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裏，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日本《朝日新聞》近日披露，最新公佈的證據顯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祕密印製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僞鈔戰元兇
日本《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公佈了最近在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發現的印鈔特殊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家確認，這些特殊用紙由原日軍祕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製造。在該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釐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有孫中山側臉水印，並鑲嵌了絲纖維。其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以及留有對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等進行檢測的痕跡。據明治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證實，儘管日本作爲國家有參與制造僞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實施的是保密性極高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至於還有民間企業捲入其中，目的可能是爲了大量製造僞鈔，以便用僞鈔大量調配物資、在中國擴大戰線。因而，登戶研究所成爲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非法印製僞法幣、衝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元兇”。
位於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爲“陸軍第9技術研究所”，於1937年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統稱爲“陸軍登戶研究所”。據原職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製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和毒物合成等祕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受命於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第8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稱部分化武提供給731部隊用於人體實驗。1944年，登戶研究所處於鼎盛時，佔地面積36萬平方米，共有100棟建築，職員超過1000人。
除了研製武器，登戶研究所當時還負有另外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爲“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的是祕密戰、間諜戰、謀劃和宣傳等日本陸軍最高機密活動，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則是“祕密中的祕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圍成的科室是日本陸軍爲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特設的部門，除了第3科工作人員外，只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3科由印刷班、製紙班和中央班3個班組成，由於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內的印刷班稱“南方班”，製紙班稱“北方班”。第3科人員的工作就是專門僞造法幣。
印製鉅額僞幣“真假難分”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依靠武力脅迫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軍在華物資採購時阻力很大。爲改變這一狀況，日本陸軍提出“通過僞鈔破壞法幣工作”的計劃。據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伴繁雄所著《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空》一書稱，作爲對華“經濟謀略”的一個環節，日本陸軍將製造僞鈔當做一項祕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制定“對華經濟謀略計劃”，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繼而攪亂中國國內經濟，毀壞蔣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被稱爲“鬆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部或活動據點設在便於蒐集情報的要害地區。“鬆機關”同時還負責僞鈔在中國的流通工作。“鬆機關”負責人由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受陸軍委託的企業家阪田誠盛。阪田爲使僞鈔在上海流通，不但與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結婚，還將“鬆機關”總部設於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製造僞鈔工作稱爲“杉工作”，由登戶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還能以政府大臣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間企業印製僞鈔。負責實施此項絕密計劃的是登戶研究所第3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第3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製和試行失敗之後，於1940年製造出逼真僞鈔，開始小批量僞造法幣，並源源不斷地提供給“鬆機關”。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佔領香港，迅速將被扣押在此的多臺印鈔機運至登戶研究所，大量印製僞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於仿製逼真度很高，“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僞鈔之分”。當時預計日產量達10萬張，面額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約10%。負責將僞鈔每月2次通過海上運到上海的則是在戰爭期間共培養了2131名間諜的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
據稱，登戶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共印製了金額達40億元的僞法幣，相當於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嚴重傷害。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看來，第3科製造的僞法幣不僅可擾亂中國經濟，還能扶持汪僞政權和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同時爲日本陸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軍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陸軍在1942年通過印製最高面值爲5元和10元的僞法幣一時獲得了巨大“成果”，但後來美英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萬元的法幣，使僞法幣漸漸失去作用，日本陸軍的對華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罪證險些被銷燬
1944年以後，由於頻繁遭到美軍戰機轟炸，登戶研究所不得不將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別疏散。當時，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長野縣伊那地區，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縣武生市。因爲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借用加藤造紙廠來製紙。但印刷工廠半數器材和技術人員當時均被疏散，加藤造紙廠內新建設施推進緩慢，器材安裝也不到位，第3科到戰爭結束再也沒有印出一張僞鈔。
由於利用國家權力僞造他國貨幣是違法行爲，日本戰敗後爲銷燬證據，將登戶研究所第3科假幣印刷廠的設備和資料全部燒燬，並嚴禁原職員說出真相，加之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該研究所舊址修建新的大學校園，令歷史留下一段空白。《朝日新聞》稱，2006年，巴川造紙廠製作完成企業史料。時任該企業常務總監吉田宏光稱，編纂史料的目的是“將曾是歷史空白的戰爭期間的活動公開”。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偶然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自己退休而遺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將這些史料向對方公開。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向民衆公開日軍戰敗時證據被毀的祕密活動痕跡，並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爲“紙與戰爭——登戶研究所與氫氣球炸彈和僞鈔”。《東京新聞》稱，明治大學校園內至今仍保留着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誌的消防栓，但代號“26棟”的僞鈔倉庫因建築老朽已被拆除，代號“5棟”的僞鈔工廠原本也準備解體處理，但在市民團體的要求下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