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唐朝的貶官制度嗎?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唐朝絕對是一個稱得上開明的時代。
政體機構健全、儒釋道思想文化多元共存、社會風氣也達空前絕後之地步、更是創造了史無前例的開元盛世，對一切外來文化都採取開放的態度，正是這種開明，使得歷代君王可以維持唐朝近三百年的統治，成就了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
雖說是開明專制，但翻閱史書不難發現，唐代官員遭遇挫折和貶謫的次數堪稱歷史之最，尤其是特殊的文人官員羣體，可以說十個文官，有九個都被貶謫，甚至多數被貶不止一次。
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大詩人，九成以上都被貶過，如“千金賜還”的太白、“親朋無一字”的杜子美、“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白樂天、“二十三年棄置身”的劉夢得，不一枚舉，還有衆多籍籍無名者，匿於歷史的洪荒之中，而反觀之，唐代爲官者，一生悠遊太平未經貶遷者，倒是屈指可數了。
可見，縱然是在開明的唐王朝，想要安穩做官，顯然需要更多八面玲瓏的智慧，而所謂的開明，在唐代幾百年的歷史中，似乎更像是一種理想化的錯覺。
開明專制，唐代官員的處境複雜
相對前朝，唐代官制和法制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中央政府權力機構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總攬行政，相互配合也相互制約，這種三省協調、平章執政的制度，顯然是出於一種居心周密的安排。三省之外，又設御史臺作爲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對官員的監督、列舉、彈劾。又設大理寺，掌管審訊、監獄方面的事項。
另外，刑部的設立也進一步健全了法制，唐代廣義刑法之書有四，分別稱爲律、令、格、式：
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設範定製，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
可以說，這種政體設置，極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性，基本達到了“依法治國”、“一斷”的理想。
當然，政體的本質上還是以君王專制爲主導，君王依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初唐時期，李世民仁慈寬厚，量刑爲輕，對於死刑犯的處理尤其慎重。他曾經對身邊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還時刻警惕司法官員“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聲譽”。《舊唐書》有記載：
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務在寬簡，取便於時。
當時遇到涉及朝廷官員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臺、大理寺三司會審，其用心也是爲了秉公執法，防止誤判釀成錯案冤獄。到貞觀四年時，天下大治，全國判決死刑僅29人。
但顯然，這種看似開明的專制隱藏着至少三種深刻又嚴重的危機：
其一，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喜怒好惡獨斷專行，在體制內沒有任何制約的制度。
比如貞觀五年，李世民盛怒之下斬殺大理丞張蘊古。此人與犯人博戲，私傳聖言，雖有罪錯，但未至極刑，並且張蘊古身處要位，功過已能相抵，事後李世民雖然追悔，卻也無可奈何。所謂伴君如伴虎，在這種專制之下，這種危機顯然無法避免。
其二，政權更替，開明舉措隨時能被削弱或取消。
在武則天執掌政權之初，本想遵守前制以廣收人心，可後來將“開明”廢棄殆盡，甚至破壞到正常的制度，“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據《舊唐書》載：
當時朝臣多遭不測，乃至族誅，故入朝之時，必與家人訣別，說“不知重相見不?”
