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慘案”又稱“卡廷事件”、“卡廷森林大屠殺”;1940年春，大約2.2萬名在押波蘭軍人、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職人員遭到蘇聯軍隊殺害(其中4421人於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處決);1943年，發現波蘭軍人屍體的納粹德國稱殺害事件爲蘇聯所爲，遭到蘇聯否認;直至1990年4月13日，時任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問蘇聯時，蘇方才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稱其是“斯大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2010年4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下令公開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歷史文件，這是俄羅斯首次向公衆公開卡廷事件的相關材料。
卡廷慘案全程揭祕
1939年9月17日，蘇聯繼德國之後出兵侵入波蘭。蘇軍在兵力上的優勢和波蘭腹背受敵的處境，使蘇聯在波蘭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僅用十天時間就達到了消滅波蘭國家，佔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地區的既定目標。蘇聯在波蘭的軍事行動，不可避免地帶來兩個迫切問題，一是需要處理大量的波蘭戰俘，二是怎樣把所佔領土徹底變成蘇聯“合法”的組成部分。這兩個問題之間既互相影響，又有一定的聯繫。以前由於蘇聯檔案材料的限制，人們對這兩個問題的處理過程並不很清楚。在對近年來解密的檔案進行研究之後筆者感到，它們的解決並不完全是某個人意志的結果，更主要的還是蘇聯政治觀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結果。
5月中旬，據戰俘管理局統計，從三座專門戰俘營被送去執行槍決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來的戰俘，一共槍決了15131人。另有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監獄關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併被處決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槍斃的波蘭軍官的屍體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並在三年後成爲這一悲劇事件的第一批無聲的揭露者。
而就處決這些波蘭精英的原因，俄國學者指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藉助於工作人員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蘭軍官和警察雖然在十分艱難的被俘條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卻並沒有被摧垮。他們並未背棄自己的祖國，未背棄自己的宗教，也未背棄自己的政治觀點和道德價值觀。蘇聯領導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軍裝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蘇聯對波蘭戰俘最初的處理措施應當說，蘇聯對戰俘問題從一開始就有所考慮。就在出兵當日，貝利亞致信莫洛托夫，轉達了紅軍總參謀部提出開設8個戰俘接收站和兩個分配站的請求，同時建議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押解部隊負責戰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衛和解運工作。爲此他請求蘇聯人民委員會所屬國防委員會通過關於將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並實行動員的決議。8個戰俘接收站分別設在日特科維奇、斯托爾布齊、季姆科維奇、拉多什科維奇、亞爾莫林齊、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兩個分配站是科澤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國防委員會根據貝利亞的建議通過的決議，自9月20日起，白俄羅斯、烏克蘭特別軍區和列寧格勒軍區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
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出臺了處理戰俘問題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組建一個專門負責戰俘事務的機構——戰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魯年科少校被任命爲戰俘管理局局長，謝·瓦·涅霍羅舍夫爲該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約·米·波盧欣爲副局長。根據隨後制定的戰俘管理局條例，它“直接領導戰俘營的組建及對戰俘的配置、接收、登記、關押和使用戰俘勞動，制訂戰俘接收站、戰俘營的條例，頒佈戰俘營關押及內部規章制度的細則和指示。”
戰俘管理局在俄羅斯聯邦的奧斯塔什科夫、科澤利斯克、尤赫諾夫、普季夫利、奧蘭、尤扎，烏克蘭的科澤利相斯克、舊別爾斯克共設立了8個關押營。每個戰俘營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各部門的職能等，在9月23日頒佈的《戰俘營條例》中做出了規定。
在戰俘營的機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科。它的職能是對戰俘實施肅反工作。貝利亞在批准成立戰俘管理局的命令裏，特別強調了要在各戰俘營開展肅反工作。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給各戰俘營特別科下發指示，要求他們在對戰俘進行登記時，要建立專門的戰俘間諜案卷和偵察案卷，“對進行反蘇活動、有間諜活動嫌疑、與波蘭社會黨、畢蘇斯基分子、國民民主黨分子、社會民主黨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反革命政黨和組織有聯繫的戰俘，以及所有軍官，都要建立履歷案卷，這些案卷要登記在一個專門的簿冊裏。”特別科還應每月向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處和第一專門處提交業務報告，說明戰俘營中關押戰俘數目，其中軍官數、憲兵、國家安全機構工作人員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歷案卷數量、獲得的諜報數量、招募的暗探和情報員數量、被逮捕的人數有多少。
可見，從一開始，戰俘營中的這個機構就被賦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營規模計算，至10月下旬，8個戰俘營最多能關押68000名戰俘，這與前線部隊實際俘獲的戰俘數量相差甚大。這種情況，勢必給戰俘營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壓力。另外，根據貝利亞9月19日的命令，各戰俘營的展開要用10天左右的時間，如果再加上組建戰俘營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實際問題和官僚主義作風造成的延誤，各戰俘營能否在規定的時間準備就緒，都還是問題，這與蘇軍在波蘭境內的迅速推進形成了強烈反差。它將給戰俘營初期的戰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帶來諸多影響。
前線部隊很快發現他們面臨着由於戰俘人數巨大而帶來的種種問題。9月21日，副國防人民委員庫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報告，由於沒有準備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戰俘，部隊無法向他們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戰俘也牽扯了部隊大量人力。“部分戰俘由鐵路從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對此他建議“政府應發出指示，將那些被俘的烏克蘭籍和白俄羅斯籍俘虜在登記後遣散回家……”
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拉·福·察納瓦也向莫斯科報告：“西部各地區聚集了成千上萬逃離前線的士兵，擠滿了街道，靠行動小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們隔離起來。紅軍部隊沒把他們當成戰俘抓起來，結果，誰也沒有對他們進行審查，波蘭士兵到處自由走動。”
庫利克的建議，反映出前線部隊對短時間內俘虜這麼多戰俘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就地釋放部分戰俘也不失爲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因爲，如果在作戰與看管戰俘之間權衡，常理上毫無疑問要優先保證前者。9月23日，伏羅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覆庫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議：“被俘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農民如果能夠出示文件，證明他們的確是被波蘭人徵召入伍的，可以將他們釋放。”
但是此舉卻立即遭到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質疑。他在9月24日給斯大林的信裏，描繪了大量被遣散的戰俘堵塞了幾乎所有道路的情景，並說其中許多人企圖前往由德國人佔領的地區，其中混雜了不少軍官和警察。看來梅赫利斯的信對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爲第二天伏羅希洛夫又下達了一道命令，撤銷了兩天前釋放農民戰俘的命令。這樣，分流戰俘這一途徑被堵死了，數量衆多的戰俘在短時間內涌向蘇聯境內幾個剛剛成立的戰俘營。十幾天內，一些戰俘營接收的戰俘接近了計劃規定的容納數額據各戰俘營上報的材料，科澤利斯克營計劃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舊別爾斯克營計劃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達11262人;奧斯塔什科夫營計劃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還要往這裏送5000人。只是在營領導人一再堅持下，這批戰俘才被轉送其他營地。到10月29日該營已有12235名戰俘。另一些則大大超過了原定數額。尤紮營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這裏的戰俘多達11640人;奧蘭營原定只能容納4000人，10月1~3日實際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歷史文獻收集保管中心)，ф1/п，оп2е，д2，л242。
儘管展開各戰俘營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達，但各戰俘營的準備工作並沒有完成，或者更確切地說，各營所做的準備在大量涌入的戰俘面前變得捉襟見肘，難以應付了。這就直接導致了各戰俘營接收工作的被動與混亂。到9月底，普季夫利戰俘營的戰俘囚舍“還是用木板建的，縫隙沒有堵塞，沒有天花板和爐子”;“營內沒有消毒室，戰俘沒有內衣”;更嚴重的是，由於調撥單沒有發下來，“戰俘的正常飲食沒有安排好”。建在島上的奧斯塔什科夫營，由於沒有與島外的電話聯繫，汽艇用油無法保證，因而“物資供應已經中斷”;維修戰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氈、釘子等均告缺乏;全營尚缺8000條牀墊，只能由國家調撥，因爲“在本地組織縫製這麼大數量的牀墊既不可能也無材料”。
科澤利相斯克營內的許多建築物“呈半損毀狀態，窗戶上沒有玻璃，房頂漏水，連通鋪都無法架設”，就是這樣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戰俘，另一部分戰俘或是睡在夏季帳篷裏，或是被安置在豬圈裏。
尤赫諾夫營的許多戰俘不得不在3℃~7℃的氣溫下，“住在涼臺上、馬廄裏、窩棚裏”，甚至“許多人連一個坐的地方都很難找到”。
爲了解決住宿問題，一些戰俘營因陋就簡，提出搭建3層和4層牀鋪，索普魯年科無奈之下同意在房間空間允許的地方製作3層牀鋪。
隨着軍事行動的結束，如何處置大量波蘭戰俘問題需要蘇聯領導人立即作出決定。10月1日，一個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牽頭的委員會討論了戰俘問題。顯然，在討論中有人認爲庫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羅希洛夫贊同的遣散士兵戰俘的建議，在目前情況下不失爲緩解戰俘營壓力的有效辦法。在由這個委員會成員貝利亞和梅赫利斯會後聯名向斯大林提交的報告裏，建議對戰俘進行分類處理。他們把戰俘基本分成6類，並作出不同處理：對居住在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的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戰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戰俘修築沃倫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鄉被劃歸德國的波蘭領土上的士兵戰俘暫時單獨關押在科澤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戰俘營，待與德國人談判解決了他們的遣送問題後再送其回家;爲被俘軍官建立單獨戰俘營，中校到將軍的軍官以及軍政要員，關押在沃洛格達州扎奧尼凱耶營，其餘軍官關押在尤紮營;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單獨關押在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對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關押至英、法與德國的戰爭結束，其中軍官應單獨安置;關押他們的是舊別利斯克戰俘營。
