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刀最初來自日本，後來通過了多種渠道進入了大明，並颳起了仿製之風。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初建，倭寇的騷擾就是困擾明代統治者的一大難題。明太祖曾多次派出使者與當時日本的南朝、北朝政權進行交涉，要求來貢並取締倭寇。雖然在幾經反覆後，明政府冊封了南朝的懷良親王，南朝及北朝也曾八次遣使來貢，但入貢中因“無表”、“無國王之命”、“不奉正朔”、“表詞不誠”等原因，明政府多次拒絕日本的入貢，並移書責之。
一、日本入貢
兩國關係因與胡惟庸事件有牽連的“林賢事件”而降到了冰點，明朝同日本斷交，直到永樂時期，雙方關係回暖，勘合貿易開始實行，明日之間以官方爲主導的交往纔開始頻繁起來。明建文三年，商人肥富向足利義滿極言與明交往通好的利益所在(此時足利義滿已經將徵夷大將軍之位讓給兒子足利義持)，足利義滿被說動，決定向明朝派遣使者。日本貢使的進貢物品中刀已在列，《善鄰國寶記》中記載此次入貢的衆多物品中有“劍十腰，刀一柄。”遣明使在次年和明朝使者一起回到日本，帶來了建文帝的詔書。
此時明朝政局變動，靖難之役結束，朱棣登上了帝位。明永樂元年，足利義滿以天龍寺堅中圭密爲正使與明使同行到明朝朝貢，並預先準備了致明惠帝與致明成祖兩道表文，以便遣明使到達明朝時，不管是誰在位，均可立即呈上表文。與此同時，明成祖也準備遣使日本，使者還未出發，日本使者便到達了寧波。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但明成祖則准許日本使團進行兵器交易，可想而知，明成祖的這一決定將會爲倭刀對華出售提供極大便利。明永樂二年明朝使者趙居任送日使回到了日本，這一年，明成祖同意與日本進行貿易，“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但明日雙方均未嚴格執行關於勘合貿易時間，船隻及人員數量的規定。
藤家裏之助對日本入貢有如下統計：明永樂二年至明永樂八年間，日本6次入貢，每次均爲38艘船。明宣德八年至明嘉靖二十六年勘合貿易終止，日本11次入貢，每次3艘到9艘船不等。
二、倭刀的流入
倭刀始終是日本進貢的重要物品，雖然文獻中並不是對每次日本進貢物品及其數量有詳細記錄，但我們也可以從幾次有記錄的進貢物品中一定程度上推測倭刀進入明廷的數量，下面舉以下幾例：明宣德八年，日本“入貢人船踰數，刀劍過多，特諭來使，令後貢船不過三隻，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不許違禁。”
從中可見日本在人船超出規定數量的同時，帶來的刀劍數量也十分巨大，使得明廷不得不採取措施進行一定限制。明宣德八年五月，“日本國王源義教遣使臣道遠等奉表貢馬及鎧甲盔刀等方物。”明宣德九年，日本貢物中有“撒金鞘大刀2把，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長刀100柄。”明成化四年十一月，“日本國王源義政遣使臣清啓等奉表來朝貢馬及聚扇盔甲刀劍等物。”明正德七年二月，“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貢馬匹盔鎧大刀諸方物。”木宮泰彥的統計結果如下：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帶劍刀約3000把,第三次就騰昇到9960把,第四次3萬把,第五次7千餘把,第六次竟達到3.7萬餘把,第七、第八次各爲7000把,第十次是24152把。
而且這只是所謂“國王附載物”的數量,並不包括使臣和其他隨船人員的“附載”。如加上其他附載物中的刀,則僅上述十一次勘合船輸入明朝的刀,就不少於二十萬把。明廷爲收購貢品也付出了不小的經濟代價，20年內日本進貢的刀劍數量已經成倍增長，並且由於數量過於龐大導致明廷不得不壓低收購價格。類似的記載也見於明成化五年，“禮部奏，日本國所貢刀劍之屬，例以錢絹酬其直，自來皆酌時宜以增損其數。況近時錢鈔價直，貴賤相遠。
今會議所償之銀，以兩計之，已至三萬八千有餘，不爲不多矣。而使臣清啓猶援例爭論不已，是則雖傾府庫之貯，亦難滿其溪壑之慾矣。宜裁節以抑其貪。上是之，仍令通事諭之，使勿復然。”木宮泰彥認爲：明廷給日本刀的最高價爲每把萬文，還有5000文、3000文，少者也1800文，只是在個別情況下，纔給300文。
日本學者認爲：由日本輸出到明朝的貿易品，主要是硫磺與銅等礦產物，刀劍，武器，扇子等工藝品。特別是刀劍的輸出數量龐大，根據記錄，明成化元年三萬餘把，明成化十九年三萬七千餘把。刀劍的大量輸出，招致了因大量生產而引起的粗製濫造，最初每把刀值十貫文，後來下降到一貫文。
如此龐大的刀劍數量當然不僅僅是進貢明廷的數量，更多的刀劍因當初明成祖允許日本使團進行兵器交易的政策而流入市場。明朝與日本幕府進行勘合貿易，最主要的意圖是希望幕府能夠抑制倭寇，但效果並不理想。而幕府也僅在勘合貿易初期能夠控制勘合船，不久，勘合船的控制權先是轉入到大名，最終轉到商人手中。
三、勘合貿易
