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親，也被稱爲”和戎“、”和番“，是中原王朝統治者與外族或者外國出於各種目的而達成的一種政治聯姻，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次數不等、緣由不同的和親。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角垂……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這是宋人王安石以漢代著名和親遠嫁者王昭君爲素材而寫作的懷古之作。粗淺看來，王安石對昭君出塞的認識與我們大多數人對此事的印象是一致的。但作爲一位政治家，王安石其實比我們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漢代的“和親”並非簡單的“和親”，昭君出塞也不是單純的出嫁。
一、此“和親”非彼“和親”
對於漢代和親政策，很少有人會覺得陌生。畢竟在中學時，一說到漢代的對外政策，老師們就一定會提起“和親”。可雖說已知曉“和親”很多年，我們許多人或許卻並不清楚和親的真正含義，只以爲就是將漢代公主(至少是名義上的公主)遠嫁給匈奴單于作妻子。
事實上，漢代的“和親”並非是單純的不同民族間的政治婚姻。1929年，王桐齡先生較早地提出了“和親”的釋義：“和親政策者，漢族皇帝以本國公主嫁與外國君主，與其講求婚之謂……白登敗後，高帝無力退敵，乃用敬之議，欲遣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呂后不可，乃以良家子爲長公主，代往”。
在王桐齡先生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海內外的學者對“和親”都作此理解。可細究漢代史料，若把“和親”之“親”簡單地理解爲現代意義上的“姻親”，那麼和親背後的漢與匈奴兩個民族間的民族關係形態就被忽略殆盡了。兩族間的關係顯然又是漢代和親的基礎和前提。所以“和親”的真正含義不應當省略這一層含義。
那麼怎麼解釋“和親”纔是更合適的呢?今人葛亮提出了一個建議。在漢代史料中，“和親”時常與“兵”、“擊”相聯繫，譬如“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而在開漢代和親之先河的劉敬口中，“和親”只是“和約匈奴”、“外和匈奴”。所以可以推測那時的“和”就是今日的“和親”。
而“親”字在漢代的涉外文獻中其實非常常見，往往有“親附”、“親睦”之意。有時“親”字甚至直接用“附”字替代。諸如“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的“附”就是“親附”。所以綜合來看，漢代的“和親”應該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關係形態，即由戰爭向和平的轉化，建立和平、友好、親睦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在漢代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劉敬口中的“和”，也就是將公主嫁給匈奴爲妻。
二、和親公主與和親任務
其實遠嫁者既然頂着大漢公主的名號，我們也就不難料想她們的任務不會只是簡單地爲人妻子。就像唐代時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給西藏帶去更先進的文化，並緩和兩國關係一樣，漢代和親公主其實也肩負着外交重擔。
漢代與匈奴的第一次和親發生在建國初期漢軍於白登戰敗後。作爲戰敗方，漢代嫁出公主無疑是一種妥協。那位代替真公主出嫁的宗室女子，也就不僅得作匈奴之妻，還得作大漢使者，緩和匈奴與漢的關係。
而根據劉敬的觀點，“和親”只是漢代在對外政策中的短期策略。相比於大動干戈，彼時軍事實力並不如外族的大漢用和親的手段顯然比動武“性價比”更高。在長期策略中，劉敬另提到爲促進民族融合，以實現真正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朝廷應再推動不同民族間的聯姻。這反過來亦證明了漢代的和親者需要承擔較重的外交責任。
三、漢代到底有多少次和親
既然我們將和親視作一種重要的外交手段，又把和親公主當作“外交官”，那麼漢代到底有多少這樣的政治活動呢?參考《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並將新皇帝、新單于對原有和親行爲的重申或承認另視作一次和親，那麼這一數量可高達二十九次。
漢高祖至呂后攝政時期，大漢與匈奴三次和親。漢文帝至漢景帝時，大漢七次與匈奴和親。漢武帝至漢昭帝時，大漢與匈奴和親三次，與南越和親一次。漢昭帝至王莽新朝時，大漢三次與匈奴和親。後來，盧芳、彭寵、李興、馬援主導了九次與匈奴的和親。東漢時，漢光武帝與漢明帝分別與匈奴和親。永壽年間，張奐與羌人和親。建安初年，袁紹與烏桓和親……
事實上，在這二十九次和親中，有十七次我們是難以從史料中找到和親公主的身影的。換句話說，這十七次和親可能只是徹底的外交舉措，完全不涉及婚姻。
和親沒公主，這雖然聽起來不可思議，卻又極可能是多數漢代和親的真相。和親公主不僅是新婦，更是大漢的外交使者，亦不同於一般民族間聯姻的出嫁者，這或許纔是我們所誤解的漢代和親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