從保留下來的原始檔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幾處批改。其中對捷克戰俘的處理，他批改爲：“釋放，但每人都應立下字據，不同蘇聯作戰”;在波蘭軍官戰俘營的安排上，他改爲“安置在南方(舊別爾斯克)”。到10月底，處理捷克戰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據內務人民委員部統計，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經過羅馬尼亞去法國，82人願意去羅馬尼亞。所有人都簽字保證不在居住地參加反蘇戰爭。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據上述報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又過了一天，蘇聯人民委員會也做出了相同的決議。РГВА，Ф.5446，Оп57，Д65，Л84-85.同日，貝利亞按照蘇聯人民委員會決議下達了執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是蘇聯處理波蘭戰俘問題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體現出蘇聯政治制度的特徵，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態度，是蘇聯出兵波蘭目的的延伸。文件中雖然沒有提出是本着“階級原則”對戰俘進行分類的，但這一原則通過在軍銜上的區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下，對特定的社會羣體進行分類和對人們的政治屬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選使用“階級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本身並不具備對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準確合理區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蘇聯政治家們用來作爲解決複雜問題的“合理”辦法，而且是很“有效”的辦法。在決定釋放哪些戰俘和不釋放哪些戰俘時，對蘇聯領導人更有意義的，不是軍銜上的差別，而是階級上的差別。伏羅希洛夫在9月22日回覆庫利克時，在允許遣散的對象前特意強調“被俘的農民”，有其特定的內在含義。這種含義在當時的蘇聯幾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並不是一概反對遣散這類波蘭戰俘，只是擔心一些軍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徵召來的農民”脫逃。可以說，到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戰俘，某種意義上不是因爲他們比那些被留下來的戰俘表現“好”，而是在一種特定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成了“幸運兒”。相反，那些被留下的軍官和軍政要員最終成爲一起悲劇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爲他們全都表現出特別仇視蘇聯和蘇維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樣政治制度下一種教條的政治理念的犧牲品。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看法以及根據這一看法確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蘭國家作爲一個異己的對立物，放在了要消滅的位置上。在蘇德兩國合作共同瓜分、佔領了波蘭領土之後，除了先在巴黎、後在倫敦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說波蘭國家從形式上已不復存在。在蘇聯領導人看來，爲了徹底消滅這個國家，佔領其領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國家機器也非常重要。而軍隊、警察、監獄系統，正是每一個國家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保護該國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在蘇聯領導人的意識中，軍隊、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構中的高級領導和官員，是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的核心，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中堅力量。消滅了這部分人員，無異於打斷了支撐國家機器的“脊樑”。波蘭的情況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後，蘇聯領導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波蘭統治階級歷來是仇視蘇維埃國家的;波蘭軍隊的軍官、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員，都屬於統治階級範疇，或是在爲統治階級服務過程中，與其達成了利益和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對蘇聯來說，他們的危險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們與普通士兵一道釋放回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只能給那裏正在進行的“蘇維埃化”社會改造，增添麻煩與阻力。
由此可見，對波蘭戰俘的最初處理，受到了蘇聯特定的社會政治觀念的影響，這種政治觀念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人，或是蘇聯領導層，而是成爲教條式的行動指南。就處理波蘭戰俘而言，這種政治觀念決定了波蘭戰俘的命運，並造成了他們之間巨大的差別。因此，談到波蘭戰俘的處理，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以往人們更多地關注發生在波蘭戰俘中的悲劇本身，並把責任簡單地推到斯大林個人身上，而疏於研究這一悲劇與蘇聯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繫，因而看不到這一悲劇只是蘇聯在處理波蘭戰俘上產生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能對導致悲劇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認識。
對波蘭戰俘的關押和使用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決議而對戰俘進行的分類處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士兵戰俘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釋放捷克戰俘的準備工作，蘇聯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釋放的捷克人要求進入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政府並沒有馬上發給他們簽證。直到1941年春，簽證問題才得以解決。
對居住在由德國佔領地區的波蘭戰俘的遣返和從德方接收部分波蘭戰俘的工作，也從10月中旬開始啓動。10月11日，貝利亞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議，“將居住在原波蘭的德國部分的全體被俘士兵約33000人，在最近轉交給德國當局是適宜的，爲此應當與德國政府開始談判。”
副外交人民委員波將金與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就交接程序舉行了談判，雙方商定交接工作從10月23日開始，預計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蘇方交給德方42492名波蘭戰俘，同時從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戰俘。
同年11月、12月，蘇聯還完成了從立陶宛接收波蘭戰俘的工作。據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統計，在它們那裏拘押着近14000名波蘭戰俘，其中有3000名軍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這些出生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戰俘送回他們的出生地。
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分別通過決議，“從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願意返回家鄉的原波蘭軍隊戰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遣返回家;軍官、警察和官員送往戰俘營“仔細審查”;但對此項規定“應嚴格保密”。
在此項工作完成時，有21名軍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諾夫營。
與被遣返回家的戰俘相比，被留下充當勞動力使用的那部分戰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確定留下的25000名戰俘，被用於修築沃倫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這批戰俘一半的羅夫諾營改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建築營。
戰俘勞動力的使用範圍很快擴大了。10月14日，戰俘管理局與蘇聯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簽訂了使用戰俘協議，1萬餘名戰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下屬的8個礦務局、礦井和鐵路公司從事勞動。集中這批戰俘的主要是俄羅斯聯邦南部的三個營地，即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羅格營、頓涅茨克州的葉列諾—卡拉庫布營和扎波羅熱州的扎波羅熱營，每個營又都在礦山和企業所在地設立了許多分營。雖然根據協議這些戰俘的勞動保護、工資待遇、生活條件等都將與通常的僱工相當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們仍要在警衛看管下進行勞動。
這就意味着，他們並不是普通的勞動者，而是被強迫接受勞動的勞動者。
不管是築路還是採礦，戰俘從事的勞動都相當艱苦和繁重。有文件證實，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業並未履行協議中規定的條款，沒有爲戰俘創造應有的生活及勞動條件。
戰俘的不滿情緒還因11月初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兩地併入蘇聯而加劇。那些居住在上述兩地區的戰俘很自然地認爲，他們已成爲蘇聯公民，再把他們作爲戰俘關押和使用違背了最高蘇維埃的有關法令，他們聯名致信斯大林，表達他們返回家鄉與家人團聚的強烈願望。
也有不少戰俘在沒有得到答覆的情況下擅自離開工地，據西烏克蘭一號築路工程指揮費久科夫少校報告，整個築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戰俘，幾乎佔在這裏勞動戰俘人數的10%。
儘管改善了戰俘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加強了警戒，但逃跑現象並未完全制止。這說明戰俘的不滿不僅是針對生活及勞動條件的，政治上的歧視性待遇更讓他們難以接受。
考慮到戰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併入蘇聯的地區引起“不滿情緒，爲敵人進行反蘇宣傳提供子彈”
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聯合發出命令，對在各企業勞動的戰俘規定了新的使用辦法。新辦法規定，“凡有勞動能力的戰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時將他們的工資改爲與非軍人僱用工同等的計件工資。戰俘中的不完全勞動力在戰俘營內部以及工礦企業的後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並根據該工業部門現行的計時工資制確定他們計時工資。”新辦法還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產技能並且政治合格，以便“作爲你們企業的固定工人”。對經常超額完成生產定額的戰俘，經專門審查並報內務人民委員部戰俘管理局批准後，可以撤銷對他們的看管。辦法還規定了戰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費不得低於5盧布1938年2月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系統對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員規定的每日生活費，可以作爲這個標準的參照。在“古拉格”系統的監獄和移民營平均每人每天3盧布49戈比，建築營3盧布90戈比，被拘留人員5盧布11戈比，兒童教養營7盧布58戈比。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2003，№3，с105。;另外，要給他們“創造必要的生產條件(固定的工作地點、系統地指導，等等)、文化生活條件以及居住生活條件。要進行解釋工作，以保證所有的戰俘都能完成生產定額”等。
新的使用辦法規定的對戰俘待遇雖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戰俘的地位問題，也就是說，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強制從事勞動的勞動力。同時，新的待遇從規定到落實，還有一個依責任心大小和檢查督促機制是否完備而決定其長短的過程。戰俘們在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且又得不到令他們滿意的解釋的情況下，怠工、以各種藉口曠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們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羅熱州勞動的戰俘，每天有將近100人因各種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戰俘中怠工、酗酒現象普遍，以致有時一天的計件工資高的達30~40盧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還有3名戰俘逃跑。
當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來特種部隊加強看管並逮捕了16名被認爲是怠工煽動和組織者的戰俘後，激起了戰俘們更強烈的牴觸情緒，1940年1月下旬，這裏的1570名戰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過370人;還有不少戰俘宣佈絕食。他們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們回家。
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爾錳礦”和“十月礦務”托拉斯勞動的戰俘舉行罷工和絕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驚動了貝利亞。他於12月31日特地命令戰俘管理局第一處(特工處)處長季什科夫，會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特派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州局局長，對在當地各企業勞動的戰俘“大量不出工的情況”和“逃跑事件”，進行調查和偵察。
1940年1月3日，戰俘管理局副局長霍赫洛夫就此事寫了專門報告，在他列舉的上述兩個企業戰俘罷工和絕食的原因裏，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戰俘們要求與大多數被俘士兵一樣釋放他們回家。
霍赫洛夫報告，對反抗的戰俘採取了強制性措施，“減少食物，剝奪通信權利”;並“將250名破壞生產分子除名，送往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對“老實幹活的戰俘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內務人民委員部和黑色冶金工業人民委員部於2月7日再次簽訂了新的使用戰俘協定，減少了使用人數，並把使用的戰俘分成兩類：對其中一類明確規定實行工資制，每天的最低工資也比10月14日的規定提高了2盧布;戰俘營對戰俘的生活和傷病治療也明確了相應的保障。
這部分在勞動營裏的戰俘，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成了在蘇聯領土上組建的波蘭軍隊的主要兵源。
蘇聯對所佔波蘭領土的處理隨着蘇德兩國在波蘭軍事行動接近尾聲，蘇聯對所佔領土的處理馬上開始了。這種處理的第一步，是與德國進一步確定了雙方在“原波蘭領土”上佔有的地區。
在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祕密附加議定書中，蘇德雖然劃定了在波蘭的勢力範圍，但在是否還要維持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以及它的邊界如何劃定上，並沒有最後敲定，而“只能在進一步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才能確定”。蘇聯的出兵以及波蘭在蘇德兩國的合擊之下迅速崩潰，使這個問題上的“政治發展”出現了重大變化，解決上述“遺留問題”日益迫切地擺在了蘇德兩國領導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義表示，蘇聯放棄讓“波蘭剩留部分獨立存在”的主張，同意由蘇德兩國沿皮薩河—納雷夫河—維斯杜拉河—桑河一線分割波蘭。
舒倫堡在向裏賓特洛甫彙報時認爲，蘇聯的主張“完全符合德國的觀點”。
但德國領導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爾諾夫策的鐵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後進攻波羅的海地區和蘇聯所必需的。裏賓特洛甫還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奧古斯圖夫及其森林劃歸德國。
