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接下來聽聽小編講一講他的一些故事。
《晉書·陶潛傳》中，開篇這樣介紹陶淵明：“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也就是說，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到大司馬，可謂東晉頂尖權臣，所以陶淵明是個不折不扣的官宦世家子弟，出身絕算不上差。但是，他卻仕途不順，半生困苦，一點沒有陶侃手握荊江二州，同“江左夷吾”王導叫板的意氣風發。
要說才華，陶淵明絕對不缺;官場人脈，也勉強有些。論起點，比曾祖高出一大截，爲什麼他卻沒有成爲陶氏家族第二個陶侃呢?光用“性情恬淡”這個理由解釋不通。陶淵明在《雜詩》中有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說明他在少年時，是欲有一番作爲的。發現自己日漸衰老，卻終日沉湎於杯中物而一無所成時，也曾作《榮木》來表達自己仍然還有建功立業的追求：“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陶淵明最終沒有成爲像曾祖陶侃那樣影響整個南朝時局、舉足輕重的大人物，有着更爲複雜的原因。
陶侃的“寒門貴子之路”
陶淵明曾祖父陶侃的前半生，很好地詮釋了“寒門出貴子”這句話。
《晉書》中有載：“陶侃字士行，原本鄱陽人。吳國滅亡後，遷到廬江的尋陽。父親陶丹，在吳國任揚武將軍。”陶侃出生在孫吳統治搖搖欲墜的時期，是徹頭徹尾的“南人”。父親是吳國的楊武將軍，但其實也不算什麼大官，家族更是沒有名氣。在自東漢就崛起的士族豪門眼中，陶家是實打實的泥腿子寒門，頂多在當地算個武宗豪強，通俗點說就是土霸王。
不過史學界有人對此提出過異義。南朝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這樣說陶淵明：“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如果不是出身世家大族，怎麼能被稱爲“洪族”呢?
這就要說到陶侃剛出仕時的情況。他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長大後只做了一個小小的縣吏。《晉書·周訪傳》中說：“(訪)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通俗說就是陶侃在縣政府就是一個打雜的。
而真正的“洪族”子弟是什麼情況呢?如西晉名門河東衛氏子弟衛玠，朝廷屢次徵召卻堅辭不受，後來一出仕就“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再比如天下高門琅琊王氏子弟王戎，父親去世後，就繼承了父親貞陵亭侯的爵位，出仕即爲相國掾。若說陶侃是因父親去世家世落敗而無人問津就更不靠譜了，出身陳郡謝氏的謝安也是幼年喪父，卻自少年時就被王導看好，“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闢爲掾。”
因此，我們知道，在仕途起點上就輸了士族子弟一大截的陶侃，只是寒門之子。在科舉制還沒有出現的兩晉之際，掙扎着爲自己、爲家族尋找一條出路。
前面說過，陶侃一開始只能做着被士族看不起的“吏”職，想往上爬，就要抓住一切機會。他遇到的第一個貴人是同郡的範逵。範逵去他家吃飯，《晉書》中說陶母因家中一貧如洗，不惜賣掉長髮，砍碎席子來招待客人，等到範逵離開時，陶侃又追出百里相送。受到這樣殷切招待的範逵很感動，就問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連忙說：“欲之，困於無津耳。”於是範逵向廬江太守張夔推薦了他，“夔召爲督郵，領極陽令。有能名，遷主簿。”
終於升官的陶侃並未得意忘形，反而展示出了極高的道德修養。在張夔的妻子生病時，能不顧寒雪爲其奔波數百里請醫，並因此受到張夔推薦，舉孝廉以入京師洛陽。
不想“洛漂”之始就碰了釘子。本傳中說，他曾經數次去求見名士張華，張華卻不願意見他，理由是“以遠人，不甚接遇”，大家也心知肚明是陶侃沒名氣沒出身，張華懶得接待。好不容易有個同鄉楊晫對他有讚賞之意，也有人要去勸：“奈何與小人共載?”
