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宣帝和漢武帝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西漢的全盛時期，出現在漢宣帝劉詢(即位前名叫劉病已)在位期間，這一點是公認的;但如果說在歷史上的知名度，兩漢的代表毫無疑問是漢武帝。所謂“秦皇漢武”，即使縱觀兩千多年封建史，漢武帝劉徹也是頂流的帝王;在一定程度上來説，“文治武功”這一評價，會讓人們第一個想到他。(千古一帝的標籤，當然首先對應秦始皇)
但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並不奇怪。有一種成功，得益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對於漢宣帝而言，曾祖父漢武帝就是他的巨人。
咱們先看看漢宣帝的成就與特點。
從治國成就來看，漢宣帝幾乎是完美的。他在位26年間，西漢王朝對內對外均達到了巔峯狀態：
對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安居樂業;
對外四夷賓服，與漢朝鏖戰百年的匈奴被徹底降服，呼韓邪單于親自來到長安俯首稱臣; 西域都護府設立，西域正式成爲大漢直接管轄的領土。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孝宣之治”。在背後支撐這一成果的，是漢宣帝最令人稱道的特點——“賢”，這跟他的經歷有關。
漢宣帝有個獨一無二的經歷：他是唯一一個在監獄中度過童年的皇帝。
雖貴爲漢武帝的曾孫，但在劉病已出生後不久，就因祖父劉據的“巫蠱之案”，導致全家死於非命，這麼一個仍在襁褓中的嬰兒由此成了孤兒，被扔進了監獄，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僥倖存活。後來在漢武帝悔悟之後，年幼的劉病已雖走出了監獄，但在18歲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民間。
童年的苦難，並沒有對劉病已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反而讓他深刻領悟了民間的艱辛、百姓的哀樂，以及大漢帝國在基層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最爲突出的就是官吏德不配位、欺壓人民的現象。
這一經歷對漢宣帝的執政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也許是歷史上最爲重視吏治、並且取得了卓越成效的皇帝。他主張各級統治者要關愛、感化百姓，而非用權勢欺壓;爲了建立起一個官民和諧的高效政府，他甚至親自參與基層官吏的選拔;嚴抓官員的考覈工作，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徇私舞弊現象。
《漢書》稱，漢宣帝執政期間，朝廷的所有官員，都做到了人盡其才、稱職盡責，這一現象史上罕見。因此，在那個時期，西漢政權極爲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幸福指數極高。
相比較之下，漢武帝在以上方面彷彿處於下風，甚至在一些領域頗遭人詬病。
比如史書稱他爲了建功立業，不惜窮兵黷武、對外各個方向都大規模用兵，與匈奴更是血戰了幾十年，給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巨大傷害：“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他的吏治頗遭人非議：一方面起用有才幹的儒生參與國政;另一方面卻重用大量酷吏輔助自己，這些人執法殘酷，其中固然有鐵面無私、廉潔耿直的，但也不乏經常羅織罪狀、草菅人命之輩。這種外儒內法之道，有效加強了皇權，但良莠不齊的官員隊伍，也給百姓帶了來苦難。
除了四處征戰之外，他還喜好大興土木、四處巡遊，給帝國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導致百姓疲憊不堪。當然，還有因親信寵臣片面之詞導致的“巫蠱之案”，這一事件禍及衆多無辜，還引發了令人心驚的人倫悲劇。
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到了漢武帝晚年，漢帝國飽受內憂外患的侵蝕，統治危機已呼之欲出。好在漢武帝幡然悔悟，及時發佈罪己詔、改弦易張，給了西漢王朝喘息的機會。
因此，若從執政結果完美與否來看，漢宣帝彷彿超過了漢武帝，那我們能說漢宣帝的文治武功更高嗎?
答案是否定的。漢武帝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可以從他跟太子劉據間的一次對話管窺一斑。
公元前93年，時任太子劉據勸說父親不要過於執著於對外征伐四夷，漢武帝笑着回答：“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即：由我來擔當艱苦重任，而將安逸留給你，不也挺好嗎!
