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高度重視災荒，下令採取諸多措施，爲何明朝仍重蹈元朝覆轍?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災荒多發，自秦統一天下以來，歷代史料史籍大都將王朝覆滅歸結於頻繁天災，而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權不斷更迭，“皇帝輪流坐”政治局面與王朝興衰治亂週期律的背後，其實有着衆多的社會原因，而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老百姓的吃飯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好壞是左右政治天平的決定性砝碼。歷朝歷代中，對此問題以明朝的興亡最具代表性，朱明王朝興於饑荒亦毀於饑荒，終究沒有擺脫中國古代王朝興替的荒政死結。
據《元史》所載，在元王朝不足百年的歷史中，光是各種大小自然災害就有513次，尤其是元朝末年，各地大面積持續的嚴重饑荒與地方政府救助失序，使得民怨與民亂無窮止境，最終顛覆了蒙元統治。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身處大都的蒙元統治者對於各地因嚴重災荒所造成民心崩潰危機局面，已是無能爲力，他們深知“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潁州劉福通起事，辯稱雖“明知王法”但“飢餓難當”，不得不揭竿而起，反抗蒙元暴政，以紅巾軍爲主力的饑民暴亂由此興起，此後十餘年，農民起義愈演愈烈，逐漸摧毀了蒙元帝國。在長期的大饑荒中僥倖活命的乞食者朱重八，在應好友湯和邀請參加郭子興的義軍之後，從衆多起義軍首領中脫穎而出，成爲中國又一個強大統一王朝——明王朝的開國之君。出身低微、有着恥於言表的乞討經歷的朱元璋，可以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都更要關心底層百姓的吃飯問題，他繼位後就特別關注荒政，其後的數代明帝許是有着類似感受與認知，同樣注重荒政問題，所以明初時期，荒政問題相對於整個明朝歷史並沒有太大突出，解決得較好。
明太祖朱元璋荒政思想及措施
所謂荒政，即賑濟災民以維持政權統治的政策。由於從元朝至清末，中國均處於第四次小冰河期，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三十餘年裏與元末相似，天下災報頻傳，各地災情其實並沒有隨着王朝的更迭而有所緩解。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享年71歲，其駕崩彌留之際仍不忘叮囑繼位者籌辦荒政。作爲一位封建帝王，早年長期飽受飢貧折磨的朱元璋毫無疑問是中國封建史上對災荒所造成的社會後果認識最深刻的皇帝，他在洪武九年(公元1367年)曾說過這樣一席話：
“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當爲切慮……蓋春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恃強凌弱、衆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悚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也。”
大意就是，朱元璋認爲自己御極九年以來，每年都在害怕因時節不調而引發災害饑荒，災荒一旦爆發又會禍及庶民百姓，引發了一系列問題，致使統治不穩，天下大亂，每每念及此處便驚恐不已，當爲告誡警惕。爲此，朱元璋在各地爆發災荒時，往往不遺餘力地推行救荒措施，甚至還“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因命。擇其可用者使鈔往各處，同所在老人糴谷爲備。”爲了積極救災，朱元璋還重視發動民間力量，在全國範圍內召集有經驗長者與各地名望鄉賢一起，參與推行備荒倉儲事務。
朱元璋在位期間，爲避免明朝亡於荒政，制定了一系列系統完備的制度措施，從大力推動發展農業生產、興修農田水利培植用以提高國家備荒的實力基礎、建立健全倉儲制度、強化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諸職司部門官吏監控災荒機制、細化明確各級賑濟工作程序、嚴格監督賑濟官吏是否忠於職守到創立完備荒政法規律令等，無不表明朱元璋的荒政思想深度與實踐水準超過了以往歷代帝王。
這恰恰是決定明世宗嘉靖帝以前明朝社會長期處於相對穩定的根本因素。由於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一旦爆發嚴重的自然災情，勢必會迅速蔓延從而造成傷害饑民身體與社會機體運轉的不可估量程度的災難性後果。明太祖朱元璋認爲災勢如水火，及時救賑是重中之重，所以在登基伊始就下詔：“令水旱去處，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稅糧即與免。”倡導地方官員無論何時救災，都要腳踏實地，前往災情發生地進行實地檢查，確認災情無誤後就通過“蠲免”的方式免除受災地區的賦稅錢糧。
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處斬因“拘時限”而延誤救荒最佳時機的欽差趙乾，朱元璋所倡導的“不拘時限”的荒政理念，無疑具有將既往荒政思想提高至一個新的歷史層面的重要意義，封建王朝政府的民生管理職能因此有新的突顯。而朱元璋意在通過發展生產、增強糧食儲備與進行建設防範旱澇等災害的諸多工程，雖然加大了普通民衆的勞役負擔，但最終對於庶民百姓終歸是大有益處，不過即使是今天也沒有一項政策能夠盡善盡美，封建制時代的管理政策更是如此。
明朝荒政策略的廢弛與失敗
由於封建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侷限性，決定了朱元璋的荒政理想不能盡數實現，因此在明朝中期以後，社會各種矛盾逐漸凸顯，面對國家各方面的弊病，統治者實行荒政及時救災的效率也就大打折扣。事實上，據史書所載“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況聞今南方官倉儲谷，十處九空，甚者谷既全無，倉亦不存。”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救民安世良策，最終(yǔ)敗至此，其原因無非在於“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有以爲私己池塘養魚者，有陻塞爲私田耕種者”，“其濱江近河圩田堤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壩蓄池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
這是楊士奇上書建文帝，講述太祖荒政之敗壞的緣由，要知道此時距離朱元璋駕崩不過數年，各級政府就已對荒政監查失控，相關儲備也流失透支，朱元璋三十餘載辛苦經營的成果幾近廢弛，由此不難看出，封建時代國家的荒政體制與運作系統極其脆弱，荒政最終還是成爲了大明王朝承擔不起的厚重包袱，從而又顛覆了一個統一王朝。大明王朝在其統治的276年，各種大小自然災害達1011次，從數據比例看，似乎比元朝要少，實際不然——自明武宗以後，幾乎是“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
天啓和崇禎年間更是荒象頻現，“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流民死者已衆，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明朝最後的那幾年，災荒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南北俱大荒……死人棄，盈河塞路。”明帝國最終還是重蹈了蒙元覆轍，被天下饑民的恨海怒濤淹沒，由李自成率領的豫、晉、陝、魯、冀諸省百餘萬饑民與數十萬起義軍紛紛涌入北京，嚮明廷討要說法，愧對祖宗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見大勢已去，登山皇宮以北的煤山，以發覆面自縊殉國。
結語
中國曆代荒政思想家認爲對於荒政最爲行之有效的方法，應當是“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可惜，這隻能是人們理想化的期望，終究是難以成爲現實，封建時期國家社會何以待“未荒”?又以何種程度的“預有”待未荒?到了大型災荒真正來臨之時，政府救濟往往只是杯水車薪，而且永遠姍姍來遲，難見成效，民生受到災荒打擊，產生嚴重的社會危害難以避免。
主要靠糧食數量支撐的封建王朝，面對貧瘠的土地、有限的單產、過剩增殖的人口，其物資基礎無疑會顯得單薄軟弱，而一姓國家政權所有者與其最高利益集團，實行荒政的核心終歸還是牧民的政治需要，即“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即使朱元璋等封建君主對此認識足夠深刻，但迫於時代與生產力侷限性，也是無可奈何，而明末統治者昏聵怠政，自行廢弛荒政，朱明王朝會重蹈前代覆轍命運，最終衰敗覆滅，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