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於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兩次出兵攻打日本,但都遭到失敗,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後,日本跟元朝都沒有建立起官方穩固的外交關係。但是日本商船還是經常到元朝把中國大陸的貨物運回日本,這主要是因爲元朝對外國貿易採取比較寬大的政策。但是文永之役以後,元朝採取了防範武裝商人的措施,管理貿易的市舶司也時常有變遷,貿易統制日漸嚴厲,私人貿易被禁止,出入的內外船舶必須持有元朝發給的叫做公據的渡海證明書,按照貨物數量進行課稅。
這些方針對日本船執行的特別嚴格,開了後來明朝實行的“勘合貿易”制度的先例。(勘合貿易制度:勘合是一種外國君主嚮明王朝朝貢的憑證,由明王朝禮部制定,上蓋騎縫印信,一分爲二,一半交給外國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後,規定外國君主遣使朝貢時,必須攜帶發給的半印勘合與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對朱墨字號是否相符。)
從日本到元朝的貿易船有不少是以獲得寺社營造費用爲目的的,比如1325年入元的爲了取得建長寺營造費用的建長寺船,1328年爲了取得關東大佛營造費用的關東大佛船,1332年爲了取得住吉神社營造費用的住吉社船,1341年爲了取得天龍寺營造費用的天龍寺船等等。雖然他們形式上都是受到天皇朝廷敕許或者幕府派遣的,但實際都是貿易船。比如著名的天龍寺船,船長至本就保證不計盈虧,回國後向天龍寺繳納現錢五千貫。幕府對這些爲了籌備寺社建造費用的貿易船負擔航行中的警備任務,防止海盜船掠奪。這些船入元的時間,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慶元市舶司恢復以後的時期,官許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給予的與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別待遇。慶元就是現在的浙江寧波,“市舶司”是唐朝開始設立的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和收取稅款的官署。
在元朝和日本的交往中,禪僧成爲了一支重要力量。一山一寧(中國台州人,普陀山高僧,1299年以元使身份赴日未歸。去世後被花園天皇賜以“國師”封號),清拙正澄(福建連江人,臨濟宗高僧。1326年應北條高時邀請赴日,去世後諡爲“大鑒禪師”),明極楚俊(浙江寧波人,臨濟宗高僧,1329年赴日。受到後醍醐天皇和北條高時的寵信,被賜“佛日惠焰禪師”稱號),竺仙梵仙(明州象山人,1329隨明極楚俊一同赴日。受光嚴上皇和足利尊氏的皈依)等中國名僧的來日,奠定了日本禪宗文化的興盛。通過禪宗流入日本的中國貴族教養,後來則成爲了東山文化的基礎。
元朝時期,襲擊中國大陸的倭寇應當沒有襲擊高麗王朝的強烈,因爲元代史料的殘缺,難以知道當時倭寇的活動情況,不過根據《元史》裏的部分記載和明初倭寇的猖狂行動,可見那時候倭寇也是比較活躍的。
《元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1292),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貿易,因爲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日本船圖謀不軌,因而設立都元帥府以嚴海防。這是最初見到的元朝對日本船的防備態度,是元朝第二次入侵日本的“弘安之役”後第十一年的事情。隨後,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於定海路設立千戶所,防禦倭船。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元朝官軍不能抵抗。作爲對應措施,元朝加強了慶元和台州等地的沿海軍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元朝的日本商人的活動和高麗忠定王二年(1350)以後在朝鮮半島大逞兇威的倭寇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他們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慶元,也就是浙江寧波附近。因爲那裏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貿易爲目的前往慶元,只是在貿易不順時才進行掠奪。