蘇聯並沒有順從德國的要求，它堅持桑河上游一直是烏克蘭人的領土，“哪個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蘇聯內部文件中，奧古斯圖夫省無論是從民族、經濟還是防禦角度看，“對蘇聯都具有頭等意義”。蘇聯還提出要德國把已經佔領的維爾紐斯地區轉交給立陶宛，作爲交換後者讓出包括盧布林省和華沙省部分地區的赫爾姆申諾。
爲最終確定對波蘭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裏賓特洛甫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斯大林和舒倫堡也參加了會談。雙方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蘇德友好及邊界條約》以及三個祕密補充議定書。兩國簽訂的條約指出，“蘇聯政府和德國政府在原波蘭國家瓦解之後，認爲在這片領土上恢復和平和秩序，保證居住在那裏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們的民族特點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擔負的任務”。爲此，它們將確定“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國界”，雙方承認這一國界爲最終邊界並排除第三國對此進行的任何干擾;在確定的“界線以西領土上必要的國家改造由德國政府進行，該線以東領土上的改造由蘇聯政府進行”;雙方認爲“上述改造是進一步發展蘇聯人民同德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的可靠基礎”。
同時簽署的“祕密補充議定書”涉及了居民遷移、行政機構改建和雙方在各自佔領地區內的義務。這份議定書對雙方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祕密補充議定書”中劃定的利益範圍進行了調整，把立陶宛歸入了蘇聯利益範圍。雙方還明確，每方都“不容許在自己的領土上進行任何針對另一方領土的波蘭宣傳。雙方將消滅自己領土上這類宣傳的萌芽，並互相通報爲此而採取的恰當措施。”
10月4日，兩國代表又簽署了一份調整上述邊界的補充議定書，對邊界作了仔細的描述。
通過這些文件，蘇德雙方不僅確定了各自在波蘭領土上的利益範圍及其界線，而且承擔了對各自利益範圍內的地區進行“改造”和保護對方利益的任務。在提到波蘭時，文件精心選用了“原波蘭”的提法，意在強調兩國現在瓜分的已是一塊“無主”的土地了。不僅如此，它們明確地把劃定的界線說成是最後的邊界並排除別國的干涉，其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強調它們強佔並瓜分波蘭不是非法行動，相反，誰要對此提出異議倒是對兩國利益的一種非法干涉。但是，這個條約在國際社會上還是沒有引起肯定的反應。
爲使所佔領的地區合法化，蘇聯第二步就是啓動國內法的法律程序，對這一結果加以認定和保護。1939年10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預定10月26日在西烏克蘭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羅斯的比亞威斯托克同時召開人民會議，人民會議應確認9月17日後在這兩個地區所發生的政治及社會經濟變革，並通過加入蘇聯的決議。一切相關的文件分別由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準備。
爲了選出出席人民會議的代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兩地要在10月22日舉行選舉。候選人只能從城市和農村中成立的臨時機構——市臨時管理委員會和村農民委員會以及工人赤衛隊裏產生。地區臨時機構由4人組成：兩人來自共產黨組織，一人來自內務人民委員會，一人來自地區城市管理委員會。
27日，西烏克蘭人民會議在利沃夫發佈關於西烏克蘭國家權力的公告，宣佈在西烏克蘭全境建立蘇維埃政權，並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的請求。
兩天後，西白俄羅斯人民會議在比亞威斯托克也發佈了與上述內容基本一致的文件。
11月1日和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佈法令，滿足上述兩地區人民會議的請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頒佈法令，接受兩地區加入相應的共和國。
12月2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佈法令，確認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的所有公民爲蘇聯公民。但在1941年12月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照會中又說，蘇聯政府願意作爲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這兩個地區的波蘭族人當作波蘭公民。至此，經過這些法律程序，兩地區正式成爲蘇聯的一部分，兩地區現有的居民也就成爲擁有蘇聯國籍的蘇聯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間，各戰俘營開始大批釋放居住在這兩個地區的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士兵戰俘。這兩者之間在時間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釋放戰俘也是一項“配合行動”。
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本屬國際問題的問題單方面轉換成內政問題，找到了可資憑據的法律依據，而且這種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釋權。這種移花接木的辦法，使蘇聯多少擺脫掉了在此問題上的被動地位，並逐漸形成了它對這一問題的原則立場，即：維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胞要求民族統一的權利，堅持蘇波邊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後的現狀爲基礎予以確定。這一原則立場蘇聯幾乎沒有放棄過，而且越到後來，越發不可動搖。它的內涵也不斷擴大，包含的不再僅僅是領土問題，而且還有民族問題，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問題，以及蘇聯政府的榮譽問題。這樣，圍繞這個問題，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間的原則分歧，從一開始就非常鮮明而且尖銳。
在併入蘇聯的地區建立蘇維埃制度，或曰推行“蘇維埃化”，是蘇聯對這兩地進行處理的又一個重要步驟。就在紅軍部隊向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推進的同時，一批由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派的黨和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也跟隨部隊進入了這兩個地區。他們每15~20人爲一組，負責在被蘇軍佔領的城市和農村組建新的管理機構，組織“工人赤衛隊”，一方面維持當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來的軍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機構要員。那些被他們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處決。
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來特別行動組領導並參與了“清查”活動，僅第一行動組就在喬爾特庫夫、戈羅傑茨、克羅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審結了10起“組織反革命隊伍”案，一批波蘭有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民族主義組織領導人被逮捕。
爲執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決議和準備人民會議選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加緊在兩地區建立黨、團組織和工會組織。幾千名黨、團積極分子在一大批黨、團、工會幹部和紅軍幹部帶領下來到這兩個地區。因此，還在兩地正式加入蘇聯之前，黨、團和工會組織系統就已經在這裏建立起來了。10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這兩地區舉行地方勞動者代表蘇維埃選舉。不過，在開始選舉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經確定了黨的區委局和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區執行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內務人民委員會區機關領導人或是進入了黨的區委局，或是進入區蘇維埃執委會。
按照聯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對兩地的銀行實行了嚴格的監督，對企業實行國有化。不僅對大型企業實行了國有化，而且那些業主已逃跑和進行怠工的企業也被收歸國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法令，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實行廣泛的國有化，工業、商業企業，交通、文化和醫療機構，學校和居民建築都要在兩個月內實現國有化。
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蘇維埃又決定在兩地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國營機器拖拉機站，並利用地主和定居者即“осадник”，這些人蔘加了1919~1920年的波蘇戰爭，20年代波蘭政府把根據里加條約得到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部分土地分給他們。從形式上說，他們與哥薩克有些類似。土地建立國營農場。
這實際上是利用政權的力量對有產者的一次剝奪。
蘇維埃化的實施，極大地觸動了部分當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們的牴觸與反抗。爲保證社會改造的進行，蘇聯黨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對“反革命分子”的打擊力度，另一方面強行進行居民遷移，以改變當地居民結構。還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決定，授予烏克蘭方面軍和白俄羅斯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批准軍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對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居民和原波蘭軍隊軍人作出極刑判決的權力”。
兩個月後，政治局批准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建議，“逮捕所有登記在冊的原波蘭基幹軍官”。
兩個地區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展開了一次大規模行動，僅在西烏克蘭地區就逮捕了570名波蘭軍官;另有487名軍官在早些時候作爲“反革命隊伍”成員而被捕。
被投入監獄的還有“社會異己分子”和各個“反動的”、“民族主義”政黨的成員。另外一些企圖越境離開蘇聯和從德國佔領地區越境進入蘇聯的越境分子也被判處3~8年不等的徒刑。根據貝利亞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數字，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各監獄內關押的各類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蘭人有10685人。
內務人民委員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記載，僅在佈列斯特、利沃夫、羅夫諾、沃倫斯基、捷爾諾波爾、維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諾維奇等9座監獄，就關押了6750名波蘭犯人。
可見，在“蘇維埃化”過程中，蘇聯當局的打擊力度是相當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過決議，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屬遷往北極地區從事林業工作。之後對被遷移者的利用又擴大到了礦業開採。
結果，有139590人被從這兩個地區遷出，其中18歲以上的男子佔241%，其餘都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此後，蘇聯政府又於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對兩地的居民三次進行遷移。據貝利亞1944年5月提交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到1941年9月，從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地區送往蘇聯後方勞動及被流放的人員達389382人。
也有的統計爲近32萬人。參見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сборникиМемортала,с114-136。在波蘭學者的着述中，這一數字從40萬人至200萬人不等。應當說，這些波蘭人的境遇是非常艱難的。
蘇聯對波蘭戰俘和所佔領土的處理，帶有鮮明的蘇聯“特色”。蘇聯在佔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後，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迅速啓動國內法律程序，完成了對所佔領土的歸併，並在這些地區推行“蘇維埃化”，短時間內便把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移植到了這裏。如果說，蘇聯與這些地區的關係，在出兵時僅能從歷史的和民族的意義上解釋的話，那現在又多了一層“法律”上的意義(在戰爭後期又加上了保證蘇聯安全的意義)，這就使它對這些地區的兼併看上去更加徹底和“完美”了。因此，蘇聯領導人不會輕易放棄已經取得的成果。維持1939年9月17日以後蘇聯邊界——主要是西部邊界的狀況，也就成爲蘇聯外交要加以扞衛的一條基本原則。在蘇聯日後解決波蘭問題的框架中，這一原則經過進一步加工和微調，具體化成了蘇聯一再堅持的“寇鬆線”，並且成爲蘇聯解決波蘭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然而，蘇聯對所佔領土的處理無疑帶有強烈的強權色彩，它對這些地區的歸併沒有充分的國際法律依據。作爲波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波蘭流亡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承認這種處理的結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後，反法西斯大國之間在此問題上亦有爭議。接受還是反對蘇聯的“寇鬆線”，無論是對蘇波兩國政府，還是對國際社會，都是一個不得不面對、但卻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之一。
