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慘案指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係軍閥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流血事件。“二七”大罷工是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酷統治，中國工人運動從要求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向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工會代表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吳佩孚丟棄“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命令軍警用武力加以阻撓和破壞，並封閉總工會會所。總工會當即組織全站2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至武漢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各站工人一致行動，全線所有客貨車一律停開，長達千餘公里的京漢線立即陷於癱瘓。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糾察隊長、共產黨員曾玉良，領導工人粉碎了軍閥企圖破壞罷工的陰謀。2月6日，湖北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發動武漢各工團代表2000餘人赴江岸慰問 ，並和鐵路工人萬餘人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2月7日，曹錕、吳佩孚等派大批軍警分別在長辛店、鄭州和武漢江岸等處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40多人，傷200多人，被捕60多人 ，遭開除1000多人。林祥謙、施洋及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史文彬均被逮捕。林祥謙被捕後，拒絕下令復工 ，慷慨就義。施洋也在武昌被殺害。這次慘案暴露了軍閥的殘暴，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堅定性和組織紀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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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高舉反帝反封的旗幟，爲爭取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即“二七”大罷工)，使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達到了頂點。
“二七”大罷工是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酷統治，中國工人運動從要求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向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的情況下發生的。
從全國來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爲起點，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罷工，出現了歷時13個月的全國罷工高潮，有100多次罷工，30多萬工人蔘加。當時全國有組織的工人已達27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先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再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後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作爲鐵路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各城市成立各產業工會，再聯合而成各城市工團聯合會，並準備1923年5月1日在武漢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謀求全國工人運動的統一和更大發展。
從湖北來看，1921年10月爆發了粵漢路武株段機車處罷工，開始了以武漢爲中心的湖北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罷工鬥爭主要發生在軍閥政府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和外資企業之中，使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遭受沉重打擊。但是，在罷工運動和組織工會中，工人階級屢屢遭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強權壓迫和武力恫嚇，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須進行爭取自由權利的鬥爭。罷工鬥爭順理成章地從加薪減時的經濟鬥爭，發展到要求集會結社自由和反帝反軍閥的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結果，工人在組織方面，組織了工人俱樂部或工會，並進而產生了地方總工會和產業總工會，使湖北工人階級有了統一的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機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成長爲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鋒和中堅。
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把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大發展，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要將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扼殺在搖籃裏。吳佩孚一面打着“保護勞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裏積極準備對付工人運動。他命令組織“學兵隊”，要他們學習駕駛機車，以便在必要時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強烈反對;他又令京漢鐵路南段段長馮澐組織“同人通誼會”，分裂工人隊伍，竭力抵消共產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但除少數員司受其拉攏外，沒有一個工人蔘加。這些陰謀失敗後，吳佩孚便撕去“保護勞工”的僞裝，對京漢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
北洋軍閥武力阻撓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是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導火線。
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籌備工作完全是公開進行的。籌備會將開會的宗旨及地點均登載各報，並向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報告。趙繼賢玩弄兩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暗地裏卻密電吳佩孚，要求禁止該會成立。吳佩孚看到，京漢路2萬多工人的進一步團結，將會更有力地與北京政府對抗，於是，早已作了鎮壓工人運動的準備，並下令對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預爲防範，設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籌委會代表楊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煥章5人，前往洛陽與吳佩孚交涉，據理力爭提出：
1、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
2、“保護勞工”的通電是吳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張”之一，不應出爾反爾;
3、大會籌備已久，並經鐵路管理局局長同意;各地代表己齊集鄭州，大會勢在必開。對此，吳佩孚“顧左右 而言它”，冷笑幾聲，揚長而去。
當晚，赴洛陽代表趕回鄭州，召集全路代表緊急會議決定按原計劃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
1923年2月1日清晨，鄭州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沿街排列，如臨大敵。上午十時，項英帶領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團代表從五洲大旅館向花地崗普樂園劇場進發，在離會場不遠處，被武裝軍隊阻攔，相持約2小時。項英和林祥謙、施洋一起率領工人代表扣羣衆衝破軍警攔阻線，撕去門上的封條，砸開大門進入會場，在大批軍警層層包圍的會場中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了!”大會選舉楊德甫爲總工會委員長，凌楚藩、史文彬爲副委員長，項英爲總幹事。這時，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大叫：“限5分鐘解散，有反抗者以軍法從事!”下午4時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軍閥的武力高壓下被迫宣佈散會。同時，代表及來賓所住各旅館也被軍警包圍，不許工人自由走動和交談;總工會會所被重兵佔駐，禁止工人出入;室內一切文件、什物被搗毀一空;各團體所贈的匾額、禮物等，盡被摔毀，棄置道旁;各地代表和來賓被勒令離開鄭州。
當晚，總工會召開祕密會議，決定發動全路總罷工，以抵抗軍閥的武力壓迫。併爲事實上的便利起見，決定將總工會移江岸辦公。總工會在罷工決議中表明罷工是“爲爭自由作戰，爭人權作戰”。會議決定立即成立總罷工委員會，統一指揮罷工行動，楊德甫爲全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江岸罷工負責人爲林祥謙、曾玉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