庶族出身已經是個大問題，要命的是他還是個南人。在北方士族眼中，南人皆爲“亡國之餘”，不會輕易接納他們。如伏波將軍孫秀，以孫吳支庶而爲人所輕視，連招掾屬都沒有士族願意去。更別提本就出身寒門庶族的陶侃，若無特殊機遇，是根本無法進入晉朝權力樞紐的。
幸運的是，動盪的時局還是爲陶侃送來了機會。在政治上無法抗衡世家大族的陶侃，選擇另闢蹊徑，走士族子弟不屑的“兵家子”之路。《晉書》載：“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闢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此後，陶侃在晉朝平定荊州及江南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逐漸展露了其過人的才幹和天分，做到了對於東晉朝局有重要影響的荊州刺史一職。
當然，此時在頂尖士族集團和皇帝司馬睿眼中，他仍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替換的工具。荊州徹底平定後，時任大將軍的王敦“深忌侃功”，不顧幕僚勸阻，執意將其左遷至廣州。《晉書》記載，陶侃作戰時“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卻因戰敗而被統治者苛責，丟掉了官職，轉頭荊州發生了叛亂，沒人能夠控制局勢，又讓陶侃出面去平定，而平定的結果卻是“兔死狗烹”，被扔到廣州去養老。想必換很多人遭到這樣的對待都會陷入崩潰的邊緣吧。
然而從底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陶侃並沒有這麼想。爲了不讓自己的意志被消磨，他每天早晚都去搬甓鍛鍊身體。有人來問原因，他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不像“尚能飯否”的廉頗，東晉的統治階級心知肚明，保持着競爭力的陶侃已經是時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等到王敦叛亂、王氏家族遭到重創。這一次，朝廷爲了安撫陶侃，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徵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連次子也被封了侯。陶侃開始走向了權力的頂峯。
然而這時候的陶侃仍未能獲得士族的認可和尊重，不遵守既定遊戲規則的人，仍是圈內人的敵人。陶侃“勤於吏職”，並不喜歡談玄論理，隱逸山林，是個和士族圈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寒門兵家子。《晉書》載：“(侃)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手下將領有沉溺於浮華糜爛之風中的，也會遭到他的懲戒和叱罵：“樗蒱者，牧豬奴戲耳!”可以說是非常不合羣了。
不合羣的後果，就是依然被人看不起。蘇峻叛亂，權傾一時的庾亮狼狽的跑來求救，陶侃不想理他。庾亮很忐忑，溫嶠卻說：“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做到大將軍也沒用，在士族眼裏，他還是那個貧賤出身只是運氣不錯的庶族子。
不過，據楊合林在《陶侃及陶氏家族興衰與門閥政治之關係》中所言，陶侃這時達到了“朝居外相，宏總上流”的權力巔峯，保持着對王、庾諸門閥士族的強力制衡：當王導做大時，他可以和郗鑑密謀廢導;也可以在庾亮闖出蘇峻之禍時不顧其外戚身份公然說“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
然而陶侃無法更進一步了。晉明帝遺詔中，陶侃沒有成爲顧命大臣，失去了位進中樞的機會。此後伴隨着陶侃致仕、去世，又沒有特別出衆的兒子來繼承他的政治遺產，從而在被庾亮清算時，輝煌的陶氏家族開始走向了沒落。等到陶淵明出生時，所面臨的家族情狀已和陶侃年輕時沒有什麼太大區別了。
陶淵明的“落拓隱士之路”
陶淵明的生平履歷就沒有曾祖那麼豐富了，在《晉書》列傳中所佔的篇幅不多。衆所周知的原因是，他沒做多久的官就去歸隱田園了。但我們前面說過，陶淵明在年輕時是有過出仕願望的。受到曾祖事蹟激勵而想振興家族是一個方面，面對越來越不堪的朝局想要力挽狂瀾是另一個方面，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家貧。陳寅恪先生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中說，陶淵明出仕的主要動機爲“祿(錢財)仕”。我們不談經濟因素到底在他出仕的原因中佔了多大的比重，但至少知道了一個事實，即他年少時的確十分貧困。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曾寫道：“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
剛出仕的陶淵明，藉着陶氏家族的餘燼，起點還是比陶侃高了很多。《晉書》中有載：“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甫一出仕就是類似於省教育廳廳長(或首席行政官)之類的要職。但是，陶淵明卻並不喜歡，“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他的曾祖當初給人低頭哈腰都得不到的位置，就這麼被他輕易的放棄了。
辭職的結果就是無法脫貧。晉安帝隆安二年，陶淵明入桓玄幕任職。當然，陶淵明並不只是因爲家中無米下鍋，就隨隨便便挑了一個位置混日子拿工資。從他挑選桓玄作爲自己的效力對象可知，他的內心深處是有欲整頓東晉朝堂綱紀的願望的。他也曾在家書《與子儼等疏》中說自己“性剛纔拙，與物多忤”，如果長官無法讓他欣賞認同的話，他還是寧願在家辛苦種田吧。
但是，在他辭去職務回家守喪沒多久，桓玄和安帝的矛盾衝突加劇，率兵攻入建康篡晉自立。按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一書中所言，陶淵明此時的心情是怎樣的無法得知(他回家守喪因此避免了尷尬)，但他的確接受了桓玄的敵對勢力、北府劉裕的招攬，做了鎮軍參軍。這足以說明了他對舊主桓玄的厭棄和對錶面上看似挽救了晉朝危局的劉裕的支持。
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陶淵明與陶侃的相似性，即《晉書》中對陶侃之“貞固”的評價。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時，陶侃面對已名存實亡的中央政權，仍然堅守自己的政治底線，只因陶臻的叛逃而不得不選擇歸附於司馬睿，也造成了陶侃在東晉初年一度被打壓的局面。而陶淵明在面對桓玄篡位的消息後，選擇效忠看似在維繫正統的劉裕，可能也有受到祖先影響的成分在。
不過，曾祖孫二人的結局是完全不同的。陶侃雖然一度遭到當權者打壓，但當時已成爲平衡時局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最終還是熬倒了司馬睿和王敦，成功躋身東晉權力頂峯。而陶淵明作爲一個文人，就沒有那樣的重要性了，在以軍事能力爲主的劉裕帳中，大概就是一個不太能被看順眼的桓玄“舊臣”吧。
這次陶淵明的參軍生涯只持續了一年左右就結束了。回家種地卻填不飽肚子，再次出仕又不想去和劉裕瞎折騰，咋辦?跟親朋好友說：“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想找個不太累，能讓我每天喝喝酒唱唱歌的那種工作，混日子吧。
後面就是著名的“不爲五斗米折腰”的典範出處了。這次只做了小小的彭澤令的他，還沒有等到公田裏釀酒和吃飯的糧食收穫，就一怒之下辭了官。這下徹底對官場死了心的陶淵明，寧願貧苦一生也不想再出仕了。
據袁行霈先生分析，陶淵明在官場上仍有一定人脈，如果他還願意出山爲劉宋王朝效力，道路是暢通的。比如王導的的曾孫王弘就很敬仰他，在任江州刺史時，“嘗以酒饋陶淵明”。再比如太尉參軍殷晉安與始安太守顏延之，都與陶淵明交情甚篤，陶淵明去世後顏還爲其作《陶徵士誄》。由此可見，陶淵明隨後的歸隱，和受到排擠迫害的關係不大，個人因素佔據了主要方面，即仕宦生活實在不符合他的性格。其《歸去來兮辭》中，“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便可以看出他的這一思想。
陶潛爲何沒能成爲陶侃第二?