分類處理後在押的波蘭軍官如前所述，蘇聯出兵波蘭後的12天作戰行動中，被蘇軍俘虜的波軍官兵近25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戰俘被押解到設在蘇聯領土上的8個戰俘營和兩個分配站。10月初，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做出相同決議後對這批波蘭戰俘進行了分類處理。一部分原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士兵戰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國佔領地區的士兵戰俘則等待着交還給德國當局;一批戰俘被留下來從事建築工作;戰俘中的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集中關押到指定的戰俘營。正是這後一類人，成爲後來所謂“卡廷事件”中無聲的主角。對“卡廷事件”的調查和研究，國外已有不少成果有關這一事件最早的敘述是1943年9月由德國新聞總署發表的《卡廷大屠殺案的正式材料》(amtlichesmaterialzummassenmordvonkatyn)，這是德國收集到的證據的詳細摘要。波蘭流亡政府所屬專門委員會於1944年在倫敦編輯的factsanddocumentsconcerningprisonersofwar，capturedbytheussr眃uringthe1939campaign，compiledin1944byaspecialcommissionunderthecouncilofministerof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也提出了大量關於這一事件的材料。對卡廷事件最詳細的調查材料，是美國國會特別委員會編輯發表的hearingsbeforetheselectcommitteetoconductaninvestigationofthefacts，evidence，andcircumstancesofthekatynforestmassacre，共7卷，1952年在華盛頓出版。涉及卡廷事件的着述有josephmackiewicz，thekatynwoodmurders，london：hollis&carter，1951;j盋outouvidisandjaimereynolds，poland1939-1947，newyork：holmes&meier，1986;georgev盞acewicz，greatbritain，thesovietunionand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1939-1945),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lavicstudies，1979。，但大都由於缺乏蘇聯方面真實的材料，而對蘇聯當局在此問題上的決策過程解釋得不甚清楚。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陸續解密了大批有關在蘇聯的波蘭戰俘以及對其進行處理的檔案，使人們有可能更直接地瞭解到事實真相。本文根據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檔案，通過對蘇聯當局處理波蘭戰俘決策過程的分析，探究導致蘇波關係史上這一悲劇性事件的深層原因。
根據蘇聯當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將軍、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關押在指定的舊別利斯克、科澤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三個專門戰俘營。見(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120，157，161。)1939年11月初，進行並很快完成了相應的調動。此後直到1940年春，這三座戰俘營及其關押對象都保持穩定。
舊別爾斯克和科澤利斯克營，關押的基本是波蘭軍隊的原軍官，他們的軍銜從將軍到上尉，軍種也不同。另外還有一些軍事技術人員如軍醫、教授，以及記者、畫家和隨軍神父等。奧斯塔什科夫營主要關押諜報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蘇政黨和團體的積極分子、地主、公爵、工廠主、定居者和難民等。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情況見下表。表格資料來自(ЛебедеваН抱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против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Культура，1994，с325-328。)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舊別爾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澤利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人數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穩定，這說明對這批“特殊”戰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統計表明，上述三個戰俘營共關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數略有減少，爲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對他們最終的處理決定後，3月16日的一份人數統計爲14854人。不過，這並不是最後被處決的人數。
隨着戰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軌，一開始在這三個戰俘營反映比較普遍的生活待遇問題慢慢減少，另一類問題，即戰俘們要求給予他們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來。
戰俘們對把他們作爲戰俘關押提出質疑。曾在1939年9月指揮了利沃夫保衛戰，後向蘇軍投降的弗·尤·西科爾斯基將軍，1939年10月20日從被關押地舊別爾斯克戰俘營致信烏克蘭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說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沒有理會“德軍統帥部給我們的書面建議曾許諾給我們最優厚的投降條件”，“沒有在他們的進攻面前後退一步”，而是毫不猶豫地與蘇軍進行談判，是因爲“貴國與德國相反，保證對各民族和個人採取公正的原則”。他提請鐵木辛哥注意，“推遲釋放我們使我們所有人及我們的家屬處境極爲艱難”，“關押在舊別爾斯克，並且個人自由在這裏受到限制，使我們感到極爲痛苦”。他希望蘇方“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們儘快獲得自由”。
1940年1月7日，關押在同一個戰俘營的一批波蘭上校上書戰俘營領導，要求確定他們的地位和按照公認的國際準則對待戰俘。這次他們直截了當地提出：“請向我們說明，蘇聯政府怎麼看待我們，確切地說，就是：是否認爲我們是戰俘?”如果認爲是，“我們請求根據各國政府公認的對待戰俘的準則對待我們”，首先就應當“使我們有可能自由求見受權駐蘇聯政府、負責保護波蘭公民利益因而也保護戰俘利益的大使館”，“與紅十字會建立聯繫，使我們有可能與在蘇聯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佈戰俘名單，釋放沒有應徵入伍的退役和預備役軍人戰俘，適當發放津貼等。如果蘇聯政府認爲他們是被捕者，“那麼請通知我們，我們因爲什麼罪被剝奪自由，請對我們正式提出公訴”。如果他們是被拘捕(拘留)者，“請向我們說明，我們哪些行動導致了限制我們的自由，況且，我們是在波蘭領土上被拘捕的”。
另外，一百多名軍醫和藥劑師也致信伏羅希洛夫，聲明他們是在“履行醫生職責時被蘇軍俘獲的”，他們要求按照日內瓦國際公約關於軍事行動期間醫生和藥劑師權利的有關規定，將他們送往中立國家。
但是，這些呼籲和要求在蘇聯當局那裏不是遭到拒絕，就是不予迴應。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種方式，是對關押制度的抵制與抗拒。舊別爾斯克營的梅·約·埃韋特大尉、路·亞·多梅爾少校、斯·亞·克沃列格等人，組織了“文化學習活動”小組，鼓動“只用波蘭語交談”，“不爲戰俘營上工”，“戰俘營的情況越糟對我們越有利——我們以此讓戰俘營管理當局和戰俘營制度，在很快就要到來的國際調查小組面前出醜”。這些言論在戰俘營的上報材料和戰俘管理局的通報中，被定性爲“進行旨在反對戰俘營內部制度和戰俘營管理當局的反革命活動”。
在奧斯塔什科夫營，一些戰俘以蹲禁閉室爲榮，能夠“不去幹活，而且說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幹活”，在他們的“同事”看來這差不多是“功勞”。
在該營1940年1月上半月統計中，各種違反戰俘營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絕幹活的約佔1/5。
在科澤利斯克營，1940年1月21日，大批戰俘開始絕食。雖然絕食的起因是因爲戰俘營伙食質量低劣，給戰俘食用變質食物，但是導致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是蘇聯有關部門中斷了對戰俘營的供應。據該戰俘營政委馬·阿列克謝耶夫報告，上級1月份沒有給該營及時發來食品，又不允許以集中方式領肉，“所有這一切不僅使戰俘伙食變差，而且簡直有中斷戰俘伙食的危險”。
還有一些戰俘暗中準備逃跑。1940年2月19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安全總局特別處第二科科長洛爾基什報告，在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中發現了一系列企圖逃離戰俘營的事實。一些戰俘策劃在夏天逃出戰俘營，而他們首選的目的地是芬蘭，因爲“它正與蘇聯打仗，如果我們出現在芬蘭領土上，何況我們還是軍官，芬蘭人將不會出賣我們，相反，會接收我們參軍，委以軍官職務”。爲此，戰俘們設法買到了地圖，“開始研究蘇聯西部的地形，即他們從戰俘營逃跑時路經的那些地方”，“並將通往原波蘭與芬蘭邊界的所有居民點、公路、鐵路作了標記”。有些戰俘討論逃離戰俘營計劃時認爲，需要用卡車逃跑，因爲卡車離開戰俘營時任何人都不會認真檢查。除準備實施單人和小組逃跑外，某些戰俘還有組織全部戰俘大規模逃跑的企圖，爲此要消滅戰俘營警衛隊。
對這一情況，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指示戰俘管理局局長索普魯年科：“採取措施加強警衛，除掉爲首分子。”
這種情況在科澤利斯克營也發現過。
戰俘中表現出的愛國情緒，也受到了蘇聯戰俘管理當局的極大關注。在各戰俘營上報的材料中，有不少這類事例。戰俘們在交談時認爲，“波蘭還會像過去的波蘭一樣存在”。他們寄希望於英法兩國來幫助“波蘭復興”，關心“未來波蘭”執行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並表示出對“正在爲波蘭的獨立而拼殺”的士兵的崇敬。
與這種愛國情緒很容易聯繫在一起的，是對蘇聯的不滿。一些戰俘結合當時蘇聯的對外政策指出，“蘇聯成了紅色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用嘲諷的口氣向戰俘營政治指導員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你們不奉行侵略政策，那爲什麼與芬蘭打仗?”“爲什麼這樣一個大國與芬蘭那樣一個小國打了那麼長時間的仗?”還有的戰俘自己編輯了“充滿了反蘇精神”的報紙，在戰俘中祕密傳看。
應當指出，上述情況並不是戰俘營普遍的現象，或者說不是各戰俘營彙報材料裏反映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因上述言行被戰俘營管理當局處理的人員佔的比例很小。但是，數量並不是一個問題的全部。正是在這些似乎不是普遍發生的問題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蘇聯戰俘管理體制與波蘭戰俘之間的矛盾。在對戰俘進行了“分類處理”後，從蘇聯的政治觀點看，留在這三個專門戰俘營裏的人員，是最反動、最危險的一類人。這就註定了這些戰俘勢必成爲蘇聯戰俘管理體制下被管制的重點和這一體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蘇聯已經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並且堅持原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對這些波蘭戰俘進行管制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使他們失去復興“地主、資產階級波蘭”的能力。甚至反映出這種渴望的言論和說明具有這方面潛在能力的舉動，都會對蘇聯的現狀構成威脅，因而爲這一體制所不容。對此，戰俘管理當局要採取各種手段——包括在戰俘中招募暗探1939年10月8日，貝利亞指示各戰俘營，要求在戰俘中建立暗探情報網，“以便查清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情緒”。同時，暗探還要報告蘇聯當局“感興趣的人”的情況和負責“查清和預防戰俘從戰俘營逃跑的企圖”。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135-136。，來掌握戰俘的思想動態和地下活動，並對發現的“反蘇和反革命分子”嚴厲處理。從這批被關押的戰俘角度看，他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這裏之所以沒有用“剝奪”，是因爲戰俘們還保留了一點有條件的“自由”，如每月一次的通過戰俘審查的通信。另外他們超過規定的私人財物，從規定上不是被“沒收”而是由戰俘營代爲“保管”等。，對此戰俘們從心裏很難接受。原因很簡單，他們認爲之所以落入現在的境地，並不是由於和蘇聯進行了交戰，而是恰恰相反;決定他們沒有被釋放的理由，也不是他們每個人都有反蘇的現行活動，而僅僅是原來所從事的職業和具有的職銜。另外，這三個戰俘營的戰俘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這使他們能夠從更深的層次上思考個人目前的處境與國家的命運、戰爭的形勢以及與蘇聯政治體制之間的種種關係，從而具有更強烈的愛國情緒和復興波蘭國家的願望。這種感情和願望以及由此引發出的言行，正是蘇聯戰俘管理體制要嚴加防範的，也是蘇聯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許的。在這三個戰俘營中反映出的矛盾，不僅僅是關押者與被關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廣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進一步分析，不難看出，蘇聯戰俘管理當局無疑處於這對矛盾的主導地位。它握有選擇解決矛盾方式的決定性權力。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一權力掌握在以斯大林爲首的蘇聯最高決策者手中。蘇聯當時的體制提供了這種可能，即他們完全可以不需要什麼充分的理由和論證，僅憑個人意志來使用這一權力，包括選擇用最極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這樣的體制下被置於這樣一對矛盾的對立面，對這部分波蘭戰俘來說，發生在他們絕大多數人身上的悲劇，實際上是無法抗拒的。
蘇芬戰爭和貝利亞的指令1939年11月28日，蘇聯宣佈廢除1932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次日，蘇聯召回駐芬大使，聲明與芬蘭斷絕外交關係，不斷惡化的蘇芬關係終於徹底破裂。30日，蘇聯軍隊開始進攻芬蘭，蘇芬戰爭爆發。
這是蘇聯繼9月出兵波蘭後兩個半月內第二次針對鄰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儘管這次沒有其他國家像德國那樣配合行動，但蘇聯領導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時間內再次取得戰爭的勝利。有關蘇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對芬蘭抵抗能力的估計以及制訂的具體軍事行動計劃，詳見由俄羅斯和芬蘭學者共同編寫的着作，按照常規，蘇聯將不得不又一次面臨隨之出現的大量戰俘問題。爲給接收戰俘早做準備，貝利亞於12月1日簽署命令，指定在摩爾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和列寧格勒州境內建立9個戰俘接收站;並要求尤扎、尤赫諾夫、普季夫利、摩爾多瓦自治共和國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達州的格里亞佐維茨等戰俘營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卡拉幹達勞動營準備安置26500名戰俘。
前幾座戰俘營剛剛把關押在這裏的絕大部分波蘭戰俘處理完畢，接收一部分芬蘭戰俘(按貝利亞的命令是11000名)應當不成問題。不過，在上述貝利亞估計的芬蘭戰俘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批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對這些人員與普通士兵區別開來處理，正是蘇聯當局處理戰俘的既定政策。那麼把這批芬蘭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裏呢?