第二,倭船的攻擊目標都是元朝官府。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爲了對抗通商的不利條件,或者爲了對抗元朝官吏的蠻橫而發生的衝突,與從開始起就把攻擊目標放在糧食和人口上的活動在朝鮮半島的倭寇本質上是不同的。
第三,從時間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動要比朝鮮半島倭寇行動激化的1350年早得多,兩者應該沒有因果關係。所以,日本商人在元朝慶元的活動,即使可以視爲倭寇的一個先驅性形態,但並不等於狹義的倭寇。
倭寇的來歷？倭寇是哪裏來的？
與日本商人在慶元附近的暴動相比,14世紀中葉以後在中國山東活動的倭寇就顯然不同,可以充分看出他們和朝鮮半島倭寇的密切關係。《元史》中記載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破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濱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山東蓬州見到的日本人的活動,從年代看是緊接着1350年的,在以濱海郡縣爲攻擊對象等方面都和慶元倭商不同。把他們看作是朝鮮半島活動的倭寇原班人馬向山東方面移動,大概是不會錯的。從以後作爲明初倭寇出現的日本人與朝鮮的倭寇都是同一批日本人這點來看,很容易想象到山東倭寇的實體。
出生於貧農家庭的朱元璋,經過數十年奮鬥後,終於在1368年於南京登上皇帝寶座,建立了明王朝。明太祖的建國原則是根據儒家學說重建中華帝國,即“中華之主”同時就是“天下之主”。確立四夷各國向中華帝國朝貢的國際秩序,對於明太祖來說是必須實現的政策,而倭寇問題又是確立這種國際秩序必須解決的課題。從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十一年,幾乎沒有哪一年見不到關於倭寇的記載,明太祖在位前期最爲激烈,中間有一段緩和期,到後期又激烈起來。如果把明太祖時期中國的倭寇活動與朝鮮半島的倭寇活動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連帶關係,朝鮮激烈時明朝就少,明朝激烈時朝鮮就少。這就證明了主體相同的倭寇集團根據時間的不同而改變活動的場所。倭寇在中國的活動舞臺以接近朝鮮半島的山東沿海最盛,次及江蘇,浙江,廣東沿海各地。他們既襲擊沿海居民,又掠奪官糧,在明朝做出了與在朝鮮相同的行徑。
明朝爲了制止倭寇活動而採取的政策,首先是充實海防。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命湯和巡視海岸,在山東,江蘇,浙江沿海地區建城五十九座,設立備倭行都指揮使司。人民四丁抽一爲兵,得兵士五萬八千七百人,分駐沿海各地。洪武二十年(1387)對浙江沿海各衛所兵士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三人,每人賜鈔五錠。次年又在福建沿海設立五個衛指揮使司與十二個千戶所,以備倭寇。在都司與衛所不僅部署防禦士兵,還配備了船舶。洪武二十三年(1390),命令沿海衛所和巡檢司一律備船二艘,巡查海上盜賊。
明朝在加緊對倭寇警備的同時,還開始努力依靠外交交涉使得日本稱臣。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明太祖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使者,但是據說使者在日本五島附近被賊所殺,太祖通報建國的國書落入水中。接着又第二次派遣楊載一行人作爲使節前往日本。當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朝時期,楊載一行在九州登陸,向大宰府南朝徵西將軍懷良親王遞交《賜日本國王璽書》。
詔書內容主要有三點:
1、通告明朝建國,要求日本朝貢。
2、通告倭寇爲害中國,要求日本國王攜帶表文到明朝皇帝那裏入貢,若無臣屬之意,則要求嚴厲取締倭寇。
3、如果倭寇繼續爲害不止,明朝就要發兵征討日本。
結果就是,懷良親王殺了使節團七人中的五人,拘留楊載等人達三個月之久,還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國書斥責明朝的無禮。
