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慘案”又稱“卡廷事件”、“卡廷森林大屠殺”(波蘭語：zbrodnia katyńska;俄語：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是蘇聯祕密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於1940年4月至5月間對被俘的波蘭戰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進行的有組織的大屠殺。1940年春，大約2.2萬名在押波蘭軍人、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職人員遭到蘇聯軍隊殺害(其中4421人於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處決)。
卡廷慘案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系列政治紛爭的結果。蘇聯希望建立一個全球性的無產階級政府，而戰前的波蘭與蘇聯之間的敵意也在不斷加深。在1920年波蘇戰爭以波蘭的勝利爲結束後，蘇聯不得不放棄將革命推向西方，斯大林被批評其在波蘭戰線上的錯誤決定，蘇維埃當局把西方鄰國看作是主要的敵人。波蘭在協約國和羅馬教廷支持下的向東擴張，紅軍在華沙戰役中完敗。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里加和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作爲這場戰爭的犧牲品，12—13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爲了白衛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2000人成爲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根據波蘭和俄羅斯兩國的國家檔案機構共同出版的文獻，約有18,000至20000名紅軍戰俘在1919至1922年間死亡。在1937年到1938年的蘇聯 “大清洗”(Great Terror，旨在平息醞釀在全國的反布爾什維克叛亂)運動期間，蘇聯人用極端的手段打擊國內的波蘭人羣體。當時超過7萬波蘭人(蘇聯公民)被人用手槍擊中後腦而死亡，大清洗中，每十個受害者中就有一個是與波蘭有關係的。後來，蘇聯使種族清洗的機制更加精密了。
1939年9月，與希特勒簽訂了條約後，斯大林向正在抵抗德國人的波蘭發起進攻，他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永久摧毀波蘭的獨立地位。在入侵最開始的時候，蘇聯一如既往地隔離(或當場槍殺)那些他們認爲是波蘭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特別是官員。可以想像，蘇聯當局對種族清洗是早有預謀的(其原因是因爲早期的蘇波戰爭中波蘭屠殺蘇聯戰俘)，就像德國人在他們的領地所計劃的一樣。對於被囚禁者，蘇聯並沒有按照國際法對待他們，所以他們一直堅持着他們如此一致的謊言。
隨着1943年波蘇關係惡化，以及蘇聯在1944—1945年支配了波蘭的領土，蘇聯成功把這個被征服的國家以共產主義傀儡政府的形式一直統治到80年代。在這段時期，任何要求獲知卡廷事件真相的人均被看作是反對蘇聯和反對波蘭人民共和國份子。這就是戰後波蘭一直被 “卡廷謊言”所駕馭的原因。
卡廷慘案真相
