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建立後，趙匡胤曾於開寶二年(969)親率大軍北伐，包圍北漢太原城，卻由於遼國出兵助漢，宋師無功而返。遼國之強悍，可以左右鄰國後晉與北漢的存亡。
當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先後平定南平、後蜀、南漢、南唐、北漢各個割據政權之後，註定要跟大遼直接攤牌。
對宋王朝來說，收復後晉時被割讓出去的燕雲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願。宋太祖嘗設封樁庫，儲備戰略物資，宣稱：“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 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宋太宗也計劃“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
而對遼國而言，其勢力之強可以征服草原諸部落，發兵滅晉、滅渤海王國，迫使高麗納貢稱臣，未嘗沒有揮鞭南下、經略中國、統一天下之心。況且，遼國與宋朝之間也有領土爭端。原來，後周時，周世宗柴榮曾收復燕雲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寧州三州和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三關，這一領土遺產爲趙宋所繼承。此即所謂的“關南之地”。遼國一直以取回關南之地爲藉口，頻頻發兵南侵。
因此，在“澶淵之盟”達成之前，宋朝要北伐，遼國要南征，雙方一直互有徵戰。這差不多就是宋遼這兩個東亞大國的歷史宿命。
宋遼之間比較大的戰爭少說已經發生過十數次，雙方各有勝敗。大體來說，宋朝的北伐固然都無功而返，遼國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從戰場的勝負來看，宋王朝與遼帝國的軍事實力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的，誰都有機會小勝對方，但誰也無法一舉吞掉對手。宋方想收復燕雲故土，基本上無望;遼方要奪回關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實際。
那麼，爲什麼劉徹時代的西漢能夠擊潰匈奴，李世民時代的大唐能夠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國力最盛的時候也無法從遼國手裏拿回燕雲之地?進而言之，爲什麼宋王朝在與遼國、西夏、金國等草原鐵騎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漢唐雄風?
相信許多朋友會歸咎於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國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謂“抑武”，只不過表現爲對武官坐大、預政的制度性防範;對於國防與武備，可是從來都沒有絲毫的放鬆。宋政府不但設有當時最先進的兵工廠，還將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用於養兵。試想一下，在11至13世紀極爲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備與國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騎兵碾滅了。
但宋人確實在戰場上的表現乏善可陳。這裏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從立國那一天起就有着嚴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於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喪失了長城防線：“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長城儘管談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險線，但顯然是一道有效的防禦線，有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輕易地躍馬南下;失去這道屏障，便可一馬平川南下牧馬。宋人對長城的功效，也是比較懷念的，一首宋詞寫道：“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
其次，在冷兵器時代，自馬鐙發明之後(漢代時馬鐙的應用尚未普及，騎兵的威力未能發揮到最大化)，戰馬就是最強悍的裝備，騎兵就是最厲害的部隊。宋人已認識到：“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然而，“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圖》，會發現畫家畫出的毛驢與騾子比馬匹多得多，這正是宋朝缺乏馬匹的寫照。之所以缺馬，是因爲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養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馬的供應量嚴重減少。宋人說，“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徵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
如果說，長城防線的喪失導致宋人的防禦力大打折扣，那麼良馬的路匱乏，則使宋朝部隊的攻擊力受到限制，難以跟草原鐵騎一爭兵鋒。相比之下，遼國、西夏都是馬資源充沛的地方，戰馬唾手可得。按遼國兵制，“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備三匹馬。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紀之後的遼國跟漢武帝時代的匈奴、李世民時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語。匈奴與突厥都處於比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文明形態，而遼國已經從中原王朝學習到構建國家的組織能力。在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帝國之前，契丹各部只是鬆散的部落聯盟，各部落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平時各自爲戰，耶律阿保機仿效中原王朝的組織方式，將它們結成一個緊密的國家共同體，設立南北樞密院控制全國武裝，並創設直隸於契丹皇帝的常備軍——宮帳軍。不管從國家的組織能力、財稅汲取能力，還是從戰時動員能力來說，大遼帝國都非以前的匈奴與突厥部落所能比擬，即使漢武帝與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夠征服遼國。
宋遼雙方軍事優劣勢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宋朝部隊很難在對遼戰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只能雙方對峙。
毫無疑問，宋遼之間誰也吞不了誰的戰爭，如果長久耗下去，只會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因此，雙方停火，坐下來談判，在承認即成現實的基礎上達到和平協議，無疑是雙贏的選項。我們對宋遼“澶淵之盟”的評價，也應該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