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5日，是清末一代名臣左宗棠逝世130週年紀念日。左宗棠一生經歷坎坷。年輕時先後三次赴京趕考，卻因爲諸多原因，三次落榜，最終他離開京城。1868年，當他以陝甘總督的身份來到京城覲見時，已經過去了30年時間。左宗棠待了10天，在許下五年平亂的諾言後離開京城。1881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不到一年，因調任兩江總督再次離開北京。1884年左宗棠再度召入京城出任軍機大臣，不久，他被任命爲欽差大臣離京赴福建主持軍處。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
1 三度赴京趕考最終落榜
道光十三年(1833年)，22歲的左宗棠第一次來到京城參加會試。左宗棠首次進京，住在什麼地方，已無從稽考，很有可能就是住在胡林翼家。這次進京，左宗棠雖然落第，但得以與胡林翼結識並建立了終生的友情。
胡、左兩家是世家——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和胡林翼的父親胡達源是嶽麓書院時的同窗。此時，胡達源正在京城爲官，全面負責實錄館(職掌修史)的事務。這次進京，左宗棠或許就在胡林翼家住過不短的時間。胡、左二人同齡，胡林翼只比左宗棠大三個多月，最難得的是志趣相投：兩人縱談古今大政，廢寢忘食。因爲擔心聲音太大而影響家人，“每風雨連牀，徹夜談古今大政”，風雨之夜，他們便將牀搬到一起，藉着雷雨聲的掩護，徹夜長談。
只是遍尋《胡林翼集》和各種版本的胡林翼年譜，包括與胡達源同期爲官的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的日記等資料，均未能找到當初胡家所居之地。
落榜之後，左宗棠將自己此番趕考的所見、所聞、所想，寫成詩《燕臺雜感》八首。在詩中，他雖然發出“窮冬走馬上燕臺”、“洛下衣冠人易老”的感嘆，但也強調“西山猿鶴我重來”的志向：與北京西山的猿鶴相約，還要來京城再看它們。從字面上來看，左宗棠在京備考的閒暇之餘，曾和朋友一起逛過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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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期間，左宗棠的新婚妻子周詒端在湖南老家聽說左宗棠在京病重，不禁十分擔心、憂思成病。雖然事後得知只是謠傳，但當時交通不便，周詒端因此落下了肝氣上犯之症。
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左宗棠二度進京趕考。進京之前，妻子正臨盆待產，因此左宗棠十分牽掛，抵京後頻繁給家裏寫信。從左宗棠三月二十二給周汝充的信末尾所署的“京師鐵門周宅書寄”可知，此番赴京趕考，左宗棠住在鐵門周華甫家。
今天的北京西城區，有“鐵門衚衕”，北起西草廠街，南至騾馬市大街。鐵門之名始於明代，原是虎場。後來演化爲鐵門巷，1965年改今名。左宗棠所住的鐵門，應當就是今天鐵門衚衕一帶。
不巧的是，因爲水土不服，左宗棠此次進京還真得了重病。由於生病，再加上思鄉之情，左宗棠在京城過得並不如意。在給妻兄周汝充的信中，就時常有“不服水土”、“心中頗不甚舒暢。兼以客居無聊，思鄉念切”、“興會索然”等詞句。
這次會試，左宗棠自我感覺還不錯。發榜時，他被初選爲第15名。但沒想到湖南多錄取了1名，揭曉時就將左宗棠的試卷撤下，把名額撥給了湖北，左宗棠只被取爲“謄錄”。謄錄主要工作是爲編撰皇帝實錄擔任抄寫工作，即相當於文書之類。雖然將來如果表現好，也能外放做小官，但左宗棠不甘屈就，返鄉準備第三次科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初，左宗棠第三次進京。路過漢口，他遇見歐陽曉岑(字兆熊)，兩人結伴而行。左宗棠那首被評爲氣度豪邁的著名對聯——“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就是在這一年寫的。歐陽曉岑在《水窗春囈》中記載了左宗棠此後廣爲引用的一件逸事：在漢口渡船上，左宗棠給妻子的信中說“舟中遇盜，談笑卻之”，告訴妻子自己在談笑間趕跑了上船的盜賊。同住一船的歐陽便問左宗棠的僕人在什麼地方遇到強盜?僕人說沒有，只是左宗棠夢中遇見賊人而已。不過，歐陽曉岑的記載，只是用來開左宗棠愛吹牛的玩笑，並非史實。因爲當年左宗棠進京，他並沒有帶僕人，而且遍查左宗棠給妻子的信，也無關於遇到盜賊的敘述。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左宗棠抵達京城，依然入住鐵門周華甫家。這次趕考之前的大部分時間，左宗棠致力於研究古今地理沿革，並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繪製自己研究的全國地圖。換言之，他並沒有認真準備八股文等科場應試題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孟浪進京，全無佳想”。再加上他到了京城之後，天天和胡林翼等朋友喝酒遊宴，“幾置試事於度外矣”。因此，最終落榜也在情理之中。
