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東林黨崛起，江南成爲黨爭的重鎮。
江南士人結社風氣盛行，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復社。
復社諸多名士積極與社會底層的秦淮歌妓交往，使黨爭文化、結社文化與歌妓文化充分融合。
他們的豪情、名士才情與佳人豔情相互交織點染，形成了獨特的明末江南文化。
一：江南黨爭文化
南京是大明都城，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把南京作爲留都，保留着完整的一套中央行政機構，官員與北京平級，而實際權力要小得多。
這種獨有的兩京制影響了明代官場格局，南京作爲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儼然成爲了與朝廷相對立的另一個權力中心。
尤其在明中後期黨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南京往往成爲朝廷權力鬥爭中失敗者的聚集地。
例如崇禎二年，復社領袖之一的侯方域叔父侯恪就因爲指斥溫體仁之奸佞而被貶往南京任國子監祭酒。
他主持了崇禎三年的金陵鄉試，與同爲東林黨的主考官姜曰廣等人一道錄取了許多復社成員，客觀上促進了復社的發展壯大。
他與兄長侯恂也被複社奉爲宗主，而侯氏子弟因此多有加入復社者。
發生在北京的黨派鬥爭，其餘波會在南京持續發酵，甚至釀成更加激烈的權力鬥爭。
如貴州人馬士英官場失意流寓南京，其同年安徽人阮大鋮因名列逆案而被削職，也棲於南京，二人結爲莫逆之交。
而親近東林的江南文士周鑣，因政見不同被免官亦客居金陵。
他們之間的矛盾鬥爭對南明的官場局勢產生了較大影響。
江南是東林黨的大本營，在晚明激烈的黨爭中佔據重要位置。
明代中後期，江南經濟得到較快發展，出現了早期資本主義的萌芽。
新興地主商人階層隨之崛起，他們積極參與官場活動，希望能改革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代表新興階層利益的一批士大夫如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宣揚其革新的主張。
講學之餘他們往往諷議朝政，評判人物，社會影響極大，被稱爲東林黨。
天啓年間，東林黨人得勢後打壓異己，結果遭到瘋狂的反撲，最終在殘酷的黨爭中敗下陣來。
東林諸君子遭到魏忠賢打壓，但是他們不懼邪惡敢於鬥爭的精神在江南地區深入人心。
崇禎初年興起的江南復社，就繼承了東林黨的精神而被人們稱爲“小東林”，許多東林黨後裔都加入了復社成爲骨幹力量。
因此，江南是明末黨爭的重鎮，而南京則是南方官場鬥爭的中心。
由此形成的黨爭文化在明末政局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影響江南文化興衰的重要因素。
二：江南結社文化
明代中後期，文人結社風氣盛行，至天啓、崇禎之際蔚爲大觀。
按照謝國楨先生的說法，明末時期“大江南北，結社的風氣如春潮怒上，應運勃興”。
據相關研究資料統計，作爲人文淵藪的江南地區，因爲經濟文化發達，文人結社數量達數百家之多，知名度較高當推幾社、應社以及復社。
結社風氣風靡成爲明末江南文化的一種特殊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意義。
有研究者指出：“結社成爲了江南文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是江南士人的一種文化生存方式，也是江南士人才情與風雅的展示。”
影響明代文人結社一個重要因素是科舉考試製度，文人們結社求友，定期聚會從事風雅吟詠活動。
更重要的是爲了共同揣摩制義，提高八股文寫作水平，以期能博取功名。
由於明末朝廷腐朽黑暗，士大夫無恥無行者甚衆，社會風氣日趨敗壞。
江南士人關心國事，他們在結社講學時喜歡譏議朝政，鍼砭時弊，他們還倡導忠孝氣節，力圖匡扶當時的學風、士風。
例如匡社、復社，其社名即含有興復古學、匡扶正氣之意，顯示出鮮明的傾向性。
