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一個榮譽度很高的歷史稱號。而康熙皇帝本人，也被稱爲“一代聖主”。在各方評價中，康熙皇帝都是“明君”的代表，有人甚至稱其爲“漢文帝以來的第一個好皇帝”。而類似的評價，可謂不絕於耳，甚至有觀點認爲，康熙皇帝是唯一一個瞭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學精神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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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真相果真如此嗎?如何全面評價康熙帝本人呢?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但有一件事，卻似乎不得不說，那就是康熙皇帝在“拆遷”上，似乎並沒有那麼“聖明”。這一切，得從1661年3月開始說起，那時候，鄭成功順利登陸臺灣，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紅了眼睛，頒佈了殘暴的“遷界令”。這已經很殘忍了，但到了1662年，盤踞臺灣的荷蘭總督簽了投降書，鄭成功全面收復臺灣。消息傳來，清廷氣急敗壞，再次頒佈“遷界令”。
“遷界令”規定，勒逼從廣東饒平、澄海、揭陽、潮陽、惠來至廉江、合浦、欽州24州縣居民再內遷50裏，除澳門外的附近海島洲港，皆封港毀船，禁止居住。聖旨還諭令將界外地區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漁民不準出海捕魚，出界者立斬不赦。結果怎樣?據粗略估算，僅粵東八郡死亡人數便達數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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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在《 廣東新語》中沉痛地寫道：“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遺憾的是，這樣嚴厲了，康熙皇帝還嫌不夠徹底，於是1664年5月，朝廷又稱“時以遷民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內遷30裏。原本不在遷界之內的廣東順德、番禺、南海及海陽居民，又上演了一輪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拆遷悲劇。
而對於這般禁海與遷界的後果，史學家分析，就是一種作繭自縛的做法。爲何呢?因爲這意味着清廷就此走進“蝸牛殼”裏，但世界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康熙皇帝這樣的做法，不僅遠離了海洋，也遠離了現實。有史學家甚至認爲，正是康熙以狹隘的遊牧意識推行“遷界令”，讓中國落後於世界，最終到了乾隆時期，西方國家就開始用近代的文明成功與我們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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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結果與慘痛經歷，我們也是見識過了的，也肯定是不願意再發生第二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