在各省滋擾之赤匪”;對於“中國北部邊境一帶應如何防範，中國擬與日本協議有效之方法，但必須不妨礙中國主權獨立原則下行之”一句，只可以作爲口頭說明，若其有備忘錄，則依照以上所說修改之。蔣氏的上述修正，恰是攸關“三原則”特別是華北問題的重要之處。
10月21日，蔣作賓大使與廣田外相在東京進行了第四次會談。蔣作賓首先宣讀了國民政府20日的文字答覆，其中再次複述了9月7日中方提出的三原則、日方10月7日提出的三點要求，並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實行中方三原則，中國也對於日方三原則表明答覆意見;最後並嚴正指出：他本人9月7日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切條項，日本必須實行，除滿洲問題以外，一切必須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以文字照會的形式，正式向日方表示的答覆意見。④ 隨後，廣田外相與蔣作賓進行了會談。⑤ 對於中國政府的正式明確回答，廣田“概括的謂爲空無一物”;並再次指出：中方以日方首先同意中國三原則之後再來承認日方三原則，這“與日本政府之意思相差尚遠”。此次會談，是中日在東京進行的最重要的一次談判。中方以再次明確提出三原則並要求日方首先實行中方的三原則，拒絕了日方的三原則;日方不接受中方的三原則，並仍然堅持自己的三原則。故此次談判並無結果，只不過成爲中日各自表達立場的機會。
10月28日，蔣作賓大使因奉命將於31日回國，在向廣田外相辭行時，雙方進行了第五次會談。在談到“三原則”問題時，廣田指出：中方三原則之宗旨，與此前王寵惠所提大致相同。他並特別說明：日方三原則系經外務省與陸海軍等部門充分協商後決定的，今後仍將據此進行。蔣作賓回國之後，中國駐日使館代辦丁紹伋與日本外務次官重光葵，繼續在東京進行談判，但中日會談的主要舞臺已轉到了南京。
蔣作賓回國之後，南京方面因忙於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的召開，關於“三原則”的談判一時沉寂下來。但日本方面鑑於華北局勢的迅速發展，卻急於開始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11月11日，廣田外相訓令其駐華大使有吉明迅速趕赴南京，向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方面要人，說明日本方面的三原則，以努力實現日方之目的。日方主動將三原則談判的舞臺，轉移到了南京。
對於日本當時急於推行的三原則談判，中國政府在既不能拒絕，又不能接受的情況下，繼續與之進行外交談判，企圖以此挽救華北危局。在國民黨五全大會確定了對日方針並獲得了其外交授權之後，11月20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了有吉明大使。他對於日本的三原則表示：“個人意見贊成，無有對案。但三原則中之二、三兩項交涉華北問題，故必須中央派大員赴華北主持軍民兩政，方能與日方負責人員進行商討。”⑥ 蔣氏企圖以個人同意日本三原則，來制止日本策動的華北“自治”，並實質上否認其三原則的根本實行。他在當日日記中不無得意地寫道：“下午見有吉對華北事，力排其妄言與威脅，乃得相當之結果。”
聽者有心。日本政府抓住其曲解的蔣介石同意其“三原則”這一點，企圖加速進行外交談判，以求中方首先認可其“三原則”，進而掩護其“華北自治工作”。22日，廣田外相訓令有吉大使，要他抓住蔣介石既已同意的事實，繼續推進關於三原則的談判，並特別說明：此電已經與陸、海軍方面進行了協商。
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之後，12月16日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選任張羣爲外交部長。張羣決定採取主動與日本外交當局談判的戰略：在交涉方式上，繼續由兩國外交官以外交方式辦理;但在交涉內容上則有較大的轉變，即進行中日兩國關係的整體調整。他的主張其實也來自於當時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的建議。⑦ 於是，中國政府在南京主動發起了與日本的調整國交談判。
12月20日，張羣部長主動約見有吉明大使，與其進行了“調整中日關係”的首次會談。根據中方的記錄，張羣首先表示“願以最大之努力商討中日間整個關係之調整”，有吉則以現在許多小問題未解決而難求整個問題之解決，進而提出繼續談判三原則，並提出11月20日蔣介石表示過無條件贊成日本三原則的問題。張羣答曰：“蔣委員長言無對案，系對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他再次提議“與其談抽象之原則，不如談具體之辦法”，並在與有吉就華北問題進行商談後表示：日本必須停止在華北的一切活動，否則一切問題將無從解決。可見，張羣是以首先解決華北問題，再次打破了日本糾纏於“三原則”問題以及“先決定原則，再解決具體問題”的談判企圖。但是對於中方提議的調整國交談判，有吉明先以其並無全權、將轉達於政府，繼以其不常駐南京等由，搪塞敷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