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詢，即漢宣帝，原名劉病已，字次卿，西漢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8年1月10日在位)，漢武帝劉徹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史皇孫劉進之子，開創了“孝宣之治”。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漢朝中期圍繞災異論的政治鬥爭已經由原來的理論爭論轉變成現實中的政治鬥爭，因此也就變得更加殘酷。武帝時期關於災異的解釋更多是在理論上的爭論，較少直接用於攻擊政敵。
到了宣帝時期，鬥爭則逐漸進入白熱化。皇帝與臣子之間的鬥爭以及臣子之間的鬥爭都已經顯露。不過宣帝尚可稱作是一雄才之主，故還能將災異論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君臣之間的鬥爭，仍是皇帝獲得了優勢，臣子間的政治鬥爭亦爲皇帝提供了便利。
宣帝之後，災異論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但皇帝的控制力卻在下降，因此對於統治合法性的衝擊力度便進一步升級。
一、災異論與禪讓說
1.儒者眭弘
漢昭帝與宣帝期間，災異論的政治影響力開始顯現，有的儒生開始用災異論來批評當世時政。此間主張最爲激進的當爲眭弘。《漢書·眭弘傳》除作基本介紹外，便只記載其對於三個異象的解讀，以及因此被處死的事情。
眭弘依據的異象有三：一是泰山有石自立，後有數千百鳥集其旁;二是昌邑有枯社木復生;三是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依據石頭和柳樹都屬於陰類，代表的是下層的平民。
泰山是王者異性後稟告上天的地方，而石頭在泰山自立，便是有平民會成爲天子的徵兆。又根據蟲食樹葉形成的文字，認爲天下將會由公孫氏接替。雖然不知這個公孫氏具體指的是誰以及在哪，眭弘就說他的先師董仲舒說過，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這也就是說即使繼承皇位的皇帝沒有過錯，也有可能會因爲有一個聖人的出現而失去天命，因爲那個聖人取得了新的天命。此處應當是曲解董仲舒之說，正如此前所講，董仲舒既然提出即使有災異，只要國君知道錯在哪改正了國家就會振興。如果照眭弘所解，那麼與此前說的話便是不符的。
儒學家蘇輿在《春秋繁露義證》自序裏，便有解釋此處問題。“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當是講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眭弘誤解了董仲舒之意，他師從嬴公，故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
但因爲他誤解董仲舒之意，故史只說嬴公一傳能守師法。由此可知，眭弘所講之災異論雖還是藉助《春秋》，但與董仲舒所講的災異論確有不同。之後他還提出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因此皇帝應該下詔求索天下賢人，並且禪讓帝位。
2.朝堂的反應
那時由霍光秉政，霍光對此說法很厭惡，於是以妖言惑衆，大逆不道的罪名將眭弘下廷尉，最終眭弘被誅殺。從這一事件來看，當時已經有人開始想要依靠災異之說來影響政治的進程。眭弘此說有很明顯的政治目的，即要當朝皇帝退位讓賢。史書並未有明確記載眭弘爲何有此舉動。
普遍對此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眭弘對於當時政治不滿，想要通過此來改變政局。還有人提出是戾太子殘存勢力所爲。第一說支持的人較多，第二說則較少。侯旭東指出第二說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後補充道儒生對於天命論(包括災異論)的信仰亦是不能忽視的。
這層關係確實不能忽略，眭弘對朝廷當時之政不滿可能爲真，當時正值鹽鐵會議之後，儒生大都不滿。然則願意爲此不滿而冒險寫此種奏疏的人必是要有一種精神所支撐。
眭弘當是對己災異之解讀堅定不移，認爲那確是天所欲傳之意，自己既身爲經學大師，便有此義務去爲天傳命，故不惜冒死進諫。這背後或許還與“漢鬼”信仰有關。因此，眭弘爲了堅持儒家的理想政治，而去上這樣一封奏疏，或許就沒那麼難以理解了。頗爲巧合之處在“公孫病已立”一句。
民國呂思勉認爲此當是事後附會之談，顧頡剛亦認爲是人造的讖言。然而他們都沒有給出原因。有學者則將此視爲偶然巧合。筆者觀點傾向於事後附會之談。因史書對此事記錄甚少，故欲弄清絕非易事。筆者於此亦只想提出幾點個人之疑問與猜測。
