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研究過歷朝歷代的房地產交易，我覺得在已經逝去的所有朝代當中，宋朝樓市跟我們今天是最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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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農村裏的人喜歡去城裏買房，小城市裏的人喜歡去大城市買房，一切資源都往大城市流動，致使一線城市的居住需求越來越旺，居住成本越來越高。宋朝也是如此，南宋士大夫洪邁寫道：“士夫發跡壟畝，皆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非便、飲膳難得，自村疃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宋朝的農民稍微有點兒餘錢，都會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餘錢，他們還會離開村莊，搬到縣城裏住，甚至從縣城搬到省城裏住。不是說中國人“安土重遷”嗎？不是說古代農民不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不願意背井離鄉嗎？爲什麼宋朝人一有錢就想在城裏安家呢？因爲農村的生活環境太差了，“醫藥弗便、飲膳難得”，沒有好大夫，沒有好飯館，沒有好老師，看病難，吃飯難，小孩子也上不到好學校，爲了子孫後代將來能受到好的教育，長大了混他個一官半職，當然要從農村搬到城市、從小城市搬到大城市了。
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居高不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都買不起，要麼按揭，要麼租住，有的當房奴，有的做蟻族，宋朝是不是這樣呢？我看差不多。北宋士大夫王禹偁在《小畜集》中寫道：“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非薰戚世家，居無隙地。”京城房價非常高，寸土寸金，如果不是皇親國戚和世家大族，你在這座城市裏很難擁有自己的不動產。南宋哲學家朱熹則說：“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宋太祖和宋太宗在位的時候，首都住房非常緊缺，國家幹部都買不起房子，連宰相都要租房，直到宋神宗即位，給高級官員蓋了福利房以後，宰相們纔算有了窩。普通市民就更不用說了，買不起小房，租不起大房，只能做蟻族：“四鄰局塞，半空架版，疊垛箱筥，分寢兒女。”(陶穀《清異錄》)四戶人家侷促在一個小院子裏，每家住一個小房間，都拖兒帶女，孩子們沒地方睡覺，怎麼辦呢？在空中架一塊木板，把房子改成複式，把箱子疊拼起來當牀，讓兒女睡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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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房價漲速過快的時候，政府搞過限購，而大宋朝廷也搞過限購：限制京官在京城購買第二套房。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令：“現任京朝官除所居外，無得於京師購置產業。”當時之所以會出臺這樣的詔令，一是爲了限制兼併，二是爲了平衡住房市場上的供需矛盾，讓老百姓有房可買。
現在政府出讓國有土地給開發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掛，即招標、拍賣、掛牌。宋朝朝廷同樣是這樣賣地的，不過當時不叫招標和拍賣，而是叫做“實封投狀”：朝廷公佈地塊和底價，有意向的買家把自己能出的價錢寫在紙上，裝到信封裏，投進朝廷指定的標箱，報價期滿，朝廷開箱，公開念出各人的報價，出價最高者可以買到地皮。
現在貪官多如牛毛，這些貪官還狡兔三窟，普通老百姓一套房都買不起，他們一人能買幾十套甚至幾百套，所以住房市場上的兩極分化非常嚴重。宋朝有沒有出現過這種變態現象？當然出現過。就拿南宋初年來說吧，“中興四將”之一的張俊(此人陷害過岳飛)虛報兵員，大吃空餉，宋高宗在杭州分給他一幢別墅，他又在蘇州、鎮江、紹興、嘉興、南京等五地分別購買和興建豪宅，名下房產不下萬間。奸相秦檜貪污的財富更多，房產也更可觀，據陸游說，秦檜死後，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產，光秦檜的孫子秦壎名下就有六千畝地和十三處房。再看北宋末年，宋徽宗豢養的奸臣何執中在開封涉足房產開發，買地建房用於出租，“日掠百二十貫房錢。”(董弅《閒燕常談》)平均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一百多貫，而當時他一個月的薪水只有兩百貫。與此同時，普通百姓正在爲月底交不起房租而發愁，甚至於跑到街上向人乞討“房錢”。宋朝人所說的房錢，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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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宋朝房地產市場也有跟今天不一樣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區別是戰爭因素——宋朝房價特別是南宋房價之所以暴漲，主要是因爲戰爭造成的。
北宋末年，金兵攻宋，開封很快淪陷，黃河以北的人民不願做亡國奴，跟着皇室往南遷，最後在杭州、蘇州、南京、長沙、鎮江等地定居，致使當地人口劇增，房荒嚴重，這一問題直到南宋滅亡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價才一直居高不下。而我們今天就不一樣了，現在的問題不是住房短缺，而是空置房太多，就連北京都有幾十萬套空置房(一說上百萬套)。一邊是商品房大量空置，一邊是房價繼續走高，這纔是兩宋三百年內沒有出現過的一大奇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