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皇帝，在位時間長達54年。這54年，西漢王朝不斷對外用兵，史載有用兵的年份超過30年。這54年也徹底改變了西漢王朝的國家格局。漢初70年，西漢政府受制於北方強大的匈奴汗國，每年不得不以和親的方式換取和平。正是在漢武帝治下，漢王朝的軍隊不僅將匈奴人趕到了漠北，更在東南西北四方出擊：東平朝鮮、南討兩越、擊敗西羌、鑿空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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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漢武帝時代看到了一個大國崛起的雄偉姿態，津津樂道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壯語，認爲在崛起大國的羽翼下，沒有匈奴強盜的襲擾，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老百姓一定能安居樂業，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漢書》中，我們不止一次看到班固對漢武帝時代西漢王朝的社會狀況的描述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宣帝時的長信少府夏侯勝則稱漢武帝時代：“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皇甫謐在其《帝王世紀》中直言漢武帝：“軍徵三十餘年，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也認爲漢武帝是以“人口減半”爲代價取得了軍事、文化上的功業。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這裏會說，《漢書》中所說的是“戶口”而非“人口”。漢武帝時代因爲有大量流民存在等因素，所以使得登錄在冊的“戶口”數大量減少。學者葛劍雄先生對漢武帝時期的人口狀況進行研究之後得出結論：漢武帝晚年西漢王朝人口銳減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沒有減半，但造成了國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亡，如果再算上本應自然遞增的人口，損失的人口達到三分之一。當然，還有人言之鑿鑿，說漢武帝時代人口的確銳減，但也不是葛劍雄先生說的那麼多，大概只減少了百分之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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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爲，兩千年後還在爭論這個問題是非常可悲的。人命不是數字遊戲。無論是減少了15%還是50%，都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在一個後世許多人眼中雄才大略、拓展了中國人生存空間的中國最偉大的皇帝治下;在一個極之重視人口繁衍的農耕社會中，長達五十年的時間人口沒有正常遞增，反而大量減少。
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局面。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漢武帝執政中後期漢王朝人口的銳減呢?
戰爭。這當然是首當其衝的原因，特別是對匈奴的戰爭，可以說漢武帝是窮盡國力在進行。漢武帝執政的54年，史載有對外用兵的年份就超過30年。這30年，漢王朝在戰鬥和後勤上究竟動用了多少兵力，戰場和糧草轉運上的總體傷亡人數，確切的數字我們今天幾乎無從追尋，只能就某一戰某一役看到一些比較籠統的說法。比如，著名的漠北大戰，衛青、霍去病各領五萬精騎大敗匈奴，《漢書》說：“(漢軍)死者數萬人”;持續三年、兩度出兵征伐的汗血馬戰爭，可以估算出損失兵卒十萬人以上;漢武帝時期漢匈之間最後一役，七萬漢軍全軍覆沒……
如此大規模的頻繁的戰爭，除了戰場上直接傷亡外，還有戰略物資運輸過程中的人員大量損耗，而這些本應該是強壯勞動力的人員損耗後，自然又會大幅度降低後方的生產力和抵禦災害的能力。所以，只要是戰爭，必然伴隨而來的就是人口大量的損耗。
北擊匈奴，是時代給予漢武帝的一個宏大命題，如何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考驗着統治者的智慧和能力。擁有三千多萬人口，在文景時期積累了雄厚國家實力的漢武帝，面對只有150萬人口的匈奴，無疑付出的代價得不償失。
天災。漢武帝時代，史書記錄在案的各種自然災害多達43次。元光二年，漢武帝策劃馬邑之謀，發動對匈奴戰爭的次年，黃河即在瓠子決口，直到二十四年後的元封二年才成功堵口。此次黃河決口，奪淮入海造成的局面是：“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到漢武帝執政後期，自然災害愈加頻發：元封年間持續四年旱災，元封四年尤甚，史書記錄“民多暍死”;元封至太初年間，持續四年的蝗災，太初四年蝗災蔓延，從關東直到敦煌。正因爲旱災頻發，漢武帝在公元前100年改年號“天漢”，是有祈雨之意。然而，天漢、太始、徵和年間，漢朝的百姓面對的仍舊是連年旱災，之後又是連年蝗災。因此，史書中漢武帝時代頻現“人相食”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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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大漢王朝自然災害頻發，皇帝卻仍舊征伐無度，直到漢武帝去世前三年，還派七萬大軍征討匈奴，結果全軍覆沒。除了戰爭和天災，漢武帝治下的老百姓還需要直面皇帝的屠刀。漢武帝時代嚴刑酷法，頻繁興起各種大獄，由巫蠱、削藩等大案要案引發的大屠殺，更是動輒數萬。元狩元年，淮南王劉安案，史書記載便有“黨與死者數萬人”。而漢武帝晚年的衛太子“巫蠱之禍”，僅太子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漢書》記載“死者數萬人”。再加上後來被皇帝誅殺的太子黨人、陷害太子的奸黨等以各種方式被牽連者，前前後後死於“巫蠱之禍”的人更是不可勝數，甚至有二十萬的說法。
重稅。在漢武帝晚年，由於連年對匈奴等周邊國家用兵，更由於大搞封禪、巡遊無度、修築豪華宮室，導致國庫空虛，不得不想方設法從民間榨取財富。很多人誤以爲這些錢財是“取之有道”的，大多是從商人、富人、貴族手中取得。事實並非如此。鹽鐵專營、平準均輸等國家壟斷一切的政策，對私營工商業的殘酷打擊，其最終的成本都會均攤到社會的每個成員身上。再說面向每個人徵收的“人頭稅”。漢武帝時代大幅度提高了人頭稅，向成年人徵收的算賦從40錢增加到120錢，向未成年人徵收的口賦從每人每年20錢增加到23錢，但徵收年齡提前到3歲，以致許多貧困之家“生子輒殺”。
漢武帝執政後期，農民大量破產流亡，成爲失地流民，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均爆發了農民起義。
如果一個國家的輝煌需要以全體民衆、每一個個體的犧牲爲代價，付出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的性命來換取，那這種輝煌對個人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