“卡廷慘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遭到扭曲的歷史事件，不過它很可能是最喧囂的一個。”卡廷大屠殺的俄國曆史學家維克托·薩斯拉夫斯基曾經這樣說。在批評俄總統普京對這段歷史的漠視時，他引用了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話：“再高超的撒謊技巧，也不能彌補你面對歷史真相的無能。”
出生在列寧格勒，小時候的維克托曾幫他的父親燒掉了與托洛茨基的信，此後一生流亡在外，童年那種恐怖而窒息的記憶卻一直如影隨形，這些記憶成爲他研究斯大林時期歷史真相的最初動力，直到他最後找到那個記憶的支點──1940年的卡廷大屠殺。
在2010年4月10日斯摩棱斯克空難之後，這段歷史又爲災難深重的波蘭民族添上了一層悲壯的意味。當日，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帶領波蘭代表團一行88人乘圖-154總統專機，從波蘭華沙飛往俄羅斯斯摩棱斯克市，準備在當地悼念卡廷大屠殺的遇難者。飛機墜毀，機上96人無一生還。
莫名失蹤
在倫敦西郊的肯拿士貝利公墓有一個錐子一樣的花崗岩墓碑，上面只有簡簡單單的字“卡廷，1940”。這是波蘭人在1976年9月爲悼念大屠殺的死難同胞所建，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以卡廷事件命名的墓碑。不久後，英國的坎諾克蔡斯又出現了一座相似的墓碑，建造者斯蒂芬·斯坦澤維奇的父親曾經是二戰時波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卡廷事件中遭到屠殺。斯蒂芬所立的紀念碑並非僅僅爲了紀念父親，紀念碑的底部有這樣一行字：“紀念1940年卡廷樹林裏被屠殺的波蘭軍人和官員”。它的旁邊有一個小玻璃瓶，裏面裝着華沙和卡廷樹林的泥土。從倫敦開始，紀念碑在隨後的年月裏出現在了美國的馬里蘭、加拿大的多倫多……最後纔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紀念碑就像是波蘭人二戰開始流亡的歷史證據，直到最後回到原點。
時間回到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開始用閃電戰大舉進攻波蘭，而在半個月後(就在蘇德祕密簽訂互不侵犯條約3個星期後)，蘇聯以波蘭政府難以控制本國領土，蘇聯和波蘭的和平條約失效爲由，也開始從東面大舉進攻波蘭。由於波蘭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英國、法國等國綏靖的“西方背叛”，大批的波蘭軍人和政府官員成爲戰俘。據估計，約有25萬到454700名波蘭人成爲俘虜，他們分別被關押在3個戰俘營裏，由蘇聯的國內安全部(NKVD)主管。NKVD此後迅速釋放了4萬多名烏克蘭籍和白俄羅斯籍的士兵，而4萬多生在波蘭西部的士兵則被遣送到納粹德國的管轄之內……直到當年11月，NKVD有4萬波蘭籍的戰俘：8500多名行政人員、6500多名政治官員、2萬5000多名士兵……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彷彿人間蒸發一般去向不明。
大屠殺
初時，這些人的命運在戰火紛飛的年月裏很難引起關注，當時西方國家最主要的任務是與蘇聯聯盟，抵抗納粹的進攻，流亡英國的波蘭政府必然要追隨這樣的潮流。1941年，波蘭流亡政府與蘇聯簽訂了西科爾斯基─馬伊斯基協約，決定在蘇聯境內組建一支波蘭軍隊。波蘭將軍烏拉蒂斯勞要求得到這些曾被捕的波蘭軍官的消息，斯大林信告訴他，在蘇聯入侵波蘭時期被捕的幾萬波蘭戰俘已經全部被釋放──這些音信全無的人，從斯大林暗示的理論而言，是被同年開始入侵蘇聯的納粹德國軍隊所殺。他甚至荒謬地說，這些戰俘“很可能跑到了滿洲”。
