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的監察御史是個怎樣的職位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以史爲鑑可以明古今，翻開塵封的歷史，看着朱元璋從草莽中建立明朝，成爲一代皇帝，不得不令人感慨命運的造化神奇。當明朝新立，朱元璋深感前朝朝廷腐敗，百官貪墨對底層民衆帶來的苦難而最終招致滅亡的教訓，遂將箭頭瞄準吏治，尤其充分發揮御史對百官的監察作用，起到一定震懾百官，肅清官風的效果。
隨着選用監察御史官員的變化，反映出明朝監察體系逐漸從完善到敗落，從而對明代政治走向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以說，當明朝御史監察失去了其作用的時候，明朝百官也便失去了相應的約束與監督，從而造成了整個朝廷的貪污腐化之風濫行，最終敲響了明朝敗亡的喪鐘。
明朝御史監察體系的建立
1.從元朝“御史臺”說起
朱元璋對元朝統治者的痛恨，遠遠沒有對元朝貪官酷吏的痛恨強烈得多。這也是明朝初期整頓吏治的緣由之一。一個王朝的毀滅，往往是從底層官吏的貪污酷刑開始的。因此，明朝初期對百官的監督極爲重視。
“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
按照元朝遺制，御史臺與中書省、樞密院並列，是最高行政機構之一。當明朝剛剛建立，朱元璋尚且無力顧及機構改革之時，便沿用了元朝的御史臺制度。
2.明初全方位機構改革——胡惟庸專權
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應該是最心知肚明——所謂天子皇帝，不過是人人皆可得而自己搶佔了先機。爲了鞏固皇權，朱元璋不得不加重對百官的監督力度，其中一個重點對象就是胡惟庸。
“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據記載，胡惟庸當時專權亂法，以至自取滅亡。朱元璋爲何重用胡惟庸，反而屢屢貶黜劉伯溫?究其原因，還是朱元璋老謀深算。胡惟庸比劉伯溫更易於掌控，因此當胡惟庸肆意專權弄勢，意欲造反還沒來得及有所行動的時候，就被朱元璋誅滅了九族，連同功高震主的李善長也受到牽連而死。這時機，也恰恰是朱元璋想要削減相權，加強皇帝權力的最好時機。
明太祖採取果斷措施，誅滅了胡惟庸黨羽，剪除相權對皇權的威脅。同時，明太祖廢除丞相制度，而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進一步加強皇權，對明初所設機構進行全方位的改革。
3.從“御史臺”罷黜，到“都察院”創立
“胡藍之獄”，是指胡惟庸謀反案與藍玉案的並稱。胡惟庸因爲謀逆之罪，被朱元璋牽連誅殺的人數達到三萬多，而武將藍玉被告發謀反獲罪後，不僅全族受到誅連，甚至一萬五千名受此案牽連的公侯伯爵和文武官吏也遭到殺害。
這不僅是朱元璋收斂皇權的時刻，也是清洗吏治貪污的時刻。史載“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也就是興起胡藍之獄的同時，明太祖廢止了御史大夫，似乎着力設置諫院以取代御史臺，履行監察職能。
“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
明太祖朱元璋隨後對監察機構進行了改革，將“諫院”改設立爲“都察院”，完成了監察機構的設置。當時由於品秩太低，諫院不能夠充分有效地發揮監督職能，因此，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定察院定爲正三品。次年又定爲正二品。
明朝初期御史選用標準的人爲界定
1.朱元璋——廉直、奉約束
明朝初期，朱元璋對御史人選的標準有着明確的個人喜好特徵及現實要求。以當時選用的御史官員來看，例如劉基——“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因此，“廉直”成爲御史的一大品格特徵。此外，還有湯和。此人的歷史評價爲“奉約束甚謹”，可見對於御史而言，其監察百官的職能對個人操守，尤其是對堅持個人原則及遵守規則約束方面均有較高的要求。
2.朱棣——清謹、介直
“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明成祖朱棣時期，對御史選用按照如上要求，並着重強調“介直”敢言。將“青天”之譽，壓於一人之身，強調一官監察百官的功能性需求上。總體而言，整個明朝在選用御史方面的標準，是基於“介直”這一秉性之上的。
明朝御史選用的現實問題
朱元璋對“都察院”尤爲重視，更將官吏的整治視爲重點。因此，在設立“都察院”之後就接連提升了其官階地位，更將其視爲“百司儀表”，就是指望御史監察百官的職能得以展現，從而成爲百官的楷模對象。
1.劾官之官——御史們如何可爲百官表率?