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第三次遣使日本，使者是山東萊州府同知趙秩。所持詔書與上次沒有大的區別,但是敘述了安南,高麗,占城,爪哇各國已經順天奉命,稱臣入貢,強調“華夷之辨”,催促日本進貢,同時送還了明朝擒獲的日本僧侶十五人。徵西將軍府對此次出使的反應,是洪武四年(1371)派遣僧祖來等九人前往明朝贈送馬匹和土產,同時送還被倭寇擄來的中國男女七十餘人。明實錄就這次懷良親王遣使的記載:“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另外明朝作爲報答,賜懷良親王大統歷和文綺紗羅。如果記載屬實,頒發曆法已經代表了明朝承認懷良親王爲日本國王。從此以後,明朝方面的文獻都用“國王良懷”或“日本正君”稱呼懷良親王。
洪武五年(1372),帶着大統歷的明朝使節無逸克勤等人到達日本博多。但是博多此時已經納入今川了俊支配下,作爲明朝使節交涉對象的懷良親王已經退出大宰府,固守高良山去了。明使一行被扣留在博多聖福寺一百餘日,瞭解到了日本南北朝對立的形勢,於次年六月到了日本京都。在京都與室町幕府進行了接觸,但具體情況不明。明朝使節一行在洪武七年返回明朝,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遣使和明朝使節同行到明朝,嚮明太祖貢獻馬匹和土產,但明太祖以沒有國書爲由拒絕接受。這或許是足利義滿希望進行私人性交往而遭到拒絕的。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左丞相胡惟庸被指陰謀篡奪帝位被捕,牽連者達到一萬五千多人,世稱胡惟庸之獄。但與胡惟庸事件相關的“林賢事件”,則是到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才暴露。據說胡惟庸爲了舉事,先與寧波衛指揮使林賢勾結,僞奏林賢有罪,流放日本,令林賢與日本君臣祕密策劃。隨後胡惟庸又奏請恢復林賢官職,遣使從日本招回林賢,祕密緻書日本國王,要求派兵援助。林賢先一步回國,日本國王給僧如人瑤倭兵四百,僞稱入貢,獻巨燭,中藏火藥與刀劍,但如瑤到達明朝的時間是在胡惟庸陰謀早已暴露之後,因此這個計劃纔沒有得逞。
重提六年前的事情,以懲罰有關人員,這讓人覺得是爲了想方設法陷害林賢而編造的謊話,但是因爲日本國王也與這個事件有關係,作爲報復措施,明太祖採取了同日本斷絕交往的方針。明太祖在努力充實沿海軍備的同時,強行實施海禁政策,以對付倭寇的猖獗。但是由於採取海禁政策,海外各國與明朝交往的途徑就只限於朝貢一個。日本與明朝國交的開始,必須等到明成祖永樂皇帝時代。
足利義滿雖然早就希望同明朝建立國交,但是如願以償是通過明太祖死後的1401年的使節派遣。其時義滿已經將徵夷大將軍一職讓給其子足利義持,又辭去身居律令制最高官位的太政大臣,削髮爲僧,法號道義。足利義滿在擔任徵夷大將軍兼太政大臣階段,始終只是天皇的陪臣,因此沒有資格作爲四夷君主嚮明朝皇帝呈上表文。1401年時,足利義滿已經是日本律令制之外的自由人,從這方面來看,已經獲得了被明朝承認爲“日本國王”的資格。1401年足利義滿致明朝的國書開頭寫“日本國准三后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接着說“遵往古之規法”遣使祖阿,肥富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硯箱一合,文臺一個,並搜尋漂寄海島者若干送還。
足利義滿用作頭銜的“准三后”稱號,並不是指特定的官職,而是說按照三宮(三後)即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享受優待。“道義”不用多做解釋,就是法號。外交文書使用這種頭銜和法號,是極爲特殊的事例。足利義滿的意圖,也許是考慮到不讓明朝方面意識到自己是天皇的陪臣。
以祖阿爲正使的遣明使一行人,於日本應永九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八月和明朝使節一同到達日本。當時明朝使節帶來的詔書,是署有建文四年二月六日日期的明惠帝朱允炆的詔書。但是當年六月,朱允炆的皇位就被叔叔燕王朱棣奪走。當時明朝使節還停留在日本,明成祖即位的消息就傳去了。1403年,足利義滿以天龍寺堅中圭密爲正使與明朝使節同行到明朝朝貢,以便遣明使到達明朝時,無論是誰在位都能立刻呈上表文,足利義滿特地準備了致明惠帝和明成祖的兩道不同的表文。