左宗棠此番進京，除參加科考之外，還爲給守寡多年的岳母申請旌表、參加實錄官考試(考中後，可由謄錄外放爲教諭，以掙錢安身和補貼家用)，前前後後在北京待了一年多：從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抵京，一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纔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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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京城待的時間延長，所帶的盤纏不夠，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左宗棠被迫向同來參加會試的老鄉陳堯農借銀近百兩。借款時說好月底在長沙交還，由於家裏一時湊不到這麼多錢，左宗棠只好先請周汝充幫忙償還。之後，欠周汝充的錢也未能在約定的九月份還上，左宗棠不得不寫信向周汝充致歉。
除了落第、缺錢等不順心的事，在京期間，左宗棠又得了重病。此時的左宗棠，可謂窮困潦倒，“心緒極其無聊”。或許正是這樣的痛苦經歷，使得左宗棠決意不再參加會試。從此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近30年間，左宗棠再也沒有來到北京。
2 30年後再次進京許下五年平亂諾言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捻軍被平，朝廷下旨讓此前在河北一帶指揮部隊與捻軍作戰的陝甘總督左宗棠進京覲見。這距離他道光十九年(1839年)離京已經過去了近30年。進京之前，他還多次給在京城的好友夏芝岑去信，請教相關禮節，要夏芝岑將各種應注意事項“不嫌煩瑣”地“逐一開示”給他。
左宗棠此番進京，從連鎮大營(今河北衡水景縣連鎮鄉)出發，走水路抵天津再由旱路於八月初十(公曆9月25日)抵京，至八月十九(公曆10月4日)陛辭出京，在京城呆了10天。
左宗棠此番進京，住在哪裏?他的相關書信、奏稿等文獻都沒有記載。按照一般慣例，外省督撫進京述職、覲見多住在賢良寺，左宗棠應該也是住於此地。賢良寺位於北京東城區現金魚衚衕、校尉衚衕、煤渣衚衕一帶，原爲雍正時怡親王允祥的府邸，後遵允祥遺願改爲寺廟。今天，寺院建築已基本不存，但關於賢良寺的說明中，還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晚清炙手可熱的地方督撫進京都寄住於此”的內容。
在京期間，慈禧、慈安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召見左宗棠時，曾詢問他幾年之內能平定陝甘回亂。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類似的故事在明朝崇禎元年(1628年)時曾經出現過，新任薊遼總督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召見時，也被問到幾年能平定滿清、收復遼東。袁崇煥當時的回答也是五年。只不過在第二年，袁崇煥即被崇禎下獄，後被凌遲處死。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慈禧雖嫌時間太長，但還是支持左宗棠。後來的事實證明，左宗棠所言非虛，同治十二年(1873年)，陝甘回亂全部平定，距他赴京覲見剛好五年。
光緒六年(1880年)四月，爲促俄羅斯歸還伊犁，左宗棠以69歲的高齡率親兵出玉門關前往哈密駐紮，以備與俄羅斯作戰。而俄羅斯也增兵東北邊境，並揚言派兵船二十三艘由黑海、阿非利加駛至中國洋麪，封鎖遼海。中俄關系趨於緊張。七月，左宗棠接到朝廷諭旨，令其來京“以備朝廷顧問”。
左宗棠從哈密起程北上之時，爲防備與俄羅斯作戰，經朝廷同意，左宗棠先後調派3000多人至張家口駐紮。後來左宗棠接到朝廷諭旨回到京城後，中俄簽訂合約，俄羅斯同意歸還伊犁，清廷賠款900萬盧布。兩國因此免於戰事。