明成化十九年，幕府組織的第六次勘合貿易，由子璞周瑋任正使，所率三船全由堺市商人承包。勘合船回國後，堺市商人每船交給幕府4000貫銅錢，其餘利潤歸自己所有。這時的勘合貿易很大程度上已經是官方貿易旗號下的民間貿易。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15、16世紀日本刀的生產地，幾乎都是國內外主要貿易港所在地，如筑後、肥後、薩摩、堺市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九州及瀨戶內海地區同時也是倭寇最重要的發源地，我們可以推測，衆多的倭刀從這些地方出發進入明朝。朱國楨在《涌幢小品》中引述一名叫作劉鳳岐的人所言：“自(萬曆)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
如此龐大的商人數量一方面說明了走私貿易的興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明政府的海禁效果十分有限。明崇禎六年至明崇禎十二年，德川幕府先後發佈五次鎖國令，但允許明朝船隻出入長崎港，乃至明朝滅亡後，明朝遺民也被允許進入長崎，幕府對中國商船限制的相對寬鬆使得中日之間的貿易活動得以繼續開展，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
可見倭刀並沒有因幕府的鎖國令而不再進入中國。西班牙人也目睹了日本“有很多中國人，他們在日本娶妻，把女嫁給日人;有的人不斷在日本和中國之間做生意;又有一些富有的商人，一直住在他們的商店、貨棧裏，跟日本商人做大買賣。”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資料的限制，有關走私進入明朝的倭刀具體數量無從考證。與之相對，明人張夑記載：“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圓蓋百鍊而繞指也。”從中可知，明人也參與到了倭刀的貿易當中，乃至開始了對倭刀的仿製。
四、明朝對倭刀的仿製
《崇禎長編》載崇禎三年十二月“甲寅，雲南巡按趙洪範進新制鳥銃十三具，倭刀、苖刀各三十口附觧。帝命所司覆收驗試。”其實對倭刀的仿製並不出現於明末，而是早在洪武時期便已開始，洪武十三年，明朝設置“軍器局”，製造除神槍、神炮之外的一般性軍器、軍裝。軍器局所製作的武器中就有“倭滾刀”，此“滾刀”應爲“袞刀”，指的是狹長而有長柄的大刀。
位於皇城之內的兵仗局也曾製作倭刀，正德九年八月，時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製作“倭腰刀萬二千，長柄倭滾刀二千。”同一年七月，正德帝“命造神銳箭、盔甲、倭刀、鐵矢數萬。”我們還可從兵仗局的儲備來窺見明朝仿製倭刀的數量，史可法曾請於南京兵仗局戍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可見，明廷對倭刀的仿製確實規模不小。但論及軍器質量，則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明代人已經瞭解到日本倭刀的精湛工藝，然而相比之下，《天工開物》載：“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許，架於手指之上，不復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
除了工藝上未掌握日本的鍛造技術外，可能還與明代軍械製造的弊病有關，關於明代軍器製造的積弊當時人就已有不少的揭露，唐順之指出了當時製造器械的弊端，“估造器械，官價率有餘，然內而監造人員與掌局工作，以漸侵克，是以高價而得低物也。鐵與鍊鋼之已精未精，非若金銀可以成色辨計。往昔只照常製造，尚自弊多;至於鍊鐵，則弊益易着手盜炭。指粗鐵以爲精鐵，而易精鐵，將無所不至矣。”
監造人員的上下其手，質量把關不嚴，生產過程監督不力等原因使得官造武器質量得不到良好的保證。戚繼光北上薊鎮後向朝廷請求戰車、鳥銃、藤牌、長刀等器械，但提出“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鳥銃則造鳥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山)西、河南造之。”這可能存在擔心工部所造兵器質量較差的因素，導致不得不捨近求遠。不單是刀劍這種冷兵器，火銃，火炮等火器製作不得法的情況也十分普遍，如用鋼鑽給鳥銃鑽孔，一日只可鑽寸許，一月鑽完的工匠已經是非常熟練了，但很多鳥銃銃管粗細厚薄各不相同，銃管也未鑽光，很容易導致炸膛。
結語
這種質量低劣的武器嚴重影響了官兵對待火器的態度及火器在軍隊中的普及過程，尤爲嚴重的是不可靠的武器在作戰中必然會使軍隊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乃至無法實現作戰意圖。不過除此之外，質量差距的原因可能還在於明朝仿製的倭刀屬於批量生產物，主要是爲軍隊作戰使用，而不是武士的珍藏品，因此需要控制成本和保證生產規模，所以質量上有所折扣在所難免。
其實即便在戰國時期的日本，戰場殺敵的主要武器也不是刀，而是長槍和鐵炮(火繩槍)。不過日本製作的刀也有衆多“數打物”(刀匠同時製作數把的產品，減少了折返次數和皮鐵或刃鐵的厚度)，因倭刀輸入中國的數量巨大，我們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輸入明朝的大量倭刀中大部分都是這種級別的武器。此外，明朝通過與倭寇及侵朝日軍的交戰繳獲的大量倭刀也是倭刀輸入的一個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