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東晉陶侃的故事大家真的瞭解嗎?陶侃被推舉爲鎮壓蘇峻之亂的盟主爲什麼反而悶悶不樂?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東晉成帝年間，鎮守歷陽的將領蘇峻和鎮守壽春的將領祖約以誅殺輔佐成帝的中書令庾亮爲名，率軍攻入都城建康，專擅朝政，史稱“蘇峻之亂”。
建康被叛軍佔領以後，殺害了荊州刺史陶侃的兒子陶瞻。於是江州刺史、平南將軍溫嶠邀請陶侃一同出兵勤王，並與逃到他那裏的庾亮共推他爲討逆盟主。由於叛軍勢大，且又挾持了天子，起先陶侃接連打了幾個敗仗，不久軍糧也出現了困難。於是他就責備溫嶠爲何沒履行先前所承諾的軍需，並且認爲“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否則他將率本部人馬西歸，以待日後時機成熟在做打算。
對此，溫嶠予以反駁，他認爲自古以來名正言順之師，即便弱小，比如劉秀、曹操等人也能以少敵衆;相反如同蘇峻、祖約這些欺世盜名、有勇無謀之輩，則雖聲勢浩大也必敗無疑。並且，溫嶠勸諫陶侃認爲，秉承正義討伐逆賊，決不能半途而廢、改弦易轍，這就好比其在猛獸的身上，如若不將其打死，中途下場必定反受其害。若因一時義憤而違衆獨反，士氣必然低落，日後討逆失敗的罪責也是難以推卸的。
陶侃無言以對，最終認可了溫嶠的話，並精心商討了作戰計劃，最終從水陸兩路進攻叛軍，並取得了勝利。此後溫嶠那番勸諫陶侃的話語中，“騎猛獸，安可中下哉”也逐漸演化成了成語“騎虎難下”，皆以比喻做事遇到困難，考慮到停頓會造成重大損失而不得不做下去的情形。那麼問題來了，究竟是什麼原因會讓陶侃在東晉遭遇叛軍挾持天子的危難之際，僅僅因爲缺少軍糧就要率領本部人馬西歸呢?這就需要從東晉前期的社會背景開始說起了。
通讀“騎虎難下”這則成語典故，我們往往會產生一種陶侃臨陣脫逃的印象，這其實是錯誤的。要知道，在平定蘇峻之亂以前，陶侃就曾平定過平定陳敏、杜弢、張昌等人的起義，並鎮壓了王敦之亂，看出東晉前期的護國石柱。然而在蘇峻之亂以前，陶侃與朝廷的關係卻十分緊張，溫嶠出任江州刺史更是庾亮爲了防範陶侃而做的部署。
在晉朝，尤其是東晉，朝廷敘錄官員時特別講究門第的高低，這主要是從“婚”(即聯姻之族的地位)、“宦”(即家族宗親的官職)來決定的。只不過由於中原淪喪、衣冠南渡，東晉早期從北方僑居江南的士族門閥在聯姻方面的要求有所鬆動，但對入仕官員的門第要求卻更加嚴格起來。通過對官員出身的篩查，建康朝廷最終成爲各家族社會等級分化、大家共同認可的權力分配機制。諸如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便是此中翹楚。推舉陶侃、鎮壓蘇峻之亂的溫嶠同樣出身於北方士族太原溫氏。
與庾亮、溫嶠等人相比，陶侃本來就不是士族之身，其父以武官(寒門)仕於孫吳(邊遠之地)，即便在晉朝寒門之中也屬於邊緣化的角色。更何況孫武覆滅以後，即便是江南大族也常爲中原高門所輕視遑論出身更低的陶侃。正因如此，當陶侃逐漸成爲盤踞於荊州地界的江南寒門實力派之時，以外戚身份輔政的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爲顧忌，這才一方面加強建康城防、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甚至，庾亮曾專門寫信提醒溫嶠，直言陶侃比蘇峻更需提防。
既然如此，那麼爲何最終反而是蘇峻、祖約率先發難的呢?原來，蘇峻本爲北方南遷的流民帥，晉元帝時期一般停留淮河南北，不得過江。祖約雖然出身范陽祖氏，且爲西晉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之弟，其所率領的流民依舊不得渡江久留。直至晉明帝時期，王敦之亂導致朝廷無兵可用，方纔引流民帥入衛京師，蘇峻等人因此立功。
此後蘇峻聲望漸濃、麾下精兵良將衆多、武器精良，逐漸成爲江北一大軍事豪強，因而愈發驕縱，並四處招攬亡命之徒和隱匿逃亡的罪犯。另一邊，明帝臨終前所命的輔佐大臣中，郗鑑和卞壼赫然在列，而戰功赫赫的祖約、陶侃二人卻不見蹤影。在祖約看來，自己的功勳、家世均要強於郗鑑，故而懷疑這次顧命有軍事政變的因素在裏面。再加上咸和元年(326年)後趙石聰進攻壽春之時，祖約求援朝廷而不得，建康甚至打算修築塗塘作防禦用，最後還是在蘇峻的支援下擊退了石聰。從此，祖約朝廷對自己已經徹底拋棄了，因而心生怨恨，這也是他後來隨蘇峻一同反叛的原因。
與祖約類似，陶侃也有疆場外將不列顧命之恨，甚至在朝廷士族看來，他的家世比祖約還要低微、威脅卻比蘇峻還要巨大。對於庾亮等人的防範，陶侃心知肚明，這也是當溫嶠的糧草供給出現問題以後，他的反應如此敏感的根源。不過，後來隨着戰局的演化，以及陶侃能力出衆的侄子相繼隕落，他也逐漸對現實妥協，着力於改善與庾亮的關係，以期盼保全身後之事。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