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監察機關，沿襲唐制，中央設御史臺，下設三院，《宋史·職官志四》說：“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御史臺設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義上是御史臺的最高長官，但宋初不除正員，只作爲加官，授予其他官員。檢校官帶憲銜的，有檢校御史大夫。元豐改官制後，一併除去。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爲御史臺的真正長官，稱爲臺長;副長官是侍御史知雜事。御史官的職掌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監察彈劾之列。官階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者，稱“監察御史裏行”。此外，還設推官二員，專管審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評論朝政或彈劾官員，按規定必須先向中丞報告。仁宗時，劉筠任中丞後，御史言事就不必請示本臺長官了。
地方官的監察，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察，這些都屬於外任御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的，但也兼任監察官吏。南宋時，地方監司官職權加重，安撫使稱帥臣，宰相外出巡事時，雖說是典州，亦必兼此職。後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爲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佈政司，開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聲。
宋代的御史官人數沒有定製，可多可少，隨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隨時增減。
宋代的諫官稱爲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御史，專司監察官吏。按規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爲“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當時稱爲“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
如果御史臺的諫官上任後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臺錢”。這種規定更助長了御史濫用彈劾權。例如宋神宗時御史唐垌(d^ng，音洞)，曾面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神宗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制，無可奈何。按規定，臺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係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臺諫官與宰相的關係極爲緊張。當時人說宰相與御史臺是敵對的營壘，互相仇視。對於這種關係，王夫之在《宋論》卷4有一段評論說：
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毋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政紊於廷，民勞於野，境蹙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御史官在宋代以前與臺諫官分開，宋代實際上合二爲一，主要用以監察官員，看其是否忠於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於職守。雖然歷代均如此，但宋代尤爲突出。宋代隨着專制皇權的加強，諫官對皇帝的過失更不敢有所規勸，因而諫官與御史官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以彈劾官員爲責，這種變化導致了後來臺諫的合流。
由上所述，宋代中樞機構的行政、軍事、財政、監察這四種大權分得十分清楚，而總之於皇帝。宋朝統治者的這些集權措施，日趨嚴密，甚至達到“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的程度。楊萬里的《誠齋集》卷69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宋太祖曾令後苑造一薰籠，數天未成，太祖怒責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須經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許多關口，等到逐級辦齊手續後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語“依”字，然後方可製造，宋太祖聽後大怒，問宰相趙普說：“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即可買一薰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回答說：“此是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聽後轉怒爲喜說：“此條貫極妙!”可見，宋代統治者訂立各種“法制”的目的有二，一是使“政出於一”，“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百官不過“奉法遵職”而已。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上下相維，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達到空前集中和統一;二是定爲“祖宗之法”，要求子孫“謹守”，以保證趙家皇朝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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