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摺是將奏文寫在摺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製皮匣的奏摺，外人無從得知。密摺制度始於康熙晚年，完備於雍正朝。密摺奏事使政令完全體現了皇帝的意志，使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達到極限。
古代臣僚向帝王進言所使用的文書被統稱爲奏疏。縱觀兩千年王朝史，最著名的一封奏疏當屬海瑞寫給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明朝名臣海瑞嚮明世宗呈上了一封言辭犀利的《治安疏》，痛批嘉靖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大罵皇帝刻薄寡恩，昏庸至極。總之，海瑞寫奏疏罵嘉靖，罵得非常狠，狠到驚天地泣鬼神，狠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爲心知此番必將小命難保，所以海瑞在呈上《治安疏》前買好了棺材，訣別了家人，遣散了僕從，已經把後世安排妥當。
但是，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海瑞並沒有因此喪命，原本惱羞成怒的嘉靖皇帝在看完《治安疏》後竟然被海瑞爲國爲民的剛正和忠誠所觸動，所以至死沒有下令殺海瑞。作爲震古爍今的一代名臣，海瑞儼然成了“清官”與“賢臣”的代名詞。
明朝是典型的“明奏”制度。所謂“明奏”，即所有奏疏都必須經由內閣之手，不僅大臣寫給皇帝的奏疏要在內閣明發，就連皇帝回覆給大臣的批示也要在內閣明發，再稍加傳播，很容易就是全天下皆知。如此一來，就導致了明朝官場的一個“毒瘤”——臣子呈上的奏疏，其表面讀者是皇帝，其目的讀者卻是其他官員，尤其是史官。“文死諫 ”不再是爲了規勸皇帝、匡扶社稷，而是爲了青史留名、沽名釣譽。
另外，“明奏”制度還有一個弊端：便於黨羽合力攻擊某一對象，輪番上疏，彈劾政敵。只要有一個人牽頭寫了第一份彈劾奏疏，其他有共同利益的人就可以一擁而上，直到皇帝不得不相信此人確實有問題，該貶、該死。更重要的是，“明奏”制度有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奏疏內容的公開化讓大臣們顧慮重重，有話不敢說。試想一下，如果上奏的內容牽扯到其他大臣的利益，又有誰不怕被報復、被清算呢?
爲了解決“明奏”制度帶來的種種毒瘤、弊端、缺陷，一種新的制度應運而生——密摺制度。所謂密摺，就是將奏文寫在摺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製皮匣的奏摺。皮匣備有兩把鑰匙，一把交給上奏官員，一把由皇帝保管，其他任何人無法打開這個特製的皮匣。各地官員寫好密摺，派專人送抵京城，不經由驛站，直達御前，交由皇帝親自批覆。
密摺制度下，皇帝儼然站在了上帝視角，看清一切，掌控一切。密摺的內容與批覆，整個流程，所有信息，只有皇帝和上疏臣子二人知曉，倘若有一字一句泄露，就是殺無赦之罪。密摺制度的本質是建立了一個專屬於皇帝與單個臣子之間的信息通道。密摺制度始於康熙晚年，完備於雍正朝。康熙皇帝是密摺制度的發明者，但真正將其運用到極致的卻是雍正皇帝。
對臣子來說，可以直接給皇帝上密摺是一種特權，一種榮耀。雍正不僅完善細化了密摺制度的流程，還大大擴大了可以上密摺臣子的範圍，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直接向皇帝遞密摺。做個直觀的對比，康熙在位61年，具摺奏事的官員只有100多人，而雍正在位僅13年，具摺奏事的官員卻達到了1200多人。在康熙朝，密摺制度只是輔助，對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而在雍正朝，密摺制度逐漸成爲主流，對政治的影響極爲重大。
清朝的密摺制度，減弱了明朝“明奏”制度帶來的毒瘤、弊端和缺陷——上奏的內容史官不知，所以不能沽名釣譽;上奏的內容同僚不知，所以不便攻擊政敵;上奏的內容其他官員不知，所以不必擔心被報復。除此之外，密摺制度還有如下重要作用。
第一，促使各級官員相互監督、相互告密。以省級單位爲例，督撫、布政使、按察使、道臺都有給皇帝上密摺的權利。此省無論發生何等之事，你督撫大人敢不上報?你不上報，布政使也會上報，布政使不上報還有按察使、還有道臺。密摺制度讓欺上瞞下幾乎成爲不可能，因爲雍正的態度很明確，報者賞，瞞者死，沒有人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而且，必須是如實上報，否則，一旦各級官員上報的情況有出入，皇帝很容易查出誰在說謊，到頭來還是一個死。
第二，廣開言路、納諫如流。雍正只是規定了密摺的形式，卻不限制其內容，所以，各級官員不僅可以通過密摺向皇帝彙報工作，還可以給皇帝提建議、出主意。因此，皇帝可以直接聽到來自基層官員、來自民間的聲音，對其制定政策方針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三，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密摺制度省去了繁瑣的中間環節，一方面實現了及時的下情上達，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快速的上情下達。總而言之，密摺制度使政令完全體現了皇帝的意志，使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達到極限。