封建歷史的發展，客觀上需要漢武帝這樣一位政治家站出來承擔艱鉅的責任。他是繼孔子、秦始皇之後，又一位對中國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孔子讓中國人有了統一的思想文明，秦始皇是奠定中國大一統政治框架的第一人，漢武帝則首次成功地把思想與制度整合起來、爲大一統王朝的運行建立起了可以落實的方案。
“雄才大略”這個詞，最早就是漢武帝專有的。他的一生都在厲行改革，在各個領域進行着開天闢地的工作：
在思想領域，他用儒家取代黃老之術。漢初黃老之學盛極一時，帝王、文武大臣都是這一思想體系的擁躉;但與此同時，朝廷的禮儀制度、社會日常生活，還是沿用了儒家倫理，帝王的宮廷教育也涵蓋了儒、道、法。
漢武帝精通《老子》與儒家經典，在他看來，道家的“小國寡民”思想只適合休養生息，並不符合立志於打造“德澤四海”、“化及羣生”大一統國家的自己;而儒家思想帶有積極入世的色彩，涵蓋宗教、哲學、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是一個完整的國家治理理論體系。因此，他經過多年的努力，期間雖屢遭竇太后打壓、元老的反對，最終還是扭轉了封建政治的主導思想，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封建帝國的統治思想。
至於漢武帝爲什麼選擇儒家，其實並不難理解。當時的主流學術思想無外乎儒、道、法、墨：
道家的無爲、放任主張，用來恢復生產可以，但隨之帶來的豪強肆意擴充、貧富差距拉大、對外庸碌無爲等弊端也很明顯，不利於大一統王朝的鞏固、發展;
法家的威力已經被證明，西漢初期實際上也延續了秦朝的法制體系;但秦朝滅亡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很多人將其歸結爲法家的刻薄、寡恩，即賈誼所言“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導致那時的法家思想一邊被統治者使用、一邊被輿論抨擊，即使本着“政治正確”的原則，也不能純粹使用法家思想;
墨家則過於超前，它反對奢侈享受、提倡艱苦樸素;反對天子世襲、主張全天下推舉賢人爲主;反對倚強凌弱、以大欺小，主張對所有人不分親疏遠近、一視同仁愛護......對於統治集團來看，這種理論顯然不可能採用。
相比較之下，儒家成了唯一的選擇。
在思想確立後，漢武帝隨即開展了自己的全面改革。但從具體執行措施來看，並非拘泥於儒家思想，而像是在“獨尊儒術”的旗幟下，以務實、有效爲指導原則。
他以教爲先，開辦太學、設置《五經》博士，當初孟子“設爲庠序”、將教育普及到平民階層的理想，終於成爲了現實，在歷史上首次建立起系統、制度化的教育體系;
教育制度與選官渠道相結合，建立、健全察舉制，“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創建了影響後世、領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同時他求賢若渴，任人以才，一手培養、提拔了衛青、霍去病等英雄將領;
創立樂府官署，收集民間的歌辭，協音律，行“詩教”;重用文人賢士、重視文化建設，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圖書，首次設立國家圖書館，建立系統性保存文化遺產的制度;
吸收“五德”思想，首次設置年號，改正朔、易服色;制定、頒佈了計算精準的太初曆，實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全面的歷法改革;
以推恩令徹底消除分封制對大一統王朝的負面影響;徙豪強入邊，施行《刺史六條》，被視爲打擊貴戚、豪族的“二千年良法”;
經濟上，發行新的貨幣，施行鹽、鐵、酒專賣，推行均輸、平準制度，在沒有加重百姓負擔的前提下，從商人、豪族手中奪取利益，緩解了浩大的軍事開支。
以上都是“文治”，漢武帝的“武功”更令人津津樂道：他四面出擊，南收兩越、東定朝鮮、北逐匈奴，同時還平西羌、撫西南夷，開通西域。通過數十年的戰爭，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區首次突破了傳統的黃河、長江流域，奠定了後世兩千年封建帝國的基本疆域框架;中華農耕文明戰勝了以匈奴爲代表的草原文明，華夏文化向四面八方傳播，“強漢”的形象正式確立，多民族的漢王朝，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大一統國家(沒有之一)。
需要重點說明的是漢匈戰爭。從結果來看，直到漢武帝去世，漢朝付出了巨大代價、仍未徹底解決匈奴問題。但我們要明白，在漢武帝即位前，匈奴幾乎統一了北方所有馬背上的民族，強盛的武力令歷代西漢統治者毫無抵抗之力;若沒有軍事力量爲支撐，任何經濟、文化都是極其脆弱的，當時的遊牧文明已經呈現出與華夏文明分庭抗禮之勢。
而漢武帝發動的漢匈戰爭，即使縱觀古代整個歐亞大陸，也是破天荒的頭一遭。他以超常的眼界與格局，外交、軍事兩手抓，對匈奴人展開了數十年的絞殺。在陸續奪回河朔、拿下隴右、控制西域後，匈奴的經濟命脈、生存空間已經被腰斬，成了完全龜縮在草原上的遊牧組織，已經無法再被視爲一支有競爭力的“文明”。他們雖憑藉機動優勢暫時苟延，但徹底敗亡已成定局。隨着漢武帝晚年謝罪悔過、實行“富民”政策，再加上漢昭帝時期的繼續休養生息，漢宣帝徹底征服匈奴，也就顯得水到渠成。
漢武帝雖爲帶有歷史侷限性的封建帝王，但他在位期間創立起了全新的秩序，涉及到教育、學術、文化，到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曆法的所有方面，奠定了後世兩千年封建王朝的基本格局，也爲中華文明的優勢地位夯實了基礎。當然，這種格局恢弘的創舉，自然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但以發展的歷史觀來看，漢武帝不愧爲後世廣泛讚譽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之帝王。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勞民也，蓋欲復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盡去後患”，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說的正是漢武帝。也許這就是他被公認爲兩漢第一帝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