此番進京入值軍機，左宗棠做好了在京城安老的打算。他給京城好友徐小云寄去兩千兩銀，請徐幫忙購屋。在地段方面沒作要求，他表示和大多數京官住在一塊即可，只是希望屋旁有空地可以種菜，“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惟宅旁須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
不過，徐小云後來並沒有給左宗棠買房，而是先在上斜街租了一地兒供左宗棠暫住。或許，徐小云覺得，買房這樣的大事，還是左宗棠進京後自己定奪更好。上斜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東起宣武門外大街，西至下斜街，有年羹堯故居、龔自珍故居等。但當時左宗棠覺得此地治安不好，並不滿意，而是希望將住所安排在內城。
3 興修永定河畿輔水利
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抵京，三天後奉旨入值軍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後來，左宗棠又被改授兩江總督，於當年年底離京。左宗棠在京城住了大約九個月。期間，他親歷慈安太后喪禮、提議爲八旗練兵、親自指揮興修永定河等畿輔水利、力主提高鴉片關稅等事件。其中，以興修永定河等畿輔水利與北京關係最爲密切。
當時因爲與俄羅斯免於戰事，駐紮在張家口的3000多士兵如何安排，成爲一大問題。左宗棠提出瞭解決方案：一是從中挑選數百人，幫助訓練守衛京師的健銳、火器兩營，以提高兩營的戰鬥力;二是讓其餘士兵到直隸、順天河流上游興修水利。由於八旗貴胄的抵制，練兵之舉，只好從緩。於是，3000多士兵全部參與水利興修——在中國第一長橋涿州永濟橋一段挖河築堤，在永定河上游築壩攔水。
永濟橋浚河築堤工程四月底動工，爲了掌握第一手情況，五月十二日(公曆6月8日)，左宗棠請旨出京視察河工，直至六月初八(公曆7月3日)才取道石景山回京。出京整整25天。永濟橋浚河築堤工程閏七月完工後，“河流順軌，舟楫往來，農商稱便”。經李鴻章派人驗收後，評價爲“工程堅固，堪耐久遠”。《涿州志》也說，“宗棠由西夏凱旋，嘗駐兵縣北永濟橋東，後令兵士挖河，與民秋毫無犯。”八月，左宗棠又派親軍1400餘人，協助李鴻章率領的淮軍疏通永定河下游。原定三個月才完成的工程，只用了一個月，共挖土方將近60萬。至此，左宗棠興修水利第一階段工程初戰告捷。
下游清淤的同時，左宗棠派兵從盧溝一帶“步源北上”，就近伐石，建壩攔截，鑿渠導流，以減緩永定河上游湍急水流。此項工程，“工繁費巨”，爲了籌措經費，左宗棠從所部軍費中設法撥來六萬餘兩。截至當年十月，在永定河上游建成水壩五座，由於天氣轉冷，只好暫停待第二年春天再開工。
左宗棠興修水利，得到沿河百姓的歡迎。九月初六日(公曆10月28日)，左宗棠改授兩江總督，永定河上游沿河百姓擔心左宗棠親軍南下，便委派當地鄉紳士子到左宗棠寓所，請求留下部隊將工程修畢。此前修好的渠壩已讓沿河兩岸增加了良田20萬餘畝，一改這些村莊“丁口日繁，謀生無術”的面貌。左宗棠見狀，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當地士紳才滿意而歸。
左宗棠興修水利，大大造福畿輔百姓。十一月初四(公曆12月24日)，清廷根據恭親王、醇親王的奏摺發佈上諭，對左宗棠督部興修水利提出表揚。當時的報紙亦稱頌左宗棠以侯相之尊“猶復沐雨櫛風，宣勞畿輔”，讚揚其雖身居高位仍心繫民生。
4 在北池子大街購房
光緒七年(1881年)在京期間，左宗棠由於“感觸暑氣”導致感冒並引發肺痰等症狀，嚴重的時候不僅跪拜即難起立，就是說話也不利索了。七月初三日起，他多次請假，甚至兩次請求開缺(辭職)。
七月、閏七月，左宗棠斷斷續續休息了將近兩個月，左宗棠的病不但沒好，反而因着急而導致“風火上騰”，出現面目紅腫、風疹遍體等症狀。於是，他在八月十三日再次上折請求撤銷各差使。但朝廷依舊沒有同意，而是賞假兩個月，讓其休養。兩個月假期未到，九月初六日，清廷便下旨，讓左宗棠接替劉峴莊，補授兩江總督。
左宗棠此番在京師九個月，住在什麼地方呢?由於覺得徐小云租的地方較爲偏遠，加上治安不好，左宗棠並未入住，進京之初一直住在賢良寺。時爲署兵部侍郎的王文韶在日記中記載，“正月二十七日，左恪靖到京，暫寓賢良寺。”(《王文韶日記》上冊，中華書局1989年12月第1版，第551頁)
根據王文韶的日記，光緒七年二月後，左宗棠搬到位於北池子北頭的新家。左宗棠相關著作也證實他在北池子一帶居住。離京前夕所作的《紅蝠山房記》中，左宗棠對住所有詳細介紹，“餘近寓東華門外北池子西偏，對禁城，中隔荷池，戶牖皆拱宸垣。”(《左宗棠全集·家書詩文》，第376頁)“紅蝠山房”就是王文韶在京城新建寓所的名字。新房建好後，王文韶請翁同龢題寫匾名，請左宗棠撰文以紀念。綜合王文韶日記中所記“北池子北頭”和左宗棠所說的“北池子西偏”等信息，我們可以推斷，左宗棠所購房屋應該就在今天東城區北池子大街西側，大概位置介於宣仁廟和凝和廟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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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晚年進京兩個月內被參劾三次