這裏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陶淵明與曾祖陶侃有着相似的境遇，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比陶侃在士族中的名聲還要更好，卻爲什麼沒有取得其曾祖的成就呢?
首先，他們面臨的政治環境是不同的。西晉末年，孫吳之地兵亂剛剛平息，時人尤其是南北世家大族間，普遍沒有相互認同感。北地士族以其居中原正統爲名，自來看不起南方士族。但是，從晉室南遷開始，北方士族渡江擠壓南方士族利益，雙方矛盾激化嚴重。王導爲平衡東晉朝局，不得不實行“寬簡”之政，向南方士族團體釋放善意。
陶侃雖然只是庶族寒門，但其在晉室大亂中依憑軍功而起，手握荊州(還曾控制江州)，爲一地方伯。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荊州一度爲其所控，其他人即使坐上荊州刺史的位置也沒法長久。因此，重用陶侃不失爲向南方團體示好的一個好方法。同時，隨着晉元帝的去世，王導和庾亮展開了長期交鋒，需要一個非北方士族團體的人來平衡時局，而權重勢威卻無士族根基的陶侃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但陶侃也因其出身和與王導、庾亮的矛盾而止步於方伯，無法位進中樞，家族也在其去世後逐漸沒落。
陶淵明面臨的政治形勢迥然不同。經過近百年的經營，僑人勢力鞏固，已不需要拉攏和他們爭搶既得利益的南方士族團體，因此即使陶淵明“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符合士族團體一貫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被時人所推崇，卻也並不能從其南人的身份中獲得政治上的便利。
桓溫、劉裕相繼掌握着東晉末年朝中兩股最大的軍事力量，即荊州和北府軍。本來陶淵明的出身非常適合效力於荊州幕中，奈何桓溫死後，桓玄在決策上產生了重大失誤，導致荊州一敗塗地，北府劉裕坐大。陶淵明在劉裕幕中爲官的過程中，也看清了劉裕並不是值得效力的對象，加上晉末政壇波雲詭譎，沒有軍權傍身、沒有龐大家族勢力的陶淵明只能選擇急流勇退。
其次，曾祖孫二人所處的家庭環境也是不同的。《晉書》中特意記述了陶侃之母在陶侃年輕時，爲能幫助兒子交友不惜“截髮留客”的典故，不論真假，其反映出的是陶侃自幼可能就在善於經營、勇於進取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其後陶侃一系列反玄學浮華的言行，更是體現出他受到儒家思想“碌於實務”的影響很深。
陶淵明的家庭環境卻更加複雜些。他本人是非常崇拜曾祖陶侃的，曾在《命子》中讚美其“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他可能也確實希望能像曾祖一樣重塑家族的輝煌，奉養自己的貧母，穩定混亂的朝局，因此不乏建功立業、撥亂反正之心。但同時他又受家族中恬淡虛無的家風影響甚深。陶侃死後，陶氏家族被庾亮清算，其孫之一陶淡拋下偌大家業，直接跑到深山去當隱士，“不與親舊往來”。其父在史書上沒有具體記載，只能根據《命子》中“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寘茲慍喜”推斷其也是一名隱士類的人物。甚至包括他的外祖父，在陶淵明爲他寫的《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對其性格的描述也是“沖默有遠量”。也就是說，陶淵明身邊的親人很可能都是溫雅恬淡之人，並沒有曾祖勤勉向上的精神面貌，這也直接影響着陶淵明對於出仕做官的態度。
最後，家庭的影響下的不同性格造就了個人選擇的不同。面對動盪詭譎的時局，黑暗腐敗的社會現狀，陶侃選擇力爭上游做規則的制定者，而陶淵明卻選擇按捺心中的憤懣不甘，遠遠避開，眼不見心不煩。正如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的那樣：”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
與人相比，還是山水田園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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