這是貝利亞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的選擇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認的是，在衆多選擇中，比較容易操作、也比較順理成章的，是把這部分戰俘集中到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中的一個去。因爲，無論是從看管環境、管理人員配備、警衛力量、保障系統等“硬件”上，還是從管理者的經驗、相關規章制度的健全等“軟件”上，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都有其他戰俘營暫時不具備或不全具備的條件。貝利亞和蘇聯戰俘管理部門選擇這三個戰俘營中的一個作爲將來關押芬蘭“要害分子”的地點，應當是很正常的。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就是在11月下旬，戰俘管理局局長索普魯年科在對三個專門戰俘營進行實地調查後，向貝利亞提出了進一步處理這些戰俘的建議。戰俘管理局局長先簡單介紹了他所管轄的各戰俘營(包括從事勞動的)波蘭戰俘的數量，接着講到在釋放了一部分前波蘭軍隊士兵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作出關於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歸併蘇聯的決議後，戰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緒急劇增長，有鑑於此，他建議：“一、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的決議精神，可將在蘇聯黑色冶金工業人民委員部礦山管理局勞動的戰俘轉爲僱傭工人;預先在他們中進行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願意作爲同蘇聯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權利的礦山工人。二、遣散一號工地的所有戰俘，以各戰俘營中關押的警察取而代之。這類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目前什麼事也沒有幹。反正遲早要讓他們學會勞動。對於這些警察要加強警衛。三、應着手將關押在戰俘營的軍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加以分類，以便確定哪類軍官可以在何處使用。”
索普魯年科的建議裏雖然沒有提到安置芬蘭戰俘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貝利亞還有這麼多波蘭戰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麼事也沒有幹”，近9000名軍官有待進一步確定對他們的使用。現有的材料還無法準確地說明貝利亞當時的想法，也許這永遠是一個謎了。然而，現有的材料卻表明，貝利亞和戰俘管理局在此後的一個月內，對關押波蘭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的三座專門戰俘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過的。
先是12月4日往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派去了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偵查員斯·葉·別洛利佩茨率領的偵查組，到當月月底這個偵查組已經達到14人。
他們的任務很明確，儘快準備好該營全體戰俘的偵查案卷，並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有關材料。特別會議成立於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決議，對案件進行最終審理的機構。30年代中後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審理都是在被告和辯護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旦特別會議做出判決，即成爲終審判決，被告和辯護人無法上訴。因此，命令把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的案卷上交特別會議，這就意味着蘇聯領導人已經決定對這些戰俘要進行最後的處理了。戰俘管理局對別洛利佩茨偵查組的工作高度重視，索普魯年科於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親自指示奧斯塔什科夫營，除了“保證偵查組的工作條件並執行別洛利佩茨同志的業務指示”，“爲其安排住處，必要時並提供製服”外爲防止偵查組工作期間，“營內關押的警察、憲兵及其他戰俘可能有所舉動及過分行爲”，他還特別要求戰俘營“加強對戰俘的監視”，“加強營地四周的值崗及巡邏”，甚至“從戰俘住所收走斧頭、鐵鎬及其他勞動工具”。
由此可見，戰俘管理局對此事絲毫不敢怠慢，它從側面反映出這次行動具有某種特殊意義。被派到奧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組也同樣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們辦理完成偵查案卷2000份，給特別會議發去500份。全部工作預計在1940年1月底結束。從工作人員的報告看，這項工作並不簡單：“這項工作十分費勁，第一，許多戰俘不懂俄語。此外，警官們氣焰囂張，因此花在一個人身上的時間有時達三四個小時。”常常“從早上一直忙到夜裏3點”。
12月31日，貝利亞連續發出指令，三個專門戰俘營均被涉及。貝利亞命令索普魯年科率領10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員前往奧斯塔什科夫，其任務主要是：第一，“瞭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組對原波蘭警察戰俘案件及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報告的工作進展情況。採取必要措施改進偵查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內辦完所有在押警察戰俘的案件”。第二，“從全部警察戰俘中挑出有業務價值的人員的案件，就這些案件認真偵查，查清他們在蘇聯國內和國外的全部聯繫，以及他們所知道的當時派往蘇聯的原波蘭情報機關的間諜”。第三，瞭解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特別科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進行的間諜情報工作情況。“注意現有情報工作的質量和據此對各類戰俘的情緒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貝利亞還要求對戰俘與營外的聯繫，搞好戰俘營登記機關的工作，保證登記質量，戰俘營的警衛狀況和戰俘的紀律情況等進行檢查。
同一天，貝利亞命令戰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羅舍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二處處長羅季奧諾夫前往舊別爾斯克，命令戰俘管理局副局長約·米·波盧欣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一處處長雅·阿·約爾什前往科澤利斯克，其任務與索普魯年科基本相同。
貝利亞如此興師動衆派“要員”親臨戰俘營，目的絕不僅僅是檢查工作。從貝利亞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部真正關心的實際上就是兩件事：其一，對戰俘偵查案卷和登記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戰俘中尋找和發展諜報人員工作的進展。就前者而言，偵查和登記的過程，也就是確定戰俘真實身份、覈實其以前的工作經歷、發現和揭露戰俘中所謂“反革命組織和活動”的過程。特別是後一個環節，可以爲在特別會議上最終決定戰俘們的命運提供“具有說服力”的依據。換句話說，貝利亞要的是上報給特別會議的“材料”，至於這些材料在他規定的時間內——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時的真實準確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與完成前項工作既有聯繫也有區別。貝利亞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達的一道指示，在這道“關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戰俘營在戰俘中進行業務和肅反工作的指示”中，規定要在戰俘營“建立間諜情報網以查明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情緒”，情報機構要查明並特別注意一些特定人員指示中把這些人員分爲9類即原波蘭諜報人員、暗探機構人員、警察、獄吏、邊防軍人，情報人員，波蘭軍事法西斯組織和民族主義組織成員，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外國諜報機構的間諜，境外白俄恐怖團體成員，原沙俄暗探局奸細，混入波蘭共產黨的奸細，從蘇聯逃到波蘭的富農和反蘇分子。，對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應立即進行登記，爲他們建立諜報檔案並保證揭露戰俘中的反革命組織，以及他們與國外的聯繫。
因此，落實這道指示，本身就是爲第一項工作服務的。同時，還可以對已有的情報網進行檢驗，從而發現一些確有利用價值的情報人員，爲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這也是對戰俘的一種進一步處理，儘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戰俘，但對貝利亞及其領導的部門來說，這項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者。
說穿了，這兩件事就是這些波蘭戰俘的“去”和“留”的問題，即哪些戰俘應該從戰俘營中清除出去，哪些戰俘可以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它們關係到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裏的每一個戰俘的命運，這個命運在一個月內就要由從莫斯科來的內務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員作出初步裁定。當然，最終的判決還要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但要知道，特別會議僅僅是面對整理出來的材料做出判決。
貝利亞在1939年最後一天下達的指令，已經很難說與正在進行的蘇芬戰爭有多大關係了。就在貝利亞下達上述指令的前兩天，戰俘管理局向副內務人民委員瓦·瓦·切爾內紹夫報告，按貝利亞命令準備好了6個可容納27000名芬蘭戰俘的戰俘營，另3個營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戰俘。但由於現在芬蘭戰俘很少(150名)，因此戰俘管理局請求批准只保留兩個戰俘營工作人員的全編制，其他各營只保留10%~20%的編制。
這就是說，爲新的戰俘騰出營地的問題現在並不迫切。蘇芬戰爭也許只是一個契機，它在這裏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蘇聯領導人對波蘭戰俘的注意，並聯繫到各戰俘營出現的種種反抗現象，開始着手全面、徹底解決波蘭戰俘問題。與此相關的其他措施還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過的決議，逮捕全體登記在冊的原波蘭軍隊基幹軍官;要求把三個專門戰俘營以外的波蘭軍官、警察、獄吏等送往科澤利斯克營和奧斯塔什科夫營;把一批有待進一步進行偵查的戰俘送往被捕地點;12月31日貝利亞命令戰俘管理局第一處處長阿·瓦·季什科夫前往葉列諾-卡拉庫布營，調查那裏戰俘罷工和逃跑事件，逮捕爲首分子等。
但是，僅從貝利亞的命令中，還無法看出蘇聯當局準備用什麼方式解決戰俘“去”的問題。從以往的結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別會議的案卷，也有相當一部分當事人保全了性命。例如1938年特別會議把36865人送入勞改營，1939年送去109327人。ГАРФ(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Ф.9414，по.1，д1155，л8。這就是說，從貝利亞向三座專門戰俘營派去內務部工作人員到決定對上述戰俘營中的絕大部分戰俘處以極刑，這之間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即需要有可以給這些戰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戰俘營情況通報與“減輕負擔”建議其實，在整個12月份，各個戰俘營就已陸續上報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澤利斯克營11月份工作總結報告中專門談到了戰俘的政治精神狀態，說有些軍官表現愛國主義情緒，有信教和從事宗教活動的企圖。舊別爾斯克營在相同的總結中報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動”：戰俘們組織了“文化教育小組”和“互助會”，進行祈禱，以及誣衊蘇聯等。12月7日戰俘管理局就科澤利斯克營戰俘巴·安·扎哈爾斯基自殺事件給貝利亞呈送一份專門報告，說他因思念家鄉和家人長期情緒消沉。12月10日，據科澤利斯克營報告，他們三天前挫敗了一起戰俘逃跑企圖，三名戰俘受到懲處。此外，在扎波羅熱營、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各勞動營，也都出現勞動紀律鬆弛，戰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現象。從各種報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現象還是個別的，涉及的戰俘人數不多。
但是，在貝利亞12月31日指令下達後，情況有了變化，無論是戰俘管理局還是各戰俘營，對各營出現的不良現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戰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間各戰俘營政治思想狀況中的不良現象和特殊事件”的長篇通報，列舉了各營反蘇情緒和言論、自殺和企圖自殺事件、逃跑和企圖逃跑事件以及各營工作人員情況。雖然通報中的材料都是從各營工作報告裏彙總起來的，但把此類材料集中在一起，對戰俘管理局來說，還是第一次。它所產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換言之，正是由於通報不是對戰俘營情況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個方面問題的彙總，所以它在無形中就把這類問題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問題嚴重”的感覺。1940年1月9日，戰俘管理局副局長霍赫洛夫就奧斯塔什科夫營在偵查中不斷髮現一些戰俘的真實身份指示該營領導人，要求把戰俘構成方面的變化“反映在相應的登記案卷中”，並把“定性材料有改變的戰俘名單”上報局裏。
11日，戰俘管理局就“尼科波爾錳礦”和“十月採礦”發生的戰俘罷工和絕食事件，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寫出專門報告，其中列舉了“拒絕出工的戰俘中的反蘇挑撥性言論”。
13日，就羅夫諾營戰俘企圖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戰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該營“嚴格戰俘關押制度”並“立即給戰俘管理局寫一份戰俘逃跑的專門報告，說明逃跑發生的次數、促成逃跑的原因”等。
22日，戰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澤利斯克營的緊急政治報告，反映部分戰俘因食物質量差而絕食並“造成了混亂”。
31日，按照貝利亞一個月前的指令來到舊別爾斯克營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組也大有收穫，他們“在戰俘中查出了許多原波蘭各種政黨的成員，以及許多邊防軍、定居者、地主、富農等等。”
2月1日，被派往奧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魯年科也向貝利亞報告，對關押在這裏的警察的偵查工作已經結束，“辦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將案卷發給特別會議”。
4日，科澤利斯克營在例行報告中再次談到戰俘中的“錯誤情緒”和“反革命現象”。
這類情況在舊別爾斯克營的例行報告中也佔有相當的篇幅。
19日，一份關於奧斯塔什科夫營戰俘準備逃跑的專門報告，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特別處整理完成。