任何朝代初期的皇帝，由於對前朝的腐敗有着切身感受，而能夠引起足夠的重視以及受到時刻的警醒，可後繼的皇帝們則往往不可避免地陷於昏庸無道。
“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朱元璋曾對監察御史大人們如此說。朱元璋以爲只有“正己”才能達到“率下”——即成爲百官表率的作用，因此培養一個人的廉恥，使得其能夠時刻三省吾身而“正己”便難能可貴。可實際上，當政事清明，賢臣聚聚，諍臣有勇的時候，這種以君主爲核心的監察體系尚且可以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一旦統治體系腐化，這種監察體系便不值一提。
2.政見之爭——御史們的墮落從何開始?
縱觀整個明朝，其實監察官員品秩不是很高，然而由於“監察御史們”擁有彈劾百官的權力，其威嚴也令人震懾。如果監察御史們的存在，是爲了監察百官，那麼誰來監察這些監察御史們呢?這一點，從監察體系發揮一定作用的明朝前期來看，似乎只能苛求於監察御史們的內心操守。
“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蠍，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且失其職守矣”。
明太祖朱棣以爲，身爲監察御史，最重要的是不能“挾公以濟私”。在封建王朝中，監察御史幾乎以俗人之軀，擔當了神聖的公法之責，看視着整個封建王朝百官系統的正常運行。他們一方面要對君主負責，時時刻刻對君主顯示出足夠的忠誠，另一方面還要對百官監察，應對百官的貪污腐化甚至陰謀亂法，此外還要時刻保全自身，以及保全自身最初監察百官的初心。一旦監察御史不能秉公持正，甚或有所私心，往往會將自身監察百官的權力濫用，從而導致捲入政局混爭，並將御史監察的職能變成對付政敵的手段，進而引起政局混亂，甚至導致朝綱不穩。
3.不要讓御史們徒然成爲“悲情御史”
爲了更好地行使“監察百官”的職能，明朝初期對御史的要求極爲嚴格，到了中後期卻出現御史缺乏的現象，而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出任御史風險高，要求太過嚴格。例如普通的十三道監察御史，其品秩不過是正七品，官俸當爲七石五升。然而朝廷賦予的職責卻十分大，不僅要監督百官，還對自身各方面才能，無論是情商智商還是從政經驗都有較高要求。
第二、對御史進行保護的制度設計不夠充足。監察是一項風險高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雖然在明朝初期，曾有一些制度設計對這些特殊的官員進行保護，但是明朝中後期反而出現了御史們“爲官不正”的腐敗現象，因此又不得不增加對御史們的監督，導致御史監督的訴求自相矛盾。
“悲情御史”是民衆對於苦難生活的吶喊，是無數被底層酷吏壓榨的呼救，然而僅憑一個御史真的能救萬民於水火嗎?明朝初期，御史們尚且可以有成爲“悲情御史”的機會，而到明朝中後期，隨着皇帝昏庸不理政事，朝廷迅速被百官腐化，此時監察御史們早已脫離了監察的最初理念，而伴隨着監察御史選用崩塌的，也是整個明朝政治走向的腐化與敗落。
結語：
君不君，則臣不臣，而民欲求安，難矣。因此，封建社會中由上而下的單向道統治，僅僅依賴“青天大老爺”是可悲而無望的。當明君臨世，如漢武帝不能求民以安，如李世民不能求民以和，如康熙帝不能求民以食，既逢盛世也無法給予黎黎生民以溫飽和安生，況且歷朝各代昏庸之輩又遠多於賢明之君，可見民生之難。“青天大老爺”既是民衆的救星，也是民衆的咒語。
只有“介直”的民衆，纔可以真正實現對百官的監督。當人人皆自稱“青天”，民衆皆有“介直”之性情，百官纔會有真正的忌憚——當百官忌憚一個御史的時候，百官是容易攻陷御史的，而當萬萬千千的民衆讓百官忌憚的時候，御史又何須悲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