經左宗棠一再陳請，光緒十年(1884)正月，清廷終於同意由曾國荃接替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三月，左宗棠交卸差使並請朝廷賞假四個月以安心調理。但由於此時法越構兵中國邊境、進犯福建沿海一帶，憂心國事的左宗棠很快於四月初二銷假。清廷接到奏摺後，立即於四月初九下旨讓左宗棠“即來京陛見”。
四月二十一日，左宗棠從江寧出發，北上進京，五月二十日抵京，入住旃檀寺(又名弘仁寺，今北海後門往西)。因連日趕路，中途受暑，左宗棠抵京後，並未立即覲見，而是先請假醫治調理。二十五日，清廷下旨，令左宗棠依然出任軍機大臣，並管理神機營事務。
從五月二十日到七月二十六日以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身份離京，左宗棠此番在京居住了兩個多月時間。可這短短兩個月，左宗棠接連遭遇三次彈劾，可謂非常鬱悶。
進京不久，閏五月初七日(1884年6月29日)，因中法戰事緊急，左宗棠用內閣典籍廳印行文照會前浙江提督黃少春，令其迅速調募成軍，開赴廣西鎮南關外助防。由於事前未奏朝廷批准，當日左宗棠經人蔘劾後被下旨批評，認爲此舉擅用內閣印信“殊屬非是”。清廷讓左宗棠將所取備用印封全部交回內閣，在同意調黃少春部赴廣西的同時，解除左宗棠對舊部黃少春軍的調度指揮權，並要求左宗棠“嗣後務當隨事謹慎，不得稍逾體制。”
不到半個月，左宗棠遭遇第二次參劾。閏五月十八日，左宗棠上《遵旨保薦人才折》，保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紀澤等人，盛讚曾紀澤、德馨、樑肇煌、魏光燾四人“皆堪備督撫之選”。兩天後，時爲御史的趙爾巽上折，說曾紀澤已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屬朝廷高官，自有朝廷體察而不應由左宗棠保舉，參劾左宗棠的舉薦“實於體制不合”應提出批評，並撤銷對曾紀澤的表彰。還好，這一次，清廷和慈禧支持了左宗棠而未同意對他的參劾。
左宗棠所保薦的這些大臣中，曾紀澤51歲時即去世，官至戶部左侍郎;樑肇煌後來曾代理兩江總督;魏光燾官至新疆巡撫、兩江總督;德馨曾代理浙江巡撫。應該說，左宗棠都沒有看錯人。
舉薦風波落幕不到兩個月。七月初二，禮部尚書延煦上折，參劾左宗棠在六月二十六日光緒皇帝誕辰時，沒有隨班叩賀，實爲“蔑禮不臣”。清廷據此對左宗棠罰俸一年。初六日，光緒皇帝的親生父親、醇親王奕譞出面爲左宗棠辯護，批評延煦所參並未止於左宗棠失禮之處，而是“肆口妄陳，任情顛倒”並認爲“此風一開，流弊滋大。”一時間，形勢陡轉，原告反變成被告，延煦被“革職留任，罰俸一年”。
短短三個月內，三次被參，左宗棠雖未受到重大處分，但應該說心情是不愉快的。
七月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負責指揮清軍抵抗進犯我國福建沿海的法軍。二十六日，他離開京城、取道南京前往福州。這也是他與北京城的訣別——第二年，也就是光緒十一年(1885年)七月(公曆9月)，左宗棠病逝於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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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左宗棠此次進京的資料很少。光緒十年(1884)閏五月二十一日的《申報》曾報道左宗棠入京之初將公館設在弘仁寺(即旃檀寺)，後來移至西安門內興勝街江寧將軍善慶齋內;八月初三日的《申報》還說左宗棠後來搬至金魚衚衕賢良祠。不過，《申報》所說的金魚衚衕賢良祠，應該是賢良寺之誤，因爲賢良祠位於西城區地安門大街(今中國婦女報社內)，而不是金魚衚衕一帶。
左宗棠入住金魚衚衕賢良寺之說，應該更爲可信：在今天東城區西堂子衚衕25號-37號院(今樂天銀泰商場東面)外牆，就掛着一個銘牌，上面寫着“此宅原爲清末名臣左宗棠所用”。這裏，就是人們常說的左宗棠在京的最後落腳地，但並非左宗棠所買。當時，這些地方都還屬於賢良寺，相當於朝廷的招待所。而且，西堂子衚衕25號-37號院是由多組院落構成的中型四合院建築羣，左宗棠所居，大約只是其西側部分。上世紀30年代，國畫家、清宗室溥雪齋曾購得此宅居住，如今分別爲基督教女青年會以及對外營業的賓館“婧園雅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