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挑選接班人潛規則：清取代明，從宏觀的體制方面，襲用了前朝之衣鉢。本來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卻不滿足，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細節上又謀求變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點子。
最具創新意識並且與國家命運、皇族命運休慼相關的，要數立以賢的帝位繼承法。明朝執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誰先出生誰就是最佳人選，有一種論資排輩、聽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減免是非，卻有後患：不是當皇帝的料，偏偏當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面出類拔萃者，卻不見得有入選的資格。所以，明帝(共十餘位)中頗多昏庸之輩，禍國殃民。
恐怕正是因爲吸取前車之鑑，清朝選立皇儲的比賽規則修改了：摒棄了輩分的因素，以才取勝、惟賢是取，這樣對每一個皇子來說，則顯得公平多了。機會面人人平等，關鍵看你的才學武藝是否脫俗超羣。而對國家的發來說，則更保險一些：畢竟，皇儲是經過嚴格的篩選與客觀的考驗的，非等閒之輩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爲北方遊牧民族，崛起於嚴酷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於競爭意識乃至憂患意識，也更重視領袖作用。兩軍交戰勇者勝，如果主帥既無勇又無謀，大家跟着吃虧。所謂立儲，等於是在選擇民族的領頭羊，一點也馬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須具備方位感、判斷力及指揮才能，纔不至於把衆生之船划進漩渦裏去。一旦觸礁或擱後悔莫及，還不如預先做好充分的準備。
紫禁城裏的皇子們，都要接受精密的綜合素質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學士擔任教師爺，“逐日講經史，以擴充聖聰，庶於古今亂興衰之道，可以詳細陳說，而聖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歲就上學了，啓蒙老師是翰林院編修李鴻藻。繼位後，兩宮太后又特意爲這個小皇帝聘請了李鴻章、翁心存及禮部和工部的兩位上書，擔任弘德殿授讀的師傅。
作爲神射手康熙之子孫，雍正與乾隆，皆精於弓馬。尤其乾隆，是好戰分子，東征西伐，打得很過癮。自詡爲“十全武功”(刻碑後供奉於避暑山莊)。與人戰之餘，也與天地戰，繼承了“木蘭秋狩”的傳統，厲兵秣馬，捕虎射鵰，一輪又一輪地“大掃蕩”。他去熱河行宮的次數比康熙還多，估計“成績單”也並不遜色。乾隆的愛好甚至更廣泛：不僅頻繁在塞上游獵，還熱中於乘龍舟下江南。這最尊貴的“漁翁”，興高采烈地亨小調，往返於運河沿岸，垂釣風景，垂釣詩畫，垂釣美食——包括垂釣形形色色的美人魚。他的風流韻事可太多了。遊戲山水也遊戲人生。
我還知道道光的槍法很了得!嘉慶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熱河行宮避暑，天理教起義軍乘虛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監的內應下，兵分兩路：由西華門潛至隆宗門，由東華門攻入內廷景運門，直至由通道登上五鳳樓，居高臨下地與御林軍交火。其時諸皇子正在宮中讀書，聽到槍聲後都很驚慌，唯獨道光保持鎮定，率領幾個小兄弟取出鳥槍去養心殿搶佔有利地形。偏偏內廷軍械庫的值班太監手忙腳亂，沒有找到鉛丸。迫在眉睫，道光反應很快，讓在場者將衣服上的銅鈕釦全揪下來，混入火藥中代替鉛丸。
當起義軍翻牆而入時，道光開槍擊中兩人，其餘皇子又射傷第三人，打得對方擡不起頭來，只好改變偷襲皇帝寢宮養心殿、劫持人質的作戰計劃。道光憑着一把銅釦子作彈藥，一直堅守到增援部隊趕來……嘉慶皇帝原本不欣賞這位貌不出衆的皇次子，曾懲罰他到內廷“打掃處”接受勞動改造，跟小太監一起擦窗戶掃地。可道光在此事變中的表現，使父皇刮目相看：臨危不亂，智勇雙全，可治理江山也。
於是道光被“破格提拔”爲皇位繼承人。神槍手道光，尚是皇子時，恐怕就接受過“軍訓”了。否則不至於如此熟練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績一定也很不錯。道光承襲帝位(也算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後，一如既往地喜歡玩槍，喜歡打獵。他晚年時，與其父皇一樣爲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頗費躊躇：“欲付大，猶未決，令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忻獲禽最多。文(咸豐)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
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本無可厚非。只不過作爲裁判的父親，暗自擬定的是另一種比賽規劃：並非比槍法、比武力、比戰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惡。因此，獵物頗豐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選了，懷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槍的咸豐卻脫穎而出。咸豐考慮到春季鳥獸正在生兒育女，不忍殺伐，破壞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態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話世界裏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綠黨”，肯定很討後世之綠色和平組織歡心與褒獎。當今之瀕危動物，若有良知、若能讀懂歷史的話，應該會感激這“大善人”的恩情。