即位不久的明成祖,高興地款待了遠涉重洋來朝貢的日本使節,並立即制定敕書,派趙居任和堅中圭密同行去日本。明使一行於應永十一年到達日本。當時明成祖賜給足利義滿“日本國王金印”一顆。據說金印光輝耀眼,重到兩手都拿不起來。
應永十二年(1405年,明朝永樂三年),又有一個300人的明朝使團來到日本。這次帶來的明成祖敕書,表彰了足利義滿能遵奉成祖命令,取締倭寇使之不爲中國海濱之害。之所以有這一內容,是因爲足利義滿在上一年捕獲了倭寇首領二十人並送到明朝。
1406年和1407年的明朝國書,同樣寫了感謝足利義滿鎮壓倭寇的內容。1409年,足利義滿去世後,明成祖派遣周全渝到日本鄭重弔唁,賜諡號爲“恭獻王”。
自從李氏朝鮮建立後,由於朝鮮,明朝,室町幕府採取的倭寇對策,倭寇開始逐漸走向沒落。面對生命將近的前期倭寇來說,最大的打擊是望海渦之戰與應永外寇。
所謂望海渦之戰,是指明朝永樂十七年(1419)六月,三十餘艘倭寇船隊襲擊遼東望海渦,爲都督劉江所破,幾乎遭遇全殲的嚴重打擊的事件。望海渦之戰,倭寇的損失各種記載不一。據估計大體是千餘人和十餘艘船。此次之後倭寇很久沒有活動,可見損失之大。作爲參加這次望海渦之戰的倭寇船隊的一部分,早在望海渦之戰一個月前,五十艘倭船突然進入朝鮮庇仁縣都豆音串,燒燬朝鮮兵船。接着又有三十八艘倭寇船利用霧氣襲擊海州延平串,逼取兵糧米四十五石。他們說:“我等非爲朝鮮來,本欲向中國。因糧絕而至此,若給我糧,我當退去矣。前日都豆音串之戰,非我也,汝國人先下手,故我不得已而應之爾。”這時朝鮮的倭寇對策已經見到成效,倭寇船隊平常只是通過朝鮮沿海去中國。以後對馬島宗貞盛在致朝鮮書狀中說:“都豆音串入侵賊船三十隻內,戰亡十六隻,餘十四隻還來,七隻乃壹岐人,已還本州,七隻則我島人也。”由此看來,入侵朝鮮庇仁縣的倭寇成員,主要是對馬島人和壹岐人。
協助朝鮮御倭方針取締倭寇得到很大成績的對馬島主宗貞茂恰好在望海渦之戰前一年也就是1418年去世,其子宗貞盛繼任島主,因爲年幼,實權被早田左衛門大郎掌握。可能因爲早田左衛門大郎原是對馬的海盜首領,島內管制不嚴,所以才導致了庇仁縣倭寇的再度發生。曾經高度評價宗貞茂取締倭寇業績的朝鮮太宗對此大失所望。
朝鮮太宗看到倭寇侵入庇仁縣事件後,決心實行乘虛討伐倭寇根據地對馬島,中途攔截從中國歸來的倭寇的計劃。朝鮮太宗那時候已經讓位給兒子世宗,自稱太上王,但是依舊手握大權。因此儘管開始時候世宗對出兵持消極態度,但事態的發展還是按照朝鮮太宗意向進行。加之爲斷絕倭寇通道討伐對馬島的想法,也並非沒有先例。高麗辛禑王時期曾派戰艦百艘進攻對馬,燒燬賊船三百艘。朝鮮太祖也有過征討對馬的計劃。
倭寇與朝鮮的關係是什麼樣的？
1419年六月,朝鮮太宗和世宗正式宣佈討伐對馬島。六月十九日,朝鮮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率領船隊從朝鮮巨濟島出發駛向日本對馬島。船隊共有兵船227艘,兵員總數17285人,並攜帶了65天的軍糧。
6月20日,十餘艘朝鮮戰艦率先抵達對馬島,島民抗戰者僅五十多人,餘皆逃走。朝鮮遠征軍派以前降服朝鮮的投化倭人到對馬島島主宗貞盛那裏投遞書信,但沒有得到回答。於是朝鮮軍在島嶼內搜索,奪得大小船隻129艘,留下可用者20多艘,剩下全部焚燬。又燒民家1939戶,斬首104級,生擒20人,拔除田中作物,另外還獲得被倭寇擄去的明朝人131名。
26日,朝鮮左軍節制使樸實等軍遭到對馬伏兵襲擊敗北,戰死和墮下懸崖的官兵百數十人。右軍節制使李順蒙與兵馬使也遇到日軍阻擊,雖力戰擊退阻擊的日軍,但朝鮮中軍終於沒有能夠登陸。對馬島把這次戰爭叫做“糠嶽戰爭”,朝鮮則稱之“己亥東征”。對馬島島主宗貞盛害怕朝鮮軍長留島內,於是提出撤軍修好,並轉告朝鮮軍隊七月裏氣候將發生異常,早點撤軍對朝鮮也有利。於是朝鮮李從茂在7月3日回軍巨濟島。1419年7月17日,朝鮮太宗令兵曹判書趙末生致書對馬島島主宗貞盛說希望他歸順朝鮮。
宗貞盛表示唯命是聽,於是朝鮮通知宗貞盛,將對馬島納入朝鮮慶尚道管轄下,賜給宗貞盛印章,以後對馬島人來朝鮮,需要持有宗氏書契。但是之後室町幕府和日本西部豪族對於朝鮮將對馬島納入自己領土一事表示不滿,朝日兩方多次互派使者交涉也沒有結果。直到1422年征討對馬島的中心人物朝鮮太宗去世,實權轉移到推行親日政策的朝鮮世宗手中後,朝鮮與對馬島才重新建立起新的和平交往關係。1443年,朝鮮王朝和對馬島簽訂《癸亥條約》(日本稱嘉吉條約)。按照協議內容,對馬島承認朝鮮宗主權,向朝鮮朝貢並盡力取締倭寇,而朝鮮則給予對馬島貿易壟斷權,允許對馬島每年與朝鮮進行50艘船的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