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登基，揭祕初唐諫官制度是怎樣的?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唐太宗李世民執政的貞觀年間，在隋末廢墟上崛起的大唐王朝體現出一副生機勃勃的新氣象：對內政治清明、經濟復甦、社會安定，短短几年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對外積極開拓、四面出擊，以最小的代價，將周邊遊牧民族牢牢壓制。
不可否認的是，大唐的巔峯當屬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但貞觀年間，唐王朝政治之清明、社會之和諧、向心力之強，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上實屬少見;李世民君臣緊密協作，大唐政府的內外政策從未出現過大的失誤，這在權力壟斷的封建時代堪稱奇蹟。
那麼，面對絕對的權力誘惑，李世民是如何做到從諫如流、“親賢臣遠小人”的呢?
簡而言之：吸取隋朝二世而亡的慘痛教訓，是精神動力;制度的創新，則是現實保證。被玩出了新花樣的古老諫官制度，爲魏徵這樣的諫官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服務於封建王權的古老諫官制度
從秦漢兩朝起，結合秦國變法實踐打造起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標準政體。這種體系下，國家全部大權悉數集於帝王一身，保證了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既爲維護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提供了制度支持，也方便集中力量辦大事，客觀上促進了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但權力的過於集中，風險也很明顯：方向正確的獨斷專行，誠然可以擺脫各方面的阻礙辦成大事;反之，則會對統治階級自身以及整個王朝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因此，爲了減少負面情況的出現，歷代封建王朝都採取了一些列的舉措，來補正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權帶來的負面效應。其中，諫官制度成了最主要的選擇。“諫官”也被稱作“諫臣”，是指專門規諫君主過錯的官員/臣子。
不過諫官的出現，並不是秦朝首創，可以往上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設立的大諫、晉國的中大夫、趙國的左右司過、楚國的左徒，都可以被視爲諫官。
古時的三權
然而秦朝是首次以正式官職的形式將諫官制度確立下來，併爲後世提供了參考依據;漢隨秦制，完整沿用了這一官職，到了東漢時期，由於賦予了諫官議政職能，正式對其改名爲諫議大夫;三國時期，對這一官職也進行了保留。
到了兩晉及南朝階段，諫議大夫這一名稱被取消，其職能被侍中、散騎常侍等職務承擔。令人意外的是，少數民族色彩濃厚的北朝反而完整繼承了漢代的“諫議大夫”官職。
隋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制度創新的時代，公元581年楊堅代隋之初，就根據崔仲方的建議改革官制，設置了尚書、門下等五省，這就是三省六部制的雛形。其中，門下省設侍中(爲避楊堅父親楊忠名諱改爲“納言”)、尚書省設散騎常侍，兩者的職能一樣：諫官。
諫官一職自出現之日起，就不斷涌現出許多帝王虛心納諫的佳話。但所謂“諂諛易合，正直難親”，並不是每個帝王都願意聽取不同意見，由於剛愎自用、一意孤行而導致人亡政息的案例比比皆是。其中最爲典型的，當屬隋煬帝楊廣。
“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諫官的缺位，見證了隋朝的二世而亡
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
公元619年，在朝廷考覈羣臣後舉行宴會時，唐高祖李淵對裴寂等人說出了上面這番話，希望以此鼓勵羣臣對他大膽提意見。
這個評價相當精準。隋王朝的滅亡，源於國力被消耗殆盡，這一點爲史學家所公認。短短數年中，雄心壯志的楊廣同時推行了經營西域、營造東都、修建長城、開挖大運河、三徵高句麗等宏大行動，把他父親積累下來的殷實家底消耗殆盡，最終民不聊生、衆叛親離。
問題來了，隋朝也有諫官，對於隋煬帝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他們沒提意見嗎?