尤其是復社領袖張溥，以“興復古學，務爲有用”爲社團宗旨，合諸社爲一家，把復社變成了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社團。
復社先後在尹山、虎丘、金陵等地舉辦大會，與會者多時達數千人，產生了空前的社會影響力，成爲了朝野矚目的重要力量。
復社成員在崇禎三年後的科場上獲得巨大成功，許多成員進入政界，引發了反對者的警惕和反感，自然就捲入了當時的黨爭漩渦。
復社成員先後參與驅逐阮大鋮以及“倒薛(國觀)扶周(延儒)”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明末的政局。
復社是江南文人結社活動發展的高峯，它使得江南結社文化與明末黨爭文化相互滲透，黨社逐漸融合爲一體。
三：江南歌妓文化
自明太祖於金陵建都，設置教坊司，建十六樓，秦淮河畔遂成爲青樓娼業繁榮之所。
有明一代，秦淮風月數百年不絕，明末尤盛，形成了輝煌奪目的江南歌妓文化。
江南歌妓文化的形成與當時的時代思潮、官場風氣有着密切的關係，也與金陵的文化傳統及明代金陵特殊的官場、文化地位有關。
明朝中後期王陽明的心學思想興起，肯定人慾望的合理性，從而把人們從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晚明社會享樂之風盛行，上至貴族公卿下至市井商賈，皆以奢華爲榮，竭力追求聲色。
再者，由於皇帝昏庸吏治腐朽，朝廷黨爭不休，許多官員士人因爲前途迷茫看不到希望，轉而縱情聲色，以尋求心理慰藉。
如東林領袖錢謙益與溫體仁爭權失敗回鄉隱居，結識名妓柳如是，引以爲詩文知己並不顧世俗非議聘娶了柳氏。
明末桐城名士孫克鹹自負文武才略，見到秦淮歌妓葛嫩後，嘆曰：“此溫柔鄉也，吾 老是鄉也。”
士人階層也衝破禮法束縛，他們樂於交往歌妓，狎妓宴飲，縱情享受聲色，甚至把開花榜品名妓當作風雅之舉。
《列朝詩集小傳》記載：
萬曆甲辰中秋，開大社於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於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鹹相爲緝文墨，理絃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豔稱之。
崇禎九年，姚北若召集復社名士與歌妓在秦淮河上載酒徵歌，其盛況在《板橋雜記》亦有記載：
嘉興姚北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召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
名士名妓相互點染，成爲了讓人豔羨的美談，晚明社會風氣之頹靡可見一斑。
南京自六朝以來就是江南的權力、文化中心，文采風流甲天下。
明代以來每逢鄉試之年，南方數省的士子云集金陵。名士清流之輩，風流倜儻， 遊於舊院，與秦淮歌妓交遊酬唱，亦成爲時代風尚。
《板橋雜記》雲：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
由於秦淮歌妓具備一定的才藝與文化素養，她們樂與名士們交遊酬唱，藉此自重身價。
因此秦淮河畔的青樓成爲士人的交際場所，官場失意或春風得意的東林諸公、復社名士們在青樓詩酒風流，酒酣耳熱之際品評時政，抨擊權奸。
身處社會底層的歌妓們從中也瞭解官場人物，能辨忠奸善惡。
如李香君，受其養母影響，自幼接觸復社人物陳貞慧、吳應箕等人，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得到復社領袖張溥、夏允彝等人的高度稱讚。
歌妓們憎惡閹黨，敬重同情東林復社，甚至以清流人物作爲結識和擇偶的標準，所謂 “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
清人秦際唐的《題於澹心板橋雜記》詩句準確地描述了秦淮歌妓的態度。
作爲社會精英階層的名士，與社會底層的秦淮歌妓積極交往互動，使得江南激烈的黨爭文化、風雅的結社文化與世俗的歌妓文化充分融合。
名士才情及佳人豔情相互交織、點染，催生出文藝創作演出的繁榮局面，形成了明豔絢麗又悲壯淒涼的明末江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