可惜，若以帝王必須具備的霸氣來衡量，鹹則失之於迂腐了。政治畢竟不同於“環保”，治國平天下，光有腸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俠骨、雄心、鐵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敗諸侯、開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燈、是心慈手欽之輩?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
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馬上皇帝，靠火與劍建功立業的。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嶄露頭角的，偏偏器重咸豐這樣的“慈善家”，器重一個另類。真不可思議!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經、削弱了鬥志?難道忘記了：書生造反，十年不成，讓其守業也不見得會有多好的結果。若以不殺生爲優點，適宜做和尚。燒香拜佛，與保家衛國，是不同的概念。畢竟，世界已非堯舜禹的時代，不進取則落伍。
在那次南苑校獵中，彈無虛發的恭親王奕新，倒還真是個人物。衆人皆知他與咸豐少年時同房修文習武，而才華略勝一籌。他好強鬥勝的血性，卻不受父皇青睞。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咸豐生前連個螞蟻都不捨得踩死。可他的敵人，“焚燒淫掠，備極殘酷”，毫不手軟地用一根火柴就點燃了價值連城的圓明園。菩薩心腸管什麼用?甚至無力爲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護。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恥的。
說咸豐是清朝的敗家子並不爲過。在洋槍洋炮面前，他拱手獻出了都城，並退避三舍。逃跑主義與投降主義，就是由其開始的。狩獵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馬，競爭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從此，西方列強的鐵蹄在華夏版圖上橫衝直撞，恣意地圍獵。
就像道光選錯了接班人，咸豐還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不該納慈禧爲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擡回北京後，就發生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裏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鉢的若非咸豐，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忻，那麼歷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臺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爲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個手指不可能一樣長。奕忻與咸豐雖爲兄弟，卻具有不同個性，從南苑校獵各自的表現就能看出來：咸豐偏重於仁其實是個庸人，奕忻傾向於勇(倒是可造之才)。一山不容二虎，咸豐上臺以後，奕忻只好低眉順眼地跑跑龍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這樣，咸豐對其仍加以提防與排擠。
楊義先生曾將這哥倆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與曹植，可見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詩泄憤，成爲曠世詩伯。恭親王卻把詩情傾注於林苑，使他的花園成爲磚瓦木石堆疊成的沉默的詩了。”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剎海西岸前海西街17號的恭親王府，俗稱六爺府。這位有經韜偉略而無法施展的王爺，在空曠的花園裏採菊、飲酒，也一樣備感壓抑吧?
咸豐去承德避禍，卻把擦屁股的事交給恭親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撫局”。這是一盤很難收拾的殘棋，連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託自己的兄弟充當替罪羊，跟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討價還價，賠笑臉、求情。“這是個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談破裂，背城一戰，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談成功，背上個喪權辱國的罪名，既‘隗對祖宗’，‘亦無顏於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處理了‘撫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職和洋人拉上了關係，打開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區。”
恭親王作了咸豐的“人體盾牌”，抵擋腥風血雨。然而這“小六子”確實有幾分指揮才能與外交手腕，總算把一團亂麻理出了頭緒。恭親王本是挽弓當挽強的世襲貴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與豺狼談判，賠禮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夠爲難他的。若將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點誇張了;但他畢竟努力發揮着能屈能伸、能開能合的外交家風度，以應付禍從天降的激變。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頭，後來體現在敢與慈禧太后相對抗。慈禧有一寵臣，欲從紫禁城正門出去辦事，門官不允許，稱其違背祖訓(此門是皇帝本人進出的御道)，雙方就爭吵起來。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處死一點不給面子的門官。奕忻嚴詞拒絕。慈禧很下不來臺：“你算老幾?敢頂撞我?”