確實有人提了，而且還不止一次，但楊廣壓根不是能聽諫言的人。爲啥?因爲他覺得自己太聰明瞭。
若給中國歷史上的帝王依據智商排個名，楊廣應當能位居前三，但其副作用就是過於剛愎自用。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孔穎達曾這樣對李世民說：
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雖然點名是指誰，但結合上下語境，這就是在指楊廣。耿直的魏徵則更是毫不遮掩的點名道姓：
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才，驕矜自用......曾不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則感慨的表示：“前事不忘，吾屬之師也”。
你可能認爲這是唐代人對他的抹黑，那麼我們看看楊廣自己說的話。公元613年，在平定楊玄感叛亂後，他得意洋洋的對虞世南說：
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意思是說，他非常討厭人進諫，那些達官顯貴進言，無非是想以此求名而已，自己絕不容忍;至於地位卑下之人，自己也許還能稍微寬容一些，但也決不會讓這些人有出頭之日。
這番赤裸裸的言論讓人不寒而慄，楊廣也由此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爲排斥諫官的帝王之一。然而，在傳統儒家道德的激勵下，目睹因他的好大喜功將政權帶入萬劫不復之地，不少忠直之臣還是勇敢的進言，不過都沒什麼好下場：
公元607年，上任不久的楊廣在短期內屢屢祭出大手筆，比如組織百萬民夫修長城、大張旗鼓往北出遊、組織人手收集整理天下的散樂百戲等，當初協助楊堅創造開皇之治的高熲、賀若弼等人提出異議，被楊廣以“誹謗朝政”爲名誅殺;
公元610年，有感於“勞役繁多，百姓疲敝”，御史大夫張衡請楊廣“稍加抑損”，結果被貶爲平民，不久後被殺;
公元612年，楊廣徵兵百萬東征高句麗，耿詢“上書切諫”，令隋煬帝大怒，幾乎將其斬首;
公元614年，楊廣準備再度出遊，庾質建議他暫時坐鎮關中，安撫疲敝的百姓，過三五年再行出巡，結果直接被關進大牢而死;
公元616年，當時天下狼煙四起，隋王朝實際上已搖搖欲墜，楊廣卻準備再次前往江都查看新龍舟。當時幾乎所有朝臣都持反對意見，楊廣殺雞儆猴，當衆虐殺了極力勸諫自己的任宗、崔民象後，滿朝文武再也無人敢提意見。然而，楊廣這次出行有去無回，成了自己的絕唱。
類似的案例，史書記錄不勝枚舉。可以說，大隋王朝的滅亡，與隋煬帝拒不納諫脫不了干係。
而目睹這一過程的李淵與李世民父子，對此可謂記憶深刻，大唐建立後，父子倆接力，建立了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爲成熟完備的諫官體系。
初唐建立起最系統、有新意的諫官制度
我們常說，大唐盛世是建立在隋王朝成果的基礎上的。事實確實如此，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開創新的制度，正是起源於隋朝;修整大運河、對高句麗不滅不休等內外政策，唐代也延續了隋朝的一貫作風。而往往被我們忽視的是，唐朝吸取了強生大隋二世而亡的教訓，建立起了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爲系統的諫官制度：
唐朝的諫官，大多分佈在門下省和中書省。其中，門下省有給事中、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補闕、左拾遺、起居郎;中書省有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右拾遺。
根據《舊唐書·職官》，我們看看這些官員的品級：
散騎常侍，正第三品;給事中，正第五品上階;諫議大夫，正第五品上階;起居郎，從第六品上階;左右補闕，從第七品上階;左右拾遺，從第八品上階。
與過去歷代不同，唐代的專業諫官不再限定於某一個職位，而是涵蓋了朝廷中官員體系的各個品級，形成了上規模的諫官羣體。同時，對於他們的工作方式，朝廷甚至也擬定了工作方法，以魏徵擔任的諫議大夫爲例：
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顧名思義，這五種工作方式的意思大致如下：
諷諫，以婉轉的方式勸諫，比如引用典故、借古諷今;順諫，用恭順的語言、聽起來順耳心;規諫，這個要求看準時機，不能無視場合張口就來;致諫，看起來像是用正正式式的方式上遞諫言;直諫，這個就比較明顯了，當面直接開火，有啥說啥，毫無顧忌，咱們最爲熟悉的魏徵最喜歡用這種方式。
人員是安排好了，工作套路也框定完畢，那麼如何保證諫官的工作能正常開展?若僅靠帝王的個人覺悟，那太容易被人左右。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李世民在即位後，開創性的提出了一種新制度。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上任不久的李世民於正月下達了第一道詔書：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中書、門下兩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員覲見皇帝商議朝政時，必須讓諫官如影隨形，有任何過失當場毫不留情的指正。通過這種辦法，帝王很難因爲信息的不對稱、個人的喜好等因素被臣子誤導，大臣也因爲身旁有人監視而不得不知無不言、言無不真，“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
(插句題外話：這一政令頒佈的時機，體現出李世民已經過了長時期的深思熟慮，也側面證明他對掌握國家大權已早有準備，玄武門事變的發生，並非偶然......)
