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在華夏子孫的心中一直存留着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上古神話——堯舜禹禪讓權位，舉賢能造福萬民。在這個故事中，三位主人公堯、舜、禹創造了所謂“垂拱而治,河清海晏”的盛景，連被稱爲萬世師表的孔夫子也在《論語》中對其品行大加讚歎——“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之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而，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那個上古時代，共同探尋“禪讓”制下隱藏着的歷史玄機。
一、“禪讓”一事的提出
禪讓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統治權轉移的一種方式，在位者將權位讓渡給賢德之人。從字面來來理解：“禪”意爲“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薦”，“讓”指“讓出帝位”。 相傳堯年老的時候，舉行部落聯盟議事會，各部落領袖都推舉舜爲繼承人。堯便對舜進行了三年考覈 ，認爲舜可以勝任 ，就命舜攝位行政。堯死後，便由舜繼任爲首領。舜繼位後，也用同樣的方式選拔首領。經過治水考驗，禹在舜死後便成爲首領。禹繼位後也先後用同樣的方式選拔了皋陶、伯益作繼承人。這種古代部落聯盟推選領袖的制度，史稱“禪讓”。說得更通俗一點，就是：帝王把王位讓給沒有親族關係的賢人。
最早記述“禪讓”其事的是被儒家列爲十三經之一的《尚書》。在其篇《堯典》中說的是“堯舜禪讓”，而在《大禹謨》中則有“舜禹禪讓”的記載。另外在《論語·堯曰》中亦有涉及到堯讓帝位於舜的文字：“堯曰：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意是說，堯希望舜在接替其權位後能堅守中正之道，愛護百姓，倘若不然，上天必將所降祥福收去。儘管後世許多學者認爲此章並非孔子所說，而是後人把散簡附於其後。但關於“禪讓制”的記述從此成了儒家學派讚許上古三皇五帝的有力論據。” 《孟子·萬章章句上》更是借老師孟子與學生萬章間的一席話道出了“禪讓”的真實含義--“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舜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舜之相堯、堯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堯、舜、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之薦者也，故仲尼不有天下。’”在孟子看來，“禪讓”作爲尚賢與能的良器，不僅需要德才雙馨，更重要的是順應天意。堯、舜、禹三者便具備了上述條件。
除了儒家學派,墨家也極力推崇禪讓制，在《墨子·尚賢》中說到:“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崇尚賢士，是一個政權立足的根本。堯爲天子時，舜只是一介農夫，因有賢名之故，被堯選爲自己的接班人，“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伯益賢明，亦爲大禹舉薦。進入西漢，史學大家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綜合了《尚書·堯典》諸書的內容，對上述故事作了系統而生動的敘述。堯先諮詢“四嶽”誰能接任天子之位？“四嶽”推薦了民間有孝名的舜，堯於是對舜作了多次考察，舜的言行和能力使堯很是滿意，於是把兩個女兒嫁給了舜，堯老死後，舜踐天子之位。此後，舜禹之間的禪讓，故事情節大致與《孟子》相同。
二、是誰發出了質疑之聲？
對於上述的觀點，從古至今便不絕質疑之聲。最早提出疑問的不是別人，正是儒門弟子荀況。他在《荀子·正論》一文中指出“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禪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在他看來，堯、舜、禹作爲賢君只要禮義的大分做到了，又何必用禪讓博取虛名呢？如果說荀子的懷疑還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上，那麼法家韓非則更進一步，不但不承認有“禪讓”這回事，反而說舜和禹之所以能繼承帝位，是“臣弒君”的結果：“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在韓非子看來，堯根本沒行禪讓，只是因爲其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逼。另有一種說法，來自古書《竹書紀年》：“堯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見也。”堯帝年事已高，德行威望不足以勝任部落首領一職。相比而言，威望甚高的舜在衆人的支持下上臺，深符民意。上述兩種看法中，舜的上臺形式雖有不同，但都反映了對“禪讓”本身的質疑。
同樣，在舜禹的“禪位”問題上，《韓非子·說疑》指出大禹藉助治水一事光芒蓋過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將的擁戴之下，順理成章地受舜禪讓。這其中甚至隱藏着一個天大的祕密：熟讀中國歷史的人應當知道大禹的父親鯀因治水不力被舜處以極刑，舜又如何會把天子之位禪讓給有殺父之仇的禹呢？對此，《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認爲：“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如此看來鯀應死於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說鯀因治水失敗而被殺，實是當時統治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三、全面看待“禪讓”問題
誠如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所言：“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神話，則古史即無從說起。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在對待“禪讓”問題時，亦應秉持客觀公正之觀念。“禪讓”，作爲一種上古時代的民主制度，產生於先民時期。在這一時期，一定區域內的部落聯盟兼併過程時常伴隨着武力征服，聯盟制在其中便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雖說最初聯盟體最高首領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團的認可和支持。同時，在這種平等式的聯盟體內，最高首領之位的終身制和世襲制顯然是無法實現的。“老衰而禪”以及“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等觀點雖遭荀子之批判，但絕非虛妄之詞，甚至應是聯盟體最高首領未能實現終身制和世襲制的有力證據。因此，禪讓制當是勢力相當的諸政權組成的聯盟體產生其領袖的方式，即堯舜禪讓可能就是這幾個勢力相當的集團不得不結成聯盟時，爲了協調各集團的關係、維繫聯盟體的存續而採取的一種領袖和新政權誕生的更替方式。其間，各集團首領俱以各自集團力量爲後盾而展開的明爭暗鬥在所難免，但都應是在不分裂聯盟體以及不妨礙共同利益的原則下進行的競爭。在這種背景下競爭，個人的智慧和力量就顯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領必須集智慧和力量於一身，亦即必須是年富力強且富有經驗者，否則難以服衆。可以說，“禪讓”是一種在解決權力歸屬問題上最有效的手段和最理想的方式。
前文一正一反兩方觀點，前者將其放在完美無瑕的理想端，後者棄置叛逆無道的陰謀端，這其中暗含着不同學派觀念的交鋒。但無論是哪種觀點，最重要的是要將其放到當時的文化歷史背景中，進行客觀的討論。禪讓制度源起於原始社會末期, 是原始部落聯盟根據尚賢與授能原則的民主選舉首領制度，對於政權的平穩過渡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爲上古先民的美好理想，禪讓制的存在是值得肯定的，而它對華夏民族的借鑑意義則是值得讚頌和推崇的。隨着後世儒學的興起，封建王朝的君主們希冀借“儒道”之風，推行名儒實法的政策。爲了政治統治的需要，必須樹立一個理想模式來規勸世人，同時標榜自己的統治符合天意。於是，“禪讓”這個在儒家的字典裏代表着上古聖賢政治，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理想治國藍圖被順理成章地提了出來，並從此凝華爲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提醒着世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此，無論是宋高宗趙構禪位給孝宗趙昚，還是清高宗乾隆禪位給仁宗嘉慶，都是對“禪讓”美德的有力踐行。
從另一意義上來說，“禪讓”制度開創了中國政治權力平穩過渡的先河，“以兵威強制天下”的權力思想開始向“得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的政治理念轉變。同時，華夏民族性格中野蠻、矇昧的因素在消減, 理性、人道、文明的基因在增多，造就了一個以“仁”爲哲學思想核心的東亞民族。北宋開國君主趙匡胤陳橋兵變便實現了政治權力的和平交接，彰顯出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就讓我們共同憑弔“禪讓”這個先人留給我們的“勝蹟”，共同回味那段不爲人知的上古神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