原來只在各戰俘營例行報告中以“政治思想狀況”爲題出現的那些內容，現在直接換成了“不良情緒”、“反革命現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彙集起來寫成了通報和專門報告，這恐怕就不僅僅是文風上的某種轉變了。它如同一架風向標，指明蘇聯領導人開始對哪類材料感興趣。這種興趣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事實證明，它與蘇聯當局處理波蘭戰俘問題的決策密切聯繫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蘇軍在蘇芬戰場上取得重大突破，擊潰了芬軍在主要防禦陣地“曼納海姆防線”上的抵抗，蘇芬戰爭接近尾聲。蘇軍在整個戰爭期間俘獲的芬蘭軍人僅1100人，就連爲芬軍戰俘準備的若干戰俘營中最小的格里亞佐維茨營，容納這些戰俘都綽綽有餘。在1939年12月29日戰俘管理局的報告中，按照貝利亞的命令爲接收芬軍戰俘準備的各戰俘營分別可容納：尤紮營6000人，尤赫諾夫營4500人，普季夫利營4000人，格里亞佐維茨營2500人，奧蘭營4000人，捷姆尼科夫營6000人。顯然，爲接收芬蘭戰俘而處理波蘭戰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說，關押在三個專門戰俘營裏的波蘭戰俘可以繼續關押下去了。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內務人民委員部大大小小幹部在三個專門戰俘營“蹲點”一個月整理出來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經啓動的程序向上傳送着。看來，不管蘇聯當局原來是怎樣設想的，自從貝利亞把一批幹部派到戰俘營去，對波蘭戰俘的處理就被納入了一條單獨的軌道，至少它不會僅僅根據蘇芬戰爭的結果改變運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魯年科向貝利亞請示，要求給舊別爾斯克和科澤利斯克戰俘營“減輕負擔”。在貝利亞1938年11月25日接任內務人民委員後，給其管轄的監獄和各種集中營“減輕負擔”，是他推行的一條“新路線”。1939年，在這條路線指導下，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屬各監獄的在押犯人數量下降了近1/3。1939年1月1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各監獄共關押着352507名犯人，4月1日，下降到281891人，7月1日前爲196854人，10月1日前爲178258人。因此，索普魯年科提出爲戰俘營“減輕負擔”的建議，完全符合貝利亞的政策。在報告中，索普魯年科建議採取以下措施：“將軍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殘廢者、結核病患者、60和60歲以上的老人(約300人)全部釋放回家。將家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預備役軍官中沒有劣跡材料的農藝師、醫生、工程師與技術員、教師釋放回家。據初步材料估計，這類人員可能釋放400~500人。”對另一類人員即邊防軍軍官、司法人員、地主、“波蘭軍事組織”和“射手”“波蘭軍事組織”是由約·畢蘇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祕密團體，起初主要針對沙皇俄國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後併入波蘭軍隊。“射手”即“射手聯盟”，成立於1919年，是以波蘭青年爲對象的軍事愛國團體，受波蘭國防部領導，在政治上支持畢蘇斯基派。黨派中的積極分子、原波蘭總參謀部二處軍官、諜報軍官(約400人)，他提議辦理好他們的案卷，“交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審查”。戰俘管理局負責人還建議，“對這類人員的偵查，最好由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部進行;若不行，則將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奧斯塔什科夫營進行偵查。”
實際上，這是又一個分類處理方案，但卻不是涉及兩個戰俘營全體戰俘的方案。被建議釋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繼續審查的人員，不過1100~1200人，只是兩座戰俘營人員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戰俘——主要是軍官——怎樣處理，索普魯年科沒有提及。也許，在索普魯年科的意識裏，軍官和上述那些人員也要區別對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減負”之列。
索普魯年科的建議受到貝利亞的重視，他召來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就此事進行協商。在索普魯年科的報告上留有貝利亞的批示：“梅爾庫洛夫同志，請來我處談談。”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沒有發現留下文字記載，但很有可能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兩位領導人就“減負”的一些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做出了決定。僅僅兩天後，即2月22日，梅爾庫洛夫便指示戰俘管理局、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部，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伏羅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裏寧州局，轉達了貝利亞的指示：“將關押在內務人民委員部舊別爾斯克、科澤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營中的原獄吏、諜報人員、奸細、定居者、司法人員、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轉押至監獄，移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機構。有關他們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局的偵查部門進行偵查。這些案卷今後如何處理將另作指示。”
次日，戰俘管理局給各戰俘營下達了相應指示，要求在5天之內查清上述人員的準確數目，上報人員轉送的地點，並繼續在營內查找相同人員。戰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別強調：“將戰俘轉送至監獄的全部工作都應嚴格保密，此點務望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這裏也沒有涉及軍官戰俘。
把上述指定人員送往監獄，對戰俘營來說當然是“減輕負擔”，但對內務人民委員部來說，不過是把他們從一個關押地點轉送到另一個關押地點，並沒有真正“減負”。從真正“減負”的意義上看，索普魯年科2月20日建議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實際，可是貝利亞並沒有採納，而是把戰俘管理局建議釋放的人員也統統送入了監獄。以往的實踐表明，監獄也可以進行“減負”，這裏“減負”的出路無非就是三條：釋放、送勞動營和處決。在無法瞭解貝利亞當時真實想法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貝利亞下達如此命令的意圖。如果他覺得這些人員最終可以釋放，那麼把他們轉送到監獄並在那裏繼續偵查就顯得多此一舉了;如果是打算把這些人員送往勞動營，且不說沒有必要非經過監獄繞一個圈子(那些現在仍在一號建築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所屬企業勞動的波蘭戰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對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戰俘，也明顯地不適宜。這也就是說，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對索普魯年科建議的第一個正式反應，就已經顯露出要用最徹底的方式解決這部分波蘭戰俘問題的意圖了。
處理戰俘範圍的擴大和政治局決議2月下旬和3月初，戰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個專門戰俘營上報關押人員的分類統計數字和戰俘個人履歷登記材料。戰俘的登記工作從戰俘一入營就開始進行了，爲此各戰俘營的機構序列上還專門設置有登記科。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各營登記工作存在不少問題，尚不能準確、詳細地反映戰俘真實情況。在貝利亞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達後，戰俘管理局“爲了獲得各營中關押的戰俘的完整資料”，又制訂了一份補充履歷表，於1940年1月5日下發各營，要求爲戰俘逐人填寫。這份表格分爲5欄，除要填寫戰俘在原波蘭軍隊和其他機構擔任的最後一項職務和掌握的外語外，還應“十分詳細地填寫戰俘在蘇聯居留的地點和時間，以及在蘇聯居留期間從事何種工作”;“戰俘在蘇聯生活的所有親屬和熟人的情況”，以及“戰俘在國外(原波蘭境外)的情況，必須寫明具體地點、起止日期及從事的工作”。在給各營的指示中強調，應特別注意後三項的填寫。
2月下旬，戰俘管理局連續下令，要求戰俘營在近期內完成此項工作，“須知此項工作不容拖延”。
戰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羅舍夫和第二處(登記處)處長伊·鮑·馬克利亞爾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電科澤利斯克營，要求立即上報該營在押軍官的登記材料和偵查材料。馬克利亞爾斯基要求把所有軍官的登記材料寄來，而隨後涅赫羅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來四五份已經填好的登記案卷。可見，後者比前者更急於拿到這些材料，哪怕是幾份也行。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戰俘管理當局準備進行處理的戰俘範圍有了進一步擴大。如果說在2月20日索普魯年科的報告中，他是把軍官戰俘與警察、獄吏等類戰俘區分開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後者身上的話，那麼現在前者——原波蘭軍隊軍官——也被納入了“視線”。有兩個事實可以作爲佐證。其一，2月底3月初，戰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統計材料，統計範圍不僅包括三個專門戰俘營的全體在押戰俘，而且對軍官進行了單獨分類。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警衛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西部地區國界”的決定，其中建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從今年4月15日起，將被鎮壓和關押在戰俘集中營中的原波蘭軍隊軍官、警察、獄吏、憲兵、情報人員、原地主、工廠主和原波蘭國家機關高級官員等的家屬，共22000~25000戶，悉數遷往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地區，爲期10年”。
可見，無論是對待被關押的戰俘本人，還是他們的家屬，蘇聯當局都對他們“一視同仁”了。
上述材料說明，蘇聯當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經決定了對三個專門戰俘營中的戰俘一併處理。這是不是前一階段整理出的專門“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無法證明;但有了這樣的“材料”，無疑使蘇聯當局更有理由做出對這些戰俘給予最嚴厲處理的決定了。
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貝利亞給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決議，直接導致了三個專門戰俘營的戰俘和關押在烏克蘭、白俄羅斯西部監獄內囚犯的悲劇命運。貝利亞的信和政治局的決議幾乎完全相同一處比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貝利亞的名字從負責審查這些案件的3人小組中劃去了，並代之以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總局局長巴·扎·科布羅夫。這樣，加上原有的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弗·尼·梅爾庫洛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專門處處長列·佛·巴什塔科夫，3人小組中沒有部級正職。這種改動耐人尋味。，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這說明蘇聯最高決策集團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麼分歧。貝利亞的兒子謝爾蓋·貝利亞在1994年出版的對他父親的回憶中申辯，貝利亞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裏唯一一個反對處決波蘭軍官的人。因爲他認爲，“戰爭不可避免。波蘭軍隊的軍官是反希特勒鬥爭中的潛在同盟者。”謝·貝利亞提出下面的事實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無論在1940年3月5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的材料中，還是在其他文件中，都沒有我父親的簽字。”見謝·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成都科技翻譯研究會編譯，羣衆出版社，2001，第403頁。如果謝·貝利亞說的是真實的，那麼斯大林把貝利亞的名字劃去就好解釋了。但現有的材料並沒有給謝·貝利亞的觀點更有力的支持。因此問題似乎並不這麼簡單。斯大林在貝利亞的信上第一個簽名並寫下“同意”，對這個決議如此順利獲得通過，也會起到決定性的影響。此外，原件上還有莫洛托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的親筆簽名;另有加裏寧、卡岡諾維奇表示同意的字樣。
政治局的這個決議建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一、(1)對戰俘營中14700名原波蘭軍官、官員、地主、警察、諜報人員、憲兵、定居者和獄吏的案件;(2)以及對逮捕和關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各州監獄中的11000名各種反革命間諜組織和破壞團體成員、原地主、工廠主、原波蘭軍官、官員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別程序進行審理，對他們採用極刑——槍斃。……審理案件時，不須傳喚被告，也不提起公訟，不出示偵查終結書和判決書，而採用以下程序：(1)對戰俘營戰俘案件，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戰俘管理局出具的證明材料審理;(2)對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監獄的囚犯，根據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部出具的材料審理。
三、由梅爾庫洛夫同志、科布羅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專門處處長)組成的3人小組負責審理案件並作出判決。”
政治局的決議沒有說明對上述人員採用極刑的理由，不過貝利亞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所有這些人充滿了對蘇維埃制度的仇視，是蘇維埃政權的萬惡敵人。”戰俘營中的軍官戰俘和警察戰俘，“他們每一個人都等待着獲釋，以便有機會積極地投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部駐西部地區的機關，破獲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動組織。在這些反革命組織中起積極領導作用的是原波蘭軍隊軍官、原警察與憲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國境線破壞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間諜和暴動組織的參加者”。
貝利亞沒有進一步列舉這些反革命組織、間諜和暴動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和反蘇宣傳”的具體事例，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質，而不是論證性質。僅憑這些人們似乎無法判斷這些人“對蘇維埃制度的仇視”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動”的規模。如果政治局委員們沒有從別的途徑和渠道瞭解到更多有關波蘭戰俘和囚徒的情況——可惜，這樣的途徑和渠道至今還沒有得到文件的證實——而只憑貝利亞這樣一段文字，就在決定剝奪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籤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極其輕率的!
執行政治局決議的行動在以後兩個月內緊張地進行。戰俘們的個人案卷、偵查案卷和補充履歷表由戰俘營送到戰俘管理局，經審查合格並簽署處理意見後轉交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專門處，在這裏複審，其中一部分提交給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親自進行裁決;其餘的則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決議成立的三人小組處理。由梅爾庫洛夫、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總局局長巴·扎·科布羅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專門處處長列·佛·巴什塔科夫組成的三人小組，最多時一天“處理了”1287份案卷，這使他們哪怕對案卷進行稍微細緻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們能夠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單上加蓋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經作出了決議，誰又能追究他們這種草率行事的責任呢?