可見，武則天時期，對於當時官員來說，實在是一個噩夢，得寵者完全到了獨斷專殺的地步。
其中最爲酷烈者，要數長壽年間武則天派遣使者誅殺六道流人一事，據史料記載，當時酷吏有二十七人之多，他們被派遣前往各地殺害流人，總計數千人在短時間內慘遭毒手，而這慘案的起因只是因爲有人告發說嶺表流人中有“陰謀逆者”。
“寧錯殺千人”的陰狠做派讓當時爲官者每日戰戰兢兢，那些受到武則天重用的使者乘着專制暴虐的威風，肆意招集告密，羅織罪名，陷害良善，枉殺無辜，罹難受害者不可勝計。所以《舊唐書·刑法志》說：垂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
其三，“長治久安”的理想化錯覺，極容易造成內部腐化。
後來玄宗李隆基奪取政權，撥亂反正，朝廷又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儘管是開元之治，但後期玄宗耽於享樂而慢慢腐化，這直接導致了李林甫的專權，此人爲了耽寵固權，不惜枉殺忠良，一時之間釀就多宗冤案，據《新唐書》載：
復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
從內部瓦解顯然是致命的，果不其然，一場安史之亂斬斷了唐朝的“開明”，天下綱紀崩壞，朝政混亂萬狀，憲宗即位，朝局大變。岑仲勉在《隋唐史》中稱“憲宗英武，視肅、代、德三宗稍勝，故元和之治，陵駕中唐”，又稱憲宗“用刑喜寬仁”。
可從憲宗對王叔文一黨的態度來看，此人性格氣度何其刻薄。
可見，所謂的“開明”，撕開來看，也不過是與專制和暴行相伴相生，在近三百年的歷史中，王權更替、制度不斷的產生、消亡及重建，沒有永久的開明，也沒有永久的安穩，唐代官員的理想顯然被上面所說的三種危機撕的粉碎，在這樣的處境下生存，保身都難，何談安穩，所以，頻繁的貶謫也便就不難理解了。
貶官制度存在鬆嚴不定的變化性。
顯然，唐代朝廷鬥爭頻繁，其貶官制度自然在不斷的變化，一般來說，政治清平時，對於貶官的處理則較爲寬鬆而稍具理性，而朝廷鬥爭愈劇烈，對於貶官的措施愈嚴厲。
在《唐會要》中記載了唐代貶官的三種形式：
京職之不稱者，乃左爲外任;大邑之負累者，乃降爲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遷爲遠官。
但顯然，不止這三種，而更多的是在朝廷鬥爭中，得權者黨同伐異的犧牲品。
那麼，一個官員被貶都會經歷什麼呢?
首先，動身前往左遷地。
官員遭貶，要第一時間“去官服、交權印”，將工作交接好之後，就要動身前往貶謫的地方，這種地方一般條件都不怎麼好，很多處於蠻荒，並且窮山惡水，路途遙遠。
唐玄宗時期，對待被貶官員顯得尤爲寬鬆，他們有幾天到一個月的時間做準備，《唐會要》有載：長壽三年五月三日敕，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裝束。再看天寶年間，正是朝廷鬥爭的激烈時候，李林甫爲了加速鞏固權利，對待貶官態度自然十分嚴酷，生怕皇帝后悔一紙詔書又給召回來，所以恨不得貶官馬上上路，《新唐書》中有記載：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敕，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狀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赴任。
張籍寫了一首《傷歌行》對當時官員被貶的情形有所描繪：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着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
又如韓愈曾被貶連州陽山令，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詩中回憶當年受貶離京的情景道：
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
接到被貶的命令，不得停留片刻，就算有親友相送，也不能有所言語，青衫惡馬只顧趕路，甚至有太過急促而落到馬蹄下的情形，何等嚴苛酷烈、令人心驚動魄的一幕!
可見，在當時，貶謫似乎已經成爲了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接着，在貶謫地忍受罪人待遇。
和我們印象中不同，貶官不單單是職位上的降低，一旦被貶，形同罪人。
在當時朝廷的文書中，經常將貶官與流人相提並論，流人，一般是犯了重罪，而被流放外地的罪人。
到長慶年間，朝廷才申明貶官與流人的區別：
貶則降秩，流爲擯死。
也就是說，貶官是行政降級的懲罰，流人則是刑法量罪的判決，但實際上，兩者的實際差別並不大，貶官和流人一樣，多被遣往江湘、嶺南等僻遠窮苦之地，在地域上的安置幾無差別，唯一不同的是，貶官仍是官，流人是平民。
張說在武后長安三年因直言觸怒權貴被貶嶺表，在其《端州別高六戩》詩中描述邊地自然環境之惡劣：
南海風潮壯，西江瘴癘多。
王昌齡天寶七年被貶龍標尉，其在《元和郡縣誌》引《荊州記》雲：溪山阻絕，非人跡所能履。
貶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體想見。
不光地理環境惡劣，貶官到任後，也往往備受歧視，劉禹錫貶調和州時，和州知縣處處刁難，本應是三間三廂標配的住宅，知縣卻將劉禹錫安排到了縣城裏一處小房子，住處是一間只能容下一牀、一桌、一椅的“陋室”。
而且，貶官的日常行動也受到限制，不得擅自離開貶謫之地，《唐會要》有載：
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而碰到政治鬥爭激勵的時候，得勢者往往不甘心異己者被貶，一心想除之而後快，貶官的生命甚至受到威脅，有被迫害而亡，也有太過憂懼自殺而死的貶官，《資治通鑑》中有記載：
(天寶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殿中侍御史，爲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左相，貶宜春太守)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曾任戶部尚書，貶江華司馬)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