不久後，一個波蘭鐵路工人在俄羅斯卡廷的森林裏發現了大量的屍體，並把此事報告給了波蘭地下抵抗組織。但是慌亂時期的波蘭人中很少有人相信這一“危言聳聽的傳聞”，因爲屍體的數量太爲驚人。但是隨後的1943年，戈培爾率領的德國國防軍佔領了卡廷森林，他們挖開了一個萬人坑，當時就發現了4243具波蘭軍官的屍體。戈培爾興奮不已，他明白自己找到了一個離間波蘭、西方和蘇聯關係的大寶藏，同年的4月13日，在柏林電臺的廣播信號中，一個聲音這樣緩緩說道：“一個深溝……28米長，16米寬，2萬波蘭官兵的屍體……”
不算清楚的信號在同盟國的夜空中傳遞着，當然也傳到了波蘭總理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的耳中。瓦迪斯瓦夫要求斯大林給出解釋，後者堅持說這是德國人的離間計，波蘭人早就被釋放，殺害他們的是德國人。瓦迪斯瓦夫肯定無法接受這個疑點諸多的解釋，於是他要求紅十字會聯合幾個西方國家一起到卡廷調查。他受到的壓力是肯定的，蘇聯不久之後就攻擊他與納粹德國有聯繫，斯大林解除了和波蘭流亡政府的聯盟關係，轉而培植親蘇聯的波蘭旺達內閣。鐵幕在此時就已經漸漸張開，在斯大林的堅持下，同盟國也紛紛肯定了旺達內閣的地位。離奇的是，在兩個月後，瓦迪斯瓦夫乘飛機從中東前往波蘭調查卡廷事件，飛機在起飛不到16秒後不明原因墜落大海，瓦迪斯瓦夫、他的女兒和他的內閣總管一同遇難。
在此後的十幾年裏，卡廷事件的真相就像瓦迪斯瓦夫的死一樣，蒙上了一層謎樣的色彩。1943年，當戈培爾接到命令撤離卡廷地區時，他預言般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要放棄卡廷是件不幸的事。布爾什維克肯定會‘發現’我們在這裏殺了2萬波蘭官員，這會是將來讓我們惹上麻煩的事。蘇維埃肯定會將這個地方作爲他們的證據，拿來指責我們。”正如他所預見的，當蘇聯贏得二戰勝利，而波蘭政府成爲蘇維埃的一分子後，蘇聯人和波蘭政府是將卡廷作爲“希特勒的恐怖統治”而來宣傳的。儘管早在紐倫堡審判之前，獨立調查就已經指出，萬人坑裏的波蘭人是在1940年被殺的，而當時，德國大軍尚未靠近卡廷森林，但這項罪名仍然被算作納粹的罪名。
真相其實早就在瓦迪斯瓦夫、丘吉爾和羅斯福的心中，但卻是過了30多年，當蘇聯政府行將就木時，才真正從卡廷的森林裏露出天日。1988年，戈爾巴喬夫首次承認了卡廷大屠殺事件是蘇聯政府所爲。一年後，葉利欽將政府和克格勃的1號絕密文件傳給了當時的波蘭政府，文件顯示，1940年的4月3日，斯大林親手簽署了屠殺波蘭士兵的命令。蘇聯人並沒有納粹德國毒氣室這樣高科技的殺人手段，他們將波蘭戰俘分批帶到卡廷的樹林裏，用德制的PPK步槍在戰俘腦後開槍。在機器作業巨大隆隆聲的掩蓋下，人爲的屠殺在4月的每個晚上都進行着，直到5月，2萬多波蘭戰俘全被殺害。
戰俘的家屬、歷史學家或者波蘭藝術家其實早在鐵幕統治之時就已經多少了解了真相，但是蘇聯屠殺戰俘的理由卻是在這份文件披露之後纔得到解釋──大量的戰俘成了蘇聯政府的極大包袱，但斯大林卻不願意他們回到波蘭，以免在未來蘇聯對外擴張的戰爭中，這些戰俘倒向反蘇的一邊。
真相的找尋
歷史的真相正是從這些軍人的孩子們身上開始的。安傑依·瓦依達也許是其中最爲著名的名字，這位波蘭著名的電影導演在2007年的柏林電影節終於憑一部《卡廷慘案》完成了與失去聯繫的父輩的一次對話。瓦依達曾經歷過共產黨統治時代、團結工會運動興起和軍管時代以及後共產黨的現代，在他的這部影片中，一個叫塔吉奧的孩子，卡廷受難者之子，向學校提交了重返學校讀書的申請，他也想上藝術學校。但校方告訴塔吉奧，他必須從簡歷中刪掉“父親被蘇聯人殺害於卡廷”這句話。塔吉奧拒絕了，從學校跑出來的他撕毀了街上的一幅蘇軍宣傳海報。幾分鐘後，他就被共產黨士兵射殺在大街上。這一電影情節正是導演瓦依達的經歷，他的父親雅各布正是在卡廷事件中失去的音訊，但是撕掉海報的場景，卻只能發生在他的想象之中。