5月中旬，據戰俘管理局統計，從三座專門戰俘營被送去執行槍決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來的戰俘，一共槍決了15131人。另有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監獄關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併被處決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槍斃的波蘭軍官的屍體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並在三年後成爲這一悲劇事件的第一批無聲的揭露者。1959年3月，當時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謝列平在閱讀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關絕密案卷後，給當時的蘇共中央主席團主席赫魯曉夫寫信，彙報了槍斃波蘭軍官、警察、間諜的情況。根據他提供的數字，在卡廷森林槍斃了4421人，在舊別爾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分別槍斃了3820人和6311人。另有395人未被處死，而是轉送到了尤赫諾夫營。在這些幸運地被“留下”的人員中，應國家安全總局第五處要求留下的47人，應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貝利亞、梅爾庫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應德國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國人24名。
這些人中絕大部分都是蘇聯戰俘當局認爲“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有關部門執行貝利亞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蘇聯當局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決定對上述人員實施肉體消滅呢?這是一個就現有材料還難於做出準確回答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貝利亞所說的戰俘們“企圖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和反蘇宣傳”，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積極投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等，更準確地說只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當然，考慮到在此之前彙集起來的那些通報和專門材料，不能說貝利亞的話毫無所指，完全是憑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這是戰俘與戰俘管理制度之間矛盾的正常反應，是戰俘管理體制運行當中不可避免地要顯露出來的現象。因此，對三座專門戰俘營的大多數戰俘來說，給他們扣上這樣一頂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說，三座專門戰俘營的戰俘命運，從決定對波蘭戰俘實行“分類處理”的時刻起就已經決定了。他們成了蘇聯體制下最難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看法，對從波蘭“收並”回來的地區進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們對這些戰俘身上隱藏着的“潛在威脅”格外警惕和敏感。蘇聯領導人也許一開始對“改造”這些戰俘還抱有希望，因此沒有在抓獲他們的最初幾個月就處決了他們。
俄國學者指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藉助於工作人員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蘭軍官和警察雖然在十分艱難的被俘條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卻並沒有被摧垮。他們並未背棄自己的祖國，未背棄自己的宗教，也未背棄自己的政治觀點和道德價值觀。蘇聯領導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軍裝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果真如此的話，那就只能說明蘇聯領導人在“改造”這批不是一般意義的戰俘上缺乏應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說到底，還是信心不足。前面說過，在蘇聯當局與被關押戰俘這對矛盾中，前者處於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戰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難度，但這不是導致以肉體消滅方式解決矛盾的主要原因。蘇聯領導人對“改造”這些戰俘喪失了信心，對所建立的戰俘管理制度能夠和平地解決與戰俘之間的矛盾喪失了信心，纔是導致悲劇的主要原因。
“減輕負擔行動”和“卡廷事件”
現有的材料已經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了。進入90年代，蘇聯學者圍繞“卡廷事件”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專着，如ЛебедеваН抱.ОтрагедииКатынские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протнв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В抱.Кистриикатыскогодела;АбариновВ抱атынскийлабиринт;ЗоряЮ抱抱鉢支丕訌悃悃支猝атынскойтрагедии//Опубликовановсборнике“Берия:конецкарьеры”，М保駭抱唰葤訌洄訌侑乍學洌1991，等。此外還出版了兩本集中收集有關卡廷事件檔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О.В抱атынскаядрама:Козельск,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судьба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польских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這些直接來自蘇聯的歷史檔案，對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嚴格地說，“卡廷事件”應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二是1943年4月，德國公佈發現被害波蘭軍官遺骸一事，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對蘇波關係產生影響。
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槍斃波蘭戰俘和部分在押人員的決議通過之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就已經對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的波蘭戰俘作出了最終判決，爲執行這一判決而進行的準備工作也緊張地開展起來。3月初，內務部特別處會同戰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開了有各戰俘營特別科負責人、內務部押解部隊指揮員和“古拉格”負責人蔘加的會議。
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特別科科長科雷托夫提出，“考慮到這些人是一股最積極的反革命力量”，應像以前處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國的波蘭戰俘一樣，把他們按籍貫編排，“使被判決人員認爲是將他們遣送回家”;“爲了避免發生各種意外事件及阻撓，無論如何不能在我們這裏宣佈特別會議的判決，而要到他們將被關押的地方去宣佈。”
在政治局決議通過以後，執行這一決議的準備工作開始加速進行。3月中旬，內務部在莫斯科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各個相關部門仔細研究了執行政治局決議的具體過程。與此同時，三個專門戰俘營和烏克蘭、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部分別加緊整理戰俘與被關押在監獄裏的囚徒的材料。這些材料包括決定執行死刑人員的個人材料、偵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員會”之一、內務部經濟管理總局局長科布羅夫制訂的簡單表格。這份表格一共四欄，包括姓名、被捕時間和地點、原任職和軍銜及結論。其中最後一項決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後命運。這些材料由各戰俘營彙總到戰俘管理局，審查合格後轉送內務部第一專門處，第一處複審後在“結論”欄中填上初步處理意見。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爾庫洛夫親自審查;其餘材料和名單則送交給“三人委員會”。他們做出的判決即成最終判決。
被判處死刑的戰俘不在戰俘營執行槍決。他們將被送到加裏寧、斯摩棱斯克、哈爾科夫州監獄，在那裏向他們宣佈判決並立即執行。梅爾庫洛夫和“三人委員會”作出判決的名單向下發出一式兩份，一份是給各戰俘營的“發送人員名單”，一份是給上述三個州內務局的“接收人員名單”。實際上，這就是處決名單。把被處決人員從戰俘營送往行刑地，由內務人民委員部運輸總局負責。該局不僅事先制訂了詳細的運送計劃，而且在進行運送期間，該局局長米爾施坦因每天向梅爾庫洛夫報告情況。上述所有一切準備工作和行動，在內務部的來往信函裏都稱之爲“減輕負擔行動”。
從現有的材料看，處決行動在1940年4月的最初幾天就開始了。各戰俘營主任的總結報告和內務部加裏寧州局局長的接收單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參見ПихояР抱お,КозловВ抱豹抱ェ唰堙濮蕨支擐洄恚Катынь，с580、587。從莫斯科派來的內務部機關領導人分別來到行刑的監獄，指揮處決行動。例如，內務人民委員部警備處處長布洛欣來到加裏寧州監獄，與該州警備司令魯巴諾夫一起安排了行刑過程。原內務人民委員部加裏寧州局局長德·斯·託卡列夫後來講到當時的情景：“將波蘭人一個一個地帶到‘紅角’，即這裏的列寧室，在那裏覈對資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後給他戴上手銬，帶進準備好的那間囚室，用手槍朝後腦處開槍。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槍用的是德國造的‘瓦爾德’式手槍。一夜要處決200~350人。……屍體經過另一扇後門擡出囚室，扔在帶篷的卡車上。然後用5~6輛卡車將屍體運到梅德諾耶村附近的掩埋地點。它緊靠着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局的別墅區。地點是布洛欣選定的，也是他從莫斯科帶來了兩名挖土機手。”
在哈爾科夫，戰俘們被從火車站直接運到捷爾任斯基大街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監獄，在那裏執行槍決後用卡車將屍體運到距皮亞季哈特卡村不到兩公里的森林公園內的第6區，埋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局別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來的戰俘有的在監獄被處決，有的則直接運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約15公里的卡廷森林裏被槍斃。
就這樣，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裏的戰俘和烏克蘭、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監獄裏的囚犯，一個月時間內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應當說，蘇聯當局爲執行“減輕負擔行動”進行了比較周密的準備，行動當中也沒有出現大事故，爲此負責組織和領導這次行動的有關人員還在內務部系統內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貝利亞簽發第001365號命令，給內務部中央機關和內務部加裏寧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爾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員頒發獎金，獎勵他們“出色地完成了專門任務”。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獎勵800盧布。見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ъ，2000，№5，с110。如果不是後來因爲蘇德戰爭爆發且德軍佔領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爾科夫州在內的大片蘇聯地區的話，這一行動也可能永遠是一個“謎”了，起碼不會這麼快就被發現。
1943年4月13日柏林電臺向全世界報告的一則消息，說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了一批埋有成千上萬波蘭軍官屍體的巨大墳墓，他們都是被人有步驟並且熟練地處決的。柏林電臺直截了當地說，這些墳墓中的一萬多具屍體，是“猶太—布爾什維克獸行”的典型例證。那麼，德國人是怎樣發現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這兩份材料對回答這一問題可能會有幫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學家和病理學家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墳墓後寫出的報告。這份報告由於是當時在納粹當局組織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懷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術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來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調查書國際科學家委員會對卡廷萬人坑研究而作出的報告，其主要內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個由歐洲大學的法醫學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傑出的大學醫學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對卡廷森林波蘭軍官的集體墳墓進行了一次徹底的科學調查。這些集體墳墓的發現，最近引起了德國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國衛生部長康蒂博士從歐洲不同國家邀請一批專家到卡廷現場觀察，以便有助於澄清這一特別事件。委員會中的成員們親自聽取了幾個蘇聯當地目擊者的證言，他們和別人一起都肯定地說，在1940年3、4月間，幾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蘭軍官通過鐵路運到卡廷附近的格涅茲多沃車站。波蘭軍官在那裏下了車，然後被運送犯人的卡車運到卡廷森林，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他們;委員會進一步考察了現場發現和由此推斷出的事實，並調查了現場物證。據說，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屍體被髮掘出來，其中大約70%的屍體已被辨別出身份。而在其他屍體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經過仔細地初步處理以後才能用來鑑定身份。在委員會到來之前，發掘出的屍體已全都被檢查過，而且有大量的屍體被鮑茨教授波蘭佈雷斯勞大學法醫學和犯罪學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過。到目前已有7個集體墳墓被打開，其中最大的一個估計有2000具波蘭軍官的屍體。委員會成員親自解剖了9具屍體，提出大量的特別選擇的屍體進行檢驗。已證實目前發掘的屍體都是頭部中彈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彈都進入後頸。大多數情況下，屍體只中了一發子彈，很少有屍體中兩發子彈，只有一具屍體後頸中了三發子彈。所有子彈都是從口徑不超過8毫米的手槍中射出的。根據彈着點人們作出這樣的假設，即射出的子彈都是槍口緊壓着後頸射入或在最近的範圍內打的。傷口出人意料的有規律……使人們假設，射擊是出自有經驗的人之手。大量屍體的手被同樣的方法綁着，並且在一些屍體的身體和衣服上發現了四棱刺刀的傷痕。捆綁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發現的蘇聯公民屍體類似。一顆跳彈在打死了一個軍官之後，又穿入坑內已死的屍體中，證實了下面的假設——射擊明顯是在壕溝中進行的，以免去把屍體運進墳墓的麻煩。集體墳墓位於森林中新開墾的土地上，墳墓被徹底平整並種上了小松樹。集體墳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層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地下水。屍體毫無例外地面朝下，肩並肩地緊緊靠着，一層疊着一層。墳墓四周的屍體明顯排放得很整齊，而中間的屍體則比較混亂。根據委員會的一致意見，發掘出的屍體的制服，尤其是鈕釦、軍銜標誌、裝飾物、靴子的式樣等等，毫無疑問是波蘭的。他們穿着冬天的衣服，經常能發現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針織背心和典型的波蘭軍官的帽子。只有少數幾具屍體是其他階層的人物，有一具屍體是一個牧師。在檢測衣服的同時也檢測了飾物。屍體上沒有發現手錶或戒指，儘管從幾本日記記載的確切日期和時間來看，主人把這些飾物保留到最後幾天甚至最後幾小時。在屍體上發現的文件——日記、信件、報紙——的時間範圍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間。迄今爲止，可以確定的最近的時間是一份蘇聯報紙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於屍體在墳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並排，它們腐爛的程度也不一樣。根據奧爾索斯教授布達佩斯大學法醫學和犯罪學教授。的經驗，檢查屍體頭蓋骨發生的變化對於確定死亡時間十分重要。這些變化包括已經腐化的頭蓋骨表層石灰質外殼的不同層面。這樣的變化在埋葬時間少於三年的屍體上是觀察不到的。但是這種變化在第526號屍體的頭蓋骨上卻被明顯地觀察到了。這具屍體是在一個大墳墓的表層發現的。第二份材料是英國駐波蘭流亡政府大使歐文·奧馬雷在與部分從蘇聯來的波蘭人交談後，寫給英國外交大臣安·艾登的報告。奧馬雷列舉了一些波蘭人對卡廷事件的看法——當然這些看法都對蘇聯不利，然後，他寫道：