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時遇威脅相交織，對於那些貶官來說，實在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壓迫，遭摒棄、被剝奪的感覺難以撫平，理想抱負更無從談起，一旦被貶，可以說是萬念俱灰，劉長卿在《初貶南巴之鄱陽，題李嘉佑江亭》詩云：“地遠明君棄，天高酷吏欺”，正是這種狀態的真實寫照。
最後，面臨悲喜不定的結局。
貶官的前途是最難揣測的，如上所說，有的迫害致死，當然也有一些會遭遇改遷，或者重回朝堂。
改遷又稱量移，即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職，此種情形最多，如韓愈、白居易等。
韓愈被貶連州的第三年，改任江陵法曹參軍。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三年，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羣的幫助，升任忠州剌史。按唐制，量移應在貶官到任經五考滿後，《唐會要》有載：
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移。
當然，這種條文制度也經常在政治鬥爭中失效，《舊唐書·憲宗紀上》載憲宗曾下詔曰：
左降官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等八人，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當然貶官能重返京城的，對於圍觀者而言，自然是最幸運的，意味着重新被重用，又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當然這個機會，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朝廷政局的改變，或因黨爭易幟，而得到朝中權勢援引的結果。
所以也有不少官員遭貶時，以蟄伏以期明主自我告慰，順宗、憲宗即位後，都曾降詔召回貶謫的官員，穆宗即位後，元稹、白居易等因牴牾權貴而遭貶謫的生活就宣告結束。
不管結局好壞，貶謫經歷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可以說都是一場身心的煎熬，並極容易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損害，但同時，文士們的心靈世界在貶謫生涯中更加敏感、豐富，發諸吟詠，著爲篇章，造就了唐一代絢麗的貶謫文學，那些捨身報國、耿介高潔、悲天憫人的氣節和情懷，深深縈繞其間，惹人動容。
貶官文人之鳴，士大夫的人格與情懷。
貶官身在貶謫之地，飽受，封建專制的冷酷與世俗折磨，常常會軟化乃至消蝕文人本有的剛正之氣，於是他們不得不蜷縮起來，藏起積極用世的抱負，或以文辭著作來舒展懷抱，或以自然山水來抒發憂思，“窮愁著書”、“泄爲山水“，何嘗不是一句句“不平之鳴”!
由於身處遠荒，貶官們接近人民、深刻體察社會生活，加上他們素來的兼濟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們能更加真切地關注朝政、體恤民情。
杜甫貶華州司功參軍期間，觀民間疾苦，寫““三吏”、“三別”彪炳史冊;劉禹錫貶至夔州，創多組《竹枝詞》，與民同歡攜民同樂;韓愈被貶潮州，有《宿曾江口示孫湘二首》記水患中三江百姓的萬千苦難。這是他們普天濟世的博大情懷，以及以天下爲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白居易被貶江州，大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劉禹錫泛舟江渚，高歌“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柳宗元被貶柳州，有言“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這是他們深刻認識世態炎涼後，在不同人生哲學和人格的指引下不同的人生選擇。
從特定意義上說，貶謫文學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鏡子。它形象地再現了封建專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獨立、尊嚴以及堅韌弘毅的品質，顯示了在龐大封建專制政體之下人性良知怎樣受壓抑、被扭曲、消解於無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躍於民族的血脈之中。
回過頭來，唐代的貶官制度其實構成了唐代政治文化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
唐初期的貶官制度，尚有着維護皇權、遏制腐敗、整肅吏治的綜合功能，籠罩着一層開明的光環。而中後期皇權更替頻繁，政局動盪，此種“開明”則逐漸蛻化，成爲了專制勢力打擊正直、迫害異己的手段。
可見封建社會中，任何政治上的寬鬆都是有限度的，在所謂的開明背後，時時閃動着千餘年來一以貫之的嚴酷的專制巨影，開明與專制，本就充滿着矛盾。
而基於此環境下的貶官制度，不僅給唐代文人造成了多重傷害，還嚴重損壞了唐代的政體，君主專斷、寵臣弄權導致的失誤使得士大夫普遍喪失希望，其負面效應更造成廣泛的吏治腐敗，並最終釀成唐王朝的崩潰。
但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因爲這些貶官制度所產生的那些苦悶、悲愴、淒涼氣質也慢慢沉澱爲民族的悲劇性文化心理，從而對於民族精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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