奕忻不服軟：“我是恭親王。”慈禧威脅：“我撤了你的王爵!”奕忻不懼：“你撤得了我王爺的稱號，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韻六兒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幾，反過來把慈禧給難住了。看來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權貴的耿直之人，傲氣十足。假如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由這樣的人當家的話，估計情況會好一些。然而歷史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自咸豐始，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禦敵於馬上，救民於水火，又不擅長料理財政、工商、科技等諸多內務，導致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頻頻遭受列強的欺凌。
咸豐之後，同治與光緒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漢，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個太婆玩弄、操縱於股掌。尤其光緒，雖曾想謀取改革、以擺脫“母虎似的嬸孃”(林語堂語)，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連一個女人都鬥不過，又如何統治四方、降龍伏虎呢?他眼睜睜地瞧着心愛的珍妃被“老佛爺”派人推進井裏，卻無力解救，活得真夠窩囊的。
道光不以實力、而以道德選拔人才，犯了主觀化的錯誤。他的一念之差，導致大清國運的衰竭：亦步亦趨地走進一條無路可退的死衚衕。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道光首先是要負責的。他不僅於1842年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而且選錯了接班人。後來的事實證明：治國確非咸豐的強項，他更適合做“農林牧富漁業部長”，抑或組建綠色和平組織，卻不擅長擴充武備，抵禦外敵。徒具“婦人之仁”，哪裏能鬥過強盜的邏輯?他在任期間，北京首次淪陷於跨海而來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丟盡了臉。
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聯軍衝進安定門——從此安定門再也不安定了。咸豐本人嚇得屁滾尿流，到承德避風頭。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莊，都爲了打獵，爲了耀武揚威;咸豐此次十足是在逃難，把祖傳的圍場當作最後的避難所了。真是絕妙的諷刺!咸豐肯定沒心思秋狩了，他自己儼然已成別人追擊的獵物。惹不起，總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辦法。咸豐在承德躲了將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對先帝們的手跡與豐碑，又無顏見江東父老，肯定如坐鍼氈、進退兩難。大病一場，索性躲到地獄裏去了。
除了學習書本知識，還必須“軍訓”：騎馬射箭，飛刀舞劍，甚至操練火器。難怪道光哥兒幾個在抵抗天理教襲擊時，臨陣不有那麼好的槍法呢。皇子們同臺學藝，誰不想以優勢取勝呢?不是爲了考狀元，是爲了當皇帝，太有誘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顯示自己新學到手的文韜武略。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競選總統似的，只不過是爲了拉着最關鍵的一張選票。假如兒子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就夠讓他們的“皇阿瑪”爲難的。該讓誰當“班幹部”呢?
想當年道光一直很爲難：四子奕獰(咸豐)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捨呢?他率領兒子們去南苑校獵，無形中將天地作爲考場了。當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體育的綜合分：咸豐的武藝雖不出衆，但“政治課”學得好，以仁慈之心獲得了父皇青睞——國家就需要這樣“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人才……
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出了一道題目：何爲治國之本?在趙大力著《恭親王奕忻》一書裏，奕忻回答：“當然是國富民強，只有發展經濟大業，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國才能穩定。”而咸豐則回答：“治國之本惟仁孝，賢德最爲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濟於民，撫育百姓，取信於民，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若人心不軌，則難圖大業。”兩人說得都不錯，但各有偏重。我以爲奕忻的態度更務實一些。
事實證明，咸豐說起來是一套，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實踐能力較差。在那樣一個黑雲壓城的多事之秋，空談誤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