斯摩棱斯克離發現墳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兩個火車站，在城裏及其附近，從莫斯科通向華沙和從里加通向奧廖爾的兩條鐵路幹線在此交叉而過。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約15公里處是不起眼的格涅茲多沃車站，離格涅茲多沃只有幾公里就是當地人所說的所謂的“羊山”。這個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區覆蓋着荒廢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針葉樹木爲主，但是在松樹之間也點綴着闊葉木和灌木叢。四月份這個地方進入春季，五月初樹木變綠。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歷史上最寒冷的。當4月8日來自科澤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達時，那裏有一些地方還覆蓋着厚厚的積雪。當然，從車站到羊山的崎嶇路上泥濘不堪。在格涅茲多沃，來自科澤利斯克、舊別爾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的火車把它們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鐵絲網的監獄裏，周圍佈滿了蘇聯士兵。這裏爲接受他們所做的準備肯定使大多數波蘭軍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喪，因爲他們還能記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爾什維克用作屠殺許多俄國軍官的便利場所。一個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現居倫敦的波蘭人告訴我，那時他11歲，每天晚上都要聽一個名叫阿法納西耶夫的劊子手講他白天所幹的工作。這個人住在他媽媽的房子裏。他說，犯人們從監獄中被帶到卡車上，沿着山村公路來到羊山，而且當他們從卡車上下來的時候，雙手一定是被縛的。沮喪變成了絕望。看起來如果一個人掙扎，劊子手就會把他的衣服掀起來蒙上他的頭，系在他的脖子上，並把他帶到萬人坑的邊緣。在許多情況下，被發現的屍體就這樣蒙着頭，矇頭的衣服在頭蓋骨的地方被子彈打穿。那些寧靜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這恐怖的一幕。他們的同志躺在寬闊的深溝裏。在坑的四周，他們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頭對着腳排得整整齊齊，墳墓的中間卻顯得較爲混亂。劊子手們踩着橫七豎八的屍體，像牲畜圍欄裏的屠夫一樣在血泊中踐踏，拖拉着死屍。當所有這些已經幹完，最後一顆子彈擊穿了最後一個活着的波蘭人的頭顱之後，屠夫們——也許從小就受過這種訓練——把他們的雙手用於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塊並在屠宰場的上面種上針葉樹。當然，移植小樹在這一季節已經是相當晚了，但還不算太晚，因爲三年以後，當波蘭代表參觀此地時，樹葉剛開始乾枯。
氣候和針葉樹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氣候說明了這個事實：即儘管德國人在1942年秋天已經風聞有集體墳墓的存在，但僅僅到了1943年4月他們才向世界公佈了他們挖出來的東西。解釋應該是這樣的：不是德國宣傳家爲宣佈他們的發現選擇了一個政治時機，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凍得如此堅硬，以至於如果沒有炸藥或其他類似的有可能破壞屍體使之無法辨認的強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進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國政府可能在泥土一變得足夠鬆軟的時候就開始工作。那些小松樹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們是推定蘇聯人有罪的證明。因爲考慮到1941年7月德軍是在出人意料的勝利中佔領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蘭軍官是德國人而不是蘇聯人殺害的，德國人不可能還會費心用小樹來掩蓋受害者的墳墓。其次，一個稱職的植物學家只要檢驗一棵小樹就會弄清這些樹是1940年5月還是1941年7月以後的某個時候種的。也許這個對蘇聯人是否誠實的檢驗應該立刻開始。這兩份材料均出自paulprestonandmichaelpartridge，britishdocumentsonforeignaffairs:reportsandpaperstheforeignofficeconfidentialprintpartⅢfrom1940through1945europevolume5centraleuropeapril1943-march1944，cambridge：universityunitedstatesofame瞨ica，1998，pp109-110、105-106。
把兩份材料和前面蘇聯檔案裏的材料進行對照，會發現它們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卡廷事件”的基本輪廓。儘管其中的某些具體細節不完全相同，但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處決波蘭戰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屍體被德國人發現，這條線索現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這些事實真相沒有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大白於天下。人們還只能就此進行猜測和推斷，但是，這一突發事件的影響卻立即顯現出來了。
中斷與波蘭流亡政府的外交關係柏林電臺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發現播發的消息，對波蘭流亡政府來說，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儘管他們還沒有來得及確切驗證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請蘇聯政府查找一些着名軍官的下落而一直沒有得到答覆這一事實，以及在蘇聯宣佈釋放幾乎全部戰俘後這些人仍無音信的不正常現象，已經足以使它對這些軍官的命運作出最壞的推測了。因此，德國人公佈的消息，在倫敦的波蘭人直覺上感覺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於安德爾斯的軍隊以及蘇波雙方在大使館代表問題上的摩擦，蘇波關係已經日益緊張，它們之間已經沒有足夠的緩衝空間來容納這一突發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準備向國際紅十字會尋求幫助，以弄清真相。同時，還由國防部長庫基耶爾出面發表報告，介紹了波蘭方面爲尋求一批軍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況。流亡政府請求國際紅十字會出面調查此事的書面文件與德國一份內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幾乎同時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國際紅十字會總部。這可能是一種巧合，但客觀上它使波蘭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動。在蘇聯政府的猛烈攻擊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於4月30日宣佈，它們認爲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請求已經失效。見阿·託因比、維·託因比合編《國際事務概覽(1939~1946)：歐洲的重組》，勞景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第224~233頁。
與此相反，蘇聯政府在這件事上卻由被動轉爲了主動。應當說，“卡廷事件”對蘇聯政府完全是一個意外。在1940年春處理這批波蘭人時，大概沒人會想到出現這樣的結果。4月16日，蘇聯政府在沉默兩天之後才發表公告，對德國的宣傳給予反擊。公告中說，“德國法西斯惡棍在自己新的荒謬絕倫的臆想中並沒有停止散佈最荒誕不經和卑鄙下流的謊言，他們企圖利用這些謊言掩蓋由他們自己製造的滔天罪行，這一點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蘇聯反擊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紅軍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區後，從事建築工作的波蘭戰俘和大批蘇聯公民一起落入德軍手中;第二，德國人所說的發現大批遺骸的格涅茲多沃村是歷史上有名的“格涅茲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國的宣傳對此避而不提。
客觀地說，蘇聯提出的上述理由並不具有多大的說服力。被德國抓住的波蘭戰俘和被蘇聯處死的波蘭戰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兩批人在紅軍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後，按照調查德國佔領者罪行特別委員會的指令，一個調查“卡廷事件”的專門委員會立即着手展開調查。從1943年10月5日至1944年1月10日，該委員會詢問了95名證人，審查了17份證詞。其中很多證人證實，在1941年春夏，即該地被德軍佔領前，他們看到過從事建築勞動的波蘭戰俘。不能說這些證人的證詞都是僞造的，因爲這些證詞在由專門委員會負責人之一a盋彼障D中校起草的一份絕密文件中也被引用了。見Военно鉢訌悃洄唰猝訌椐支悃堙訌郄丕濮猝擐學藎1990，№11，с27-34。，因此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證明他們是同一批人的情況下，德國人所說的被害者和蘇聯所說的被抓者之間，並不一定就是對立的關係。其次，還有一個很好的佐證，當在蘇聯組建波蘭軍隊時，波方數次詢問過一批波蘭軍官的下落，當時蘇聯當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蘇聯已經釋放了這些人，而從沒有提起過他們被德國人俘虜了。人們會問，如果真是這樣，蘇聯當局當時爲什麼不告訴波蘭政府這一點呢?至於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經不起推敲，證明哪些是年代久遠的遺骸，哪些是剛剛掩埋了兩年的屍骨，對於法醫和生物學家來說並不困難。這種漏洞當時就被戈培爾及其宣傳機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爾主持的會議上，納粹宣傳部長說，“布爾什維克昨天犯的一個大錯就是他們編造了‘考古遺物’。在那裏國際委員會將進行考證並將戳穿這一無恥的謊言。第二個錯誤是，他們說到的那些成了德國俘虜的波蘭軍官，就是現在波蘭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問詢過下落的那些軍官。”戈培爾因此建議，“現在我們應當等待國際委員會，我們自然不應信口開河，而應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蘇聯在公告上出現的明顯不利於自己的漏洞，再次說明了這件事對蘇聯來說，的確來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蘇聯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的，並由剛剛結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會戰的勝利大大鞏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對自己不利的東西統統與希特勒分子的惡意污衊聯繫在一起，而這種污衊發生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慘敗之後，更顯得合情合理。雖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聲明中就有意劃清自己與戈培爾之流的界限，但蘇聯仍把它指責爲與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
在一時無法確切得知問題的真相的情況下，人們往往習慣於從已有的和公認的事實出發進行判斷，在這一點上，納粹政權以往犯下的樁樁罪行，倒是比什麼都更具說服力。另外，戈培爾的宣傳機器在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無形之中幫了蘇聯的忙。還在4月6日，即德國正式公佈卡廷森林發現前的一星期，戈培爾的親信就決定要把“取證立即用於宣傳目的”，並希望找來在德國控制下的波蘭紅十字會的人。
4月14日戈培爾指示：“我們宣傳的中心近幾天將更集中於兩個題目：大西洋壁壘和布爾什維克卑鄙的屠殺。要用不斷提供新的事實向世界證明蘇聯的這一獸行。在評論中就像經常作的那樣，應當特別指出：這就是英國人和美國人信任的布爾什維克，他們似乎已經發生了變化並改變了政治信仰。這就是已經從英國人那兒得到統治和向歐洲進行布爾什維克滲透絕對權力的布爾什維克。”
戈培爾的目的非常明確，他不僅要用卡廷事件攻擊布爾什維克，而且還要以此“在敵人陣線裏製造巨大的分裂”。
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國的警覺了。這種警覺是與戰爭的結局，換句話說，是與盟國的整體利益和當時最大的政治聯繫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這樣的具體問題上，特別是戰爭條件下真相一時無法弄清楚的時候，孰輕孰重是不難做出判斷的。儘管這些判斷現在看來並不準確，但在當時也只能如此。
就是憑藉這些因素，蘇聯不僅變被動爲主動，而且首先反戈一擊：4月25日，莫斯科照會新任波蘭駐蘇大使羅梅爾，宣佈蘇聯政府中斷與波蘭政府的外交關係。照會除了指出，波蘭政府的一系列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它與德國政府之間“在進行敵視蘇聯的運動中有接觸和勾結”，而且還把此事與蘇波邊界問題掛上鉤，認爲波蘭流亡政府是要藉此“對蘇聯政府施加壓力，以迫使它作出損害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和蘇維埃立陶宛利益的領土讓步。”
這就表明，蘇聯已經看到，在與流亡政府不能進行軍事合作之後，也不可能跟它解決邊界問題了。
在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軍事合作關係——的33個月中，蘇聯曾試圖解決“波蘭問題”，包括確定蘇波邊界、解決未來波蘭領土問題，以及建立蘇波軍事聯盟對德作戰等。但最終上述問題都未能徹底解決。可以說，蘇聯的嘗試是失敗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環境並不十分有利。這個時期正是蘇聯在整個戰爭中最艱難的時期，蘇聯當時所處的危險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戰後的政治安排問題放在首位。而軍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談判中至少是在蘇波邊界問題上，並不像以後那樣處於強有力的地位。蘇聯提出的某些設想，如讓戰後的波蘭“向西移”等，也因德國法西斯風頭正勁，而在現實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蘭問題”既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問題，因此國際社會，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大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至關重要。蘇聯在戰爭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從提供武器裝備到開闢第二戰場，這就增加了英美兩國在解決“波蘭問題”上的分量。無論是在蘇波邊界問題上，還是在安德爾斯軍隊撤出問題上，英美兩國都沒有支持蘇聯的立場，相反，它們藉助某些問題向蘇聯施加壓力。英國在安德爾斯軍隊撤離問題的做法如前所述。而羅斯福也曾在1941年11月中旬讓租借事務總統特使艾·哈里曼捎信給斯大林，表示美國對把波蘭軍隊轉向西方大國指揮感興趣。在解決“波蘭問題”上，缺少了主要盟國的認可與合作，是難以辦到的，更不用說它們的掣肘和反對了。其三，波蘭流亡政府無論是在邊界問題上，還是在蘇聯境內的軍隊問題上，立場堅定，態度頑強。這固然有西方大國背後支持的因素，但也應看到，從它的立場上看，兩個問題都是關係到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一則，作爲一個由四黨聯合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見並不容易;二則，在這樣的問題上作出讓步，將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直至斷送整個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時，歷史上俄國對波蘭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蘇聯的一系列做法，也確有傷害波蘭民族感情的地方，這對流亡政府的決策也會產生一定作用。
儘管蘇聯解決“波蘭問題”的努力並未取得有益的結果，但這段經歷對它來說也並非全無意義。它至少體會到，有一個對蘇聯友好的政府，對按蘇聯的意願解決“波蘭問題”多麼重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蘇聯領導人更加相信，波蘭流亡政府雖然可以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可以締結軍事合作協定，也可以聯合簽署友好互助宣言，但從骨子裏還是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維護的仍然是戰前波蘭政權所維護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執行的對蘇政策也自然難有根本的改變。“兩個敵人”的口號雖然不再公開宣傳，實際上並沒有徹底放棄。那些曾經積極推行反蘇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佔據高位要職，在流亡政府的活動中發揮着重要影響。這樣，對蘇聯來說，解決“波蘭問題”的幾個基本要素逐漸清晰了：蘇波兩國的武裝力量要共同對德作戰，贏得戰爭的勝利，這是解決“波蘭問題”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戰時與戰後蘇波對德同盟的基石;未來波蘭邊界的確定首先要保證蘇聯的安全利益，同時波蘭的領土可以考慮用從德國收歸部分領土的方法向西擴展，這是解決波蘭邊界領土問題的最佳方案;波蘭必須要有一個對蘇友好的政府，這是解決“波蘭問題”的關鍵，也是建立蘇聯概念中的民主、獨立新波蘭的必備條件;另外，在解決“波蘭問題”過程中，爭取反法西斯國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這是由於“波蘭問題”本身與這場戰爭、與戰後的政治安排已經密切聯繫在一起了。它不僅僅是波蘭內政問題，更是一個國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