眭弘說非人力可爲時，也只說前兩個異象，即大石自立，僵柳復起，並未講蟲咬文字亦是非人力可爲。如果不是眭弘遺漏，那麼即有可能是後人所加入之語。眭弘原先上書時本可能只是提漢帝應禪讓帝位，而並未指明應當由誰來取代漢室。
二、災異論在政治上的運用
宣帝一朝利用異象來影響朝政的次數明顯增多，影響的效果也在增強。霍氏一族因謀反被殺一事中，便可看到災異之論所起之作用。先是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蕭望之藉此機會上書陳說災異。
1.借刀殺人
蕭望之借《春秋》昭公三年出現大雨雹，而後季氏專權驅逐了昭公的故事來解讀當下出現的雨雹現象。此時霍光已死，然霍氏勢力仍佔據着衆多崗位，私家盛於公室。宣帝久在霍光壓迫之下，也早有心要清算霍氏一族的勢力，此時蕭望之的上書正合宣帝心意，故拜其爲謁者。
應是受到此鼓勵，借災異上書指責霍氏的人越來越多。霍山一開始看到這類奏疏還能隱藏起來，但後來上書的人多了，而且上奏的都是封事。宣帝讓中書令直接出取之，不讓尚書經手，所以霍氏無法得知，此舉顯示宣帝更加不信任霍氏一門。
由此可知，宣帝大有藉助災異論述打壓霍氏一族之打算。先是霍氏因上書災異由霍氏一族而起者多而惶恐，後又知道許後之死由霍老夫人策劃，怕因此受到誅罰，故謀反之意生。事未發而遭舉報，故敗。最終除霍後外，全族覆滅，因霍氏連坐誅滅者有數千家之多。
宣帝雖表示出對一部分災異論者者的寬容與信任，但也僅是對於那些能爲他所用的一部分人而已。那些想通過災異論來反對皇帝政策的人，還是會受到責罰。夏侯勝是此間的論災異大家，他主要依據的經典是《洪範》，可算是依《洪範》講解災異的宗師。
2.爲我所用
宣帝即皇帝位之初，想要褒揚武帝，爲其立廟樂，下詔令大臣議。大臣們沒人敢反對，只有長信少府夏侯勝提出了異議。他反對的理由之一便是武帝在位期間“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災異頻現說明其德有虧，不應爲其立廟樂。因此論夏侯勝被劾奏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被下獄。
巧合的是，夏侯勝因借災異議先帝而入獄，後來卻因爲災異的出現行大赦而出獄。雖然夏侯勝後來官復原職並有不錯之結局，但此事之遭遇也可看出宣帝對於災異之說的態度。
夏侯勝的堅持(對於漢家皇位之權威根基應當來至於德行)亦可看出此時經學大家之氣魄。縱使繫獄三年亦不改其志。談論災異論與宣帝時期政治的關係，楊惲也是一繞不開的人物。最終他雖不是因說災異非議朝政而獲罪，但是卻是因爲災異而死。
楊惲其人頗信災異之說，因此很可能也會對一些災異之象進行解釋，然史書中並未記載他自己論述災異的文章。楊惲對於一些災異的解釋是通過戴長樂上書告他的奏章而被記錄下來的。戴長樂因爲懷疑是楊惲讓人上書告他，爲報復楊惲便就其所收集到的言論上書告其罪，其中所舉之言論有兩條便涉及異象解讀。
其一爲其與張延壽語“聞前曾有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此可被解讀爲揣測宣帝有可能如昭帝一般駕崩，故可用以治罪。其二爲其與長樂候語“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
此二語皆以宣帝爲對象，因此當時戴長樂想告他大逆不道。然戴所告皆爲楊惲與其他人之對話，並未有書面證據，廷尉審查雖認定楊惲有罪，但宣帝不忍加誅，故把他們兩個人都免爲庶人。
此事件並未完結，楊惲失去爵位後，居家置產業，孫會宗勸他不當如此，應當閉門悔過。楊惲內心本不服，爲表明心跡便寫下了《報會宗書》。此後楊惲還說過不少怨恨的話，認爲當今天子不值得他去效力。綜此種種，終爲人所告倒。
當時出現日食之變，便有一人上奏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奏章下廷尉按驗，得到之前他寫給會宗的書信，宣帝看了之後對楊惲很厭惡，最後被判大逆無道而被腰斬。而上書舉報的那人因有功被封爲郎。
楊惲之死當是在於言論，其中雖有依據災異解讀所說，但應不是被定罪的主要原因，讓宣帝決意要殺他的應該是他的那些怨望之語，對於皇權的抵抗。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楊惲的懲治竟是從他引起日食之變開始的，即楊惲導致此次日食的出現。
這也就意味着臣下(即便不是丞相)也能引起日食。這或可視作災異論成爲臣子間互相鬥爭的先聲。引起災異的人羣範圍在擴大，這一點在元成帝時期表現更爲明顯。
結語
相比前期，昭帝宣帝時期的災異論有了新的變化。對當朝的災異事件進行解讀變多了。武帝時期基本只是在討論以前時期的災異與人事的對應，武帝時期有記載的便是董仲舒當時藉助高廟災來討論災異，但是被下獄，出獄後不再談論災異。
到了西漢中期便出了一個眭弘，對於當朝出現的災異的解釋一下子便提出漢爲堯後，有傳國之運的說法，公然上書要皇帝退位。從此事便可看出當時災異論對士人的影響，儒生是真的把自己當做是天命的解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