整個貞觀年間，大唐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對內恢復秩序、促進生產、完善制度，對外常年征戰、消除外敵，朝廷在這期間政令發佈空前頻繁。但無論哪方面，李世民的決策從未出現過重大失誤。充分保證諫官職能的實現，鞭策帝王與百官不斷向前，起了關鍵的作用。
但在封建專制王權下，這種貌似完美的制度同樣很脆弱。
壁畫上的唐代官員與外族人士
封建皇權意志的衍生品，成也帝王、敗也帝王
事實證明，初唐的諫官制度很有效，毫不留情面的魏徵，被李世民視爲鏡子，二者之間的互動，爲後世留下了許多治國佳話;李世民與臣子之間的關係，也被公認爲封建時代君臣關係的楷模。但這一制度的執行，有一個關鍵的前提：帝王本身願意。
在中央集權制度下，一切權力皆出自帝王，可以說沒有任何監督約束機制。開明的君主爲了維護統治，誠然能突破個人喜好，推行利國利民利政的政策;但若君主由於能力有限，或者被人誤導、矇蔽，或者別有用心，再好的制度，也無法落實。李世民之後，大唐諫官制度就步入了這種命運。
唐高宗即位後，武則天的親信李義府、許敬宗先後主政，爲了專權與私利，李世民在公元626年發佈的上述政令逐漸被廢除;在褚遂良、韓瑗因言被殺後，諫官們噤若寒蟬。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甚至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不得不說，李世勣打仗的水平一流，溜鬚拍馬、睜眼說瞎話的官場之道也玩的很溜。
直到公元682年，在唐高宗去世的前兩年，他終於聽到了進諫：在封禪泰山後，他計劃封遍五嶽，被監察御史李善感以勞民傷財、天下失望爲由勸阻。唐高宗雖沒接受，但由於首次聽到勸諫，反而和顏悅色的加以解釋。這可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人進諫，天下人喜出望外，稱李善感的這一壯舉是“鳳鳴朝陽”。
李治死後，武則天當政期間，唐朝的諫官制度更是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笑柄，在讓人聞之色變的大獄和酷吏威壓下，人人自憂、朝不保夕，負責勸諫君主職能的諫官們爲了生存，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操守;他們順應武則天的喜好，互相監視、誣告、彈劾，貞觀年間的清明政治風氣蕩然無存。
勵精圖治的唐玄宗登位後，諫官終於再次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宰相宋璟執政期間，恢復了貞觀舊制，重臣進奏時，諫官、史官必須同行。依靠君明臣賢，政壇清朗的開元盛世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峯。
不過好景不長，在李隆基當政後期，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專權後，大唐的諫官制度再次迎來了新的黑暗期;加上後期的藩鎮割據與宦官專權，諫官羣體再也未能成爲促進政治的重要角色，並眼睜睜的看着曾經輝煌一時的大唐走向滅亡。
筆者認爲，以諫官制度爲代表，初唐的政治制度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國家治理的巔峯，在維護大一統、保持積極向上的開拓進取精神之間，達成了和諧的統一。但這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高度壟斷的封建皇權帶來的弊端。中國歷史上盛世的創造，基本上靠的是英明的帝王，可持續機制的缺乏，決定了封建社會難以突破發展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