這張照片上的臉無疑是斯大林，戰後反對斯大林的運動無疑給予波蘭人認識真相的契機。如瓦依達一般，卡廷事件受害者的下一代漸漸成長起來，其中很多人成爲藝術家、知識分子和科學家，他們其中很多人在蘇維埃的陰影下被迫流亡，但也有了更多離開故鄉的機會。“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我們父親是如何被殺，在哪兒被殺的……直到我開始在許多國家周遊，我才知道別人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瓦依達這樣說過。
對他們那一代而言，父輩死因的謎團是和自己被壓抑的青年時代以及流亡的經歷聯繫在一起的。卡廷事件的倖存者約瑟夫·薩普斯基在流亡巴黎的生涯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我們所有的人，無論自己想還是不想，都已經被這條不可見的鎖鏈拴在了一起，這條鎖鏈的最終一段就是卡廷。”
當然，這條鎖鏈並非總是不可見的，時不時地它會有具體的形態。1959年11月的一個夜晚，有人在華沙軍人公墓支起了一個製作簡陋的紀念碑，一個木製的牌子上刻着“卡廷受害者”的字樣，儘管波蘭當局馬上將這個牌子移除，但是這個地方不久之後就擺滿了紅色和白色的鮮花。這就是那個年代，波蘭人對卡廷事件“地下的”聲音。這些地下的聲音在蘇聯解體的時刻馬上就跳脫而出，1989年開始，他們成立了不同的卡廷事件家屬會，一年後，35個從波蘭不同地方而來的家屬會齊聚華沙，組成了卡廷家屬會聯合組織;而同年，波蘭導演馬賽爾·羅贊斯基拍了第一部關於該事件的紀錄片《卡廷人》。1991年，波蘭的軍事博物館在卡廷事件發掘者的組織下，策展“不止卡廷”以及“戰爭罪行”兩個展覽……
但最有國際影響力的依然是瓦依達的這部電影，電影所用的一些非現實主義手法引起了爭論，而瓦依達本人說，這正是波蘭精英對於那一段歷史的反思：電影一開頭那個戲劇性的場景就是卡廷的符號，瓦依達說他爲這個鏡頭早就考慮了很多年。那是一羣向東逃亡、躲避德軍的難民。他們在大橋上與另一羣向西逃亡、躲避蘇聯紅軍追擊的難民相遇。兩羣人朝着對方大叫：“你們去哪，快回去!”而一個切換後，則是德國和蘇聯軍官在新邊界進行着交談。卡廷事件在導演的眼裏呈現得更多的，是波蘭在歷史中的那個兩面夾擊的生存困境。儘管波蘭總統卡欽斯基爲這部電影投資成了批評家的口實——他們批評說政治家用電影來闡述歷史是前所未有的，不過，這並沒有阻止這部電影獲得當年的學院金獎。
歷史不能被忘記
卡欽斯基證明了他爲波蘭歷史的真相能做得更多──在普京上臺後，俄羅斯曾經再一次否認斯大林時期俄羅斯在卡廷事件中扮演的屠夫角色，而在卡欽斯基的支持下，2007年波蘭特別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由波蘭政府出面組織一個民族記憶研究會，這個研究會負責二戰時期納粹和蘇聯對波蘭人犯下戰爭罪行的調查，這一組織，也許是世界上惟一一個由法律規定去搜尋歷史真相的機構。
卡欽斯基就彷彿瓦依達電影中的那個老將軍，在片中，他的最後一個平安夜，向還不知道要走向死亡深淵的軍官們說：“我們必須堅持下去。自由的波蘭離不開你們。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波蘭重新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上，一個真正富強自由的波蘭。”
因此，卡欽斯基此前長期被俄羅斯政府列在了反對派的黑名單上。在墜機事件發生的3天前，俄羅斯總理普京和波蘭總理圖斯克在卡廷公墓上共同悼念大屠殺的遇難者──這是兩國首次在此公墓舉行聯合紀念活動，普京也是第一位前往悼念的俄羅斯政治家。當天，硬漢普京單膝在紀念碑前跪下，雙手捧着一隻深藍色玻璃缸，內有一支點燃的白色蠟燭。
正如波蘭人說的，“歷史不能被忘記，也不能被原諒。”如今，歷史的昨日之靈，也許能稍稍寬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