爲了實現絕對保密， 雍正皇帝規定，官員最後必須將帶有硃批的密摺封還給皇帝本人。因此，至今仍有數以萬計的雍正朝原始檔案存於故宮博物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帶有御筆硃批的密摺，這些無疑是最有價值的歷史資料。而今我們喜聞樂見的那些“雍正語錄”，比如最著名的“朕就是這樣的漢子”、“朕實在不知怎麼疼你”、“朕亦甚想你”等，都是雍正皇帝在密摺上的親筆批語，並非後世對雍正的調侃。當然，密摺制度縱有萬般好，“明奏”制度仍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清朝實際上是明奏、密摺雙軌制。
密摺制度確實給雍正皇帝執政帶來諸多好處，且效果十分顯著，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情報之蒐集。
因爲古時候通訊水平以及集權制度之缺陷，導致帝王們很難通過正常渠道瞭解真正的地方民生民情，這致使皇帝猶如“睜眼瞎”一般，無法針對時事做出正確及時之判定。因此，一些特務機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然而，這類特務機構在給皇帝網絡情報之同時，也會生出許多弊端。以明朝爲例，錦衣衛與東廠太監之間，兩大特務機構就互相傾軋，再加之這些特務機構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做事情往往只看利益，殘害忠良毫無底線，對於朝綱之破壞不可謂不嚴重。清朝皇帝汲取明朝滅亡之經驗，對特務機構十分不屑，至於雍正皇帝貼身神祕衛隊“血滴子”，那完全是稗官野史和玄幻小說的無稽之談。皇帝可以沒有特務，但是不能少了耳目，這密摺就成爲雍正皇帝情報主要來源之一。
二，人才之考評。
雍正皇帝是一位十分重視人才的皇帝，在他的硃批奏摺中，求賢若渴之字樣隨處可查。此外，雍正皇帝對於人才之需求是不拘一格和循規蹈矩的，例如田文靜和李衛，這兩位非科舉出身之能吏，恐怕也只有在雍正朝才能夠脫穎而出。
當然，雍正皇帝雖說是求賢若渴，但也絕對是寧缺毋濫，他對於人才之考覈是全方位的，如此才能做到人盡其才，去蕪存菁。以李衛爲例，李衛絕對是雍正皇帝之寵臣，但是在雍正皇帝要對李衛委以重任之前，還是做了全方位之考評調查的。李衛任雲南布政使之時，關於李衛之表現以及與石禮哈之間能力之比較，雍正皇帝與時任雲貴總督的高其倬往返數封密摺討論之，對李衛政績、處世以及個性做了全方位瞭解。最後，雍正皇帝“出人意料”地擢升李衛爲福建巡撫。
三，及時掌握臣僚之工作情況。
由於密摺資格並非全面鋪開，對於官員來說，能夠得到與皇帝直線溝通的機會是一種恩賜，這本身就起到了鼓勵之作用。另外，通過密摺可以瞭解臣僚當下的工作成績和需求，優秀之處給予表揚，不妥之處給予糾正，甚至是指責與批評，合理的需求儘可能滿足之。這種隨時的褒貶，令官員們即感恩戴德又時刻存在皇帝監督之危機，對待工作不敢恣意懈怠。
其四，地方民風民生情況之收集。
王朝之統治根基在於民，尤其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來說，更是注重民間對於統治者之態度。與電視劇演繹不同的是，清朝皇帝並不喜歡微服私訪，願意幹這事兒的其實是明太祖朱元璋。所以，這密摺也就成了民風民情調查的渠道之一。
以上是這密摺之主要作用，不難看出這密摺對於雍正皇帝之執政是至關重要的，但同時也是對皇帝精力與能力的極大考驗。爲了全面瞭解一個事件或者一位臣僚之水平，往往需要多方考證而避免偏聽偏信，並且要在衆多不一的“答案”中，提煉精華做出正確判定，這對皇帝本人的智商和情商要求極高。
此外，爲了促使官員彙報問題相對客觀，打擊羣體結黨和個人沽名釣譽，成爲必要政治手段，這對皇帝執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至於像雍正皇帝這樣，格外喜歡通過密摺“苦口婆心”的說教臣僚，甚至出現多次硃批內容比密摺本身還要豐富精彩之例，這對於皇帝的工作精力和熱情更是極大考驗。
密摺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朝廷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密摺直接送達御前，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使奏摺不必積壓，因此可以及時的瞭解下情，快速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廣大臣下可以用密摺言事，它可使羣臣直言進諫，因爲密摺的內容是非公開的，只有皇帝和上奏摺的大臣才知道，這項規定使得上密摺的大臣們可以直言進諫，彈劾百官，而不必懼怕外人知道而遭遇不測。密摺制度使得官員之間互相牽制，彼此監視。臣子之間的猜忌、監督，導致他們爲了保住官位，只能選擇對皇帝絕對忠心。
當然，密摺奏事的權利並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也不是依據品階高低而定，其中最必要的條件是被皇帝寵信，爲了獲取皇帝的信任，這一制度的實施更是恰到好處。給當時運轉不靈、死氣沉沉、日趨腐朽的官僚機構注入了一些活力，對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雍正僅在位十三年，但是他卻能推行新政，在“康乾盛世”中發揮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推廣和加強密摺制度是其中一項重要集權舉措，這使得清朝的君主專制制度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