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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讓制起源於什麼時候?爲何說堯舜時期不是真正的禪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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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讓制”是指華夏上古時代,帝堯和帝舜這兩個帝王沒有將天下共主之位傳給自己的子孫,而是唯賢是舉的傳給了更有才能之人的故事。帝堯晚年將大位傳給了舜,而帝舜晚年又將大位傳給了治水有功的禹。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禪讓制起源於什麼時候?爲何說堯舜時期不是真正的禪讓?

堯舜禹之間的權位傳承被西漢司馬遷記載於《史記》之中,世人將那段歷史稱之爲“天下爲公”,並將堯舜禹的時代稱之爲“公天下”。然而自漢獻帝以降,及至魏元帝、晉恭帝、宋順帝等末代皇帝,一路下來的禪讓詔書幾乎與史書中記載的堯舜禪讓時的措辭一致。無一不是褒讚一番受禪之人的功德、賢明,並感嘆自己失德無能,禪讓之舉乃順應天命云云。在擁有衆多詳實史籍的基礎上,我們當然知道禪讓是源於政權力量鬥爭的結果,那麼上古時期史料稀缺的堯舜是否同樣有着難言之隱呢。

堯舜禪讓不符合正常邏輯

通常對一個歷史事件進行考證,人們會採用“二重證據法”,即將傳世文獻(諸如史書、詩詞曲賦等)和出土文物(畫卷、銘文、器皿等)進行對照研究,如若相互印證,那便確證無疑了。此種方法由清末至民國初年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首先提出,被中國史學家廣泛使用。不過近年來隨着史學界更加關注經濟、氣候、地理、人文等傳統史學未曾聚焦的環節(傳統史學長期關注政治、賦稅和軍事層面),人們越來越重視從宏觀角度,全方位的對歷史事件進行邏輯推理。在此背景之下,通過人類社會普遍規律,去衡量史書中記載的某一具體事件,成爲了第三重證據法。

上古時期的出土文物大多與堯舜禪讓無關,無法印證此事,因此我們將舉證的重點放在邏輯推理和文獻記載兩個方面。在邏輯推理層面,歷代皆有人質疑堯舜禪讓的真實性。畢竟但凡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權力的鬥爭和轉移錯綜複雜且兇險無比,又豈會有人白白將之送給他人。堯、舜掌控華夏多年,必定形成了一股自己的行政團隊,即便堯舜要將權力贈與他人,他們身邊之人又豈會善罷甘休。正因如此,戰國時期荀子才說:“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直接將堯舜退位讓賢的記載斥爲瞎說。而韓非子更進一步的指出禪讓的本質是“舜逼堯,禹逼舜”而已。

禪讓制起源於什麼時候?爲何說堯舜時期不是真正的禪讓? 第2張

史書記載相互矛盾

與荀子、韓非子同爲戰國時代的魏國史書《竹書紀年》更赫然記載下了“堯幽囚、舜野死”的事蹟。“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這與《史記》中“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的記載截然不同。而在《呂氏春秋·秋恃君覽·行論》中,更是直截了當的指出帝堯禪位給帝舜之後,曾發兵逐共工氏於幽州,殺崇伯鯀於羽山。共工被逐、伯鯀被殺都和洪水沒關係,反而很有可能是處於對帝舜受禪的不滿。甚至當時發兵征伐共工和伯鯀的指令都有可能出自帝舜之手。

然而,雖然《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成書於戰國時期,要早於《史記》成書的西漢初年,但這並不代表它就一定百分百可信。戰國時期,羣雄並立以爭奪天下,富國圖強是當時中原社會的主流,亦會影響到當時的歷史史觀。不論是荀子、韓非子,亦或是《竹書紀年》、《呂氏春秋》都必然會受到當時諸侯爭霸的大風潮所影響,天然的排斥和質疑堯舜如此和平的權力交接過程。

《史記》記載中的不合理之處

據《史記》記載,帝堯在位98年,前後一共存世140多歲;帝舜也前後存世差不多110年左右。並且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載的其餘幾位帝王中,壽命均是出奇的長。然而依據我們現有的生理常識和醫療知識,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合理的,即便是後世活到100歲的老人都如此稀少,更何況是醫療條件和生存條件惡劣的上古時代。

因此有人認爲陶唐氏帝堯和有虞氏帝舜時期,應該是這兩個部落統治時期的總和,如此也可以解釋其他幾位帝王爲何會如此長壽的問題了。按照歷史斷代工程計算的年代,人們制定了黃帝有熊氏世系,將帝堯之子丹朱、帝舜之子商均計算在內,一共歷經十四帝,大約六百三十年,只是這一劃分本身也存在許多爭議。比如帝顓頊和帝舜究竟是東夷族羣的部落首領還是黃帝子嗣就難以釐清。就連世系和年份都未能確定,《史記》中關於堯舜禹那段歷史的禪讓記載,更是有許多細節存在司馬遷自己想象附會的成分,實在難以被人通篇採納信服。

《史記》記載中並不存在禪讓制

即便《史記》關於堯舜禪讓的記載被證實,亦不能證明禪讓制是存在的。因爲在《史記》關於堯禪舜、舜禪禹的記載中,堯、舜作爲當時諸夏族羣的共主,對繼承人的指定具有絕對權威。換言之,《史記》中並不贊同《竹書紀年》等堯舜禹政變禪讓的觀點,認爲是上古明君憑藉自身的權威所作出的退位讓賢的舉措。退位讓賢的原因,並非存在“公天下”的制度性約束,而僅僅是因爲堯子丹朱、舜子商均並非不在考慮之列,而是兩子都“不肖”,不足以擔受大任。

禪讓制起源於什麼時候?爲何說堯舜時期不是真正的禪讓? 第3張

其實按照《史記》的記載,炎黃阪泉之戰後的華夏共主就一直是黃帝的苗裔。也就是說世襲制度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炎黃部落聯盟中就已經逐步得到確立了,而這在一些考古墓穴中已經得到了佐證。在一些嬰幼兒墓地中,發現了精美的隨葬品,甚至有標識權力的鉞隨葬。這些財富和權力象徵顯然不是嬰兒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的,而是來自於強大的家族和世襲制傳統。也就是說,上古堯舜的禪讓本就是迫於局勢的無奈之舉,是一次臨時採取的措施,並未形成制度化和約束力。如此說來,堯禪讓給舜、舜驅逐共工並誅殺鯀、鯀之子大禹逼迫帝舜禪位於自己,就都顯得順理成章了。

綜上所述,上古堯舜的“禪讓”大概率是存在的。只是禪讓的原因很可能並不是出自本心的退位讓賢,而是迫於方國部落之間爭霸的局勢所做出的無奈之舉(更進一步的猜想,即舜禹勢力做大,成爲權臣)。帝舜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畢竟誅殺了伯鯀,他主動禪讓權位於身爲鯀之子的大禹,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

比較有意思的是,經過了夏商周三代上千年的掩蓋之後,堯舜禪讓還是被王莽拿來效仿,用作篡漢自立的法統依據。而當曹丕篡漢稱帝之後,同樣舉行了一個禪讓儀式,禮畢之後卻頗爲諷刺的對羣臣說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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