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措施
政府救災
國民政府
1942年6月1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全國糧政會議，要求“徵購的數額要超過徵收的數額，必須作到徵收一分，徵購一分以上”。因爲徵收針對全民，而徵購主要針對有餘糧的地主富紳：“徵購多於徵收，才能使小戶負擔減輕，而對於大地主富戶要他多出餘糧來應購，必須如此才符合我們糧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則。”此次會議召開時，河南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災，蔣介石也尚未得到任何關於河南災情的報告。
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以蔣鼎文爲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展開。9月16日，李培基迫於中央壓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9月28日，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提出“今後本府決定將救災一項，定爲中心工作。”此後，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王曲軍事會議上，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並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
1942年9到10月間，爲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其內容，主要側重於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辦法的擬定。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詳細記錄“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種戶口;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
1942年9月後，隨着救災工作的展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相繼制定了《緊急救災實施辦法》、《獎勵各縣紳商富戶自動救濟災貧辦法》、《節食救災辦法》等政策法規。並設立難民收容所，較大程度上緩解了難民的無序逃亡。河南省政府衛生處抽調精幹力量，組織臨時防疫注射隊，爲魯山等地的難民注射疫苗，減少了一些無謂傷亡。
1942年10月30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衆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爲救災的第二階段。此一時期，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別展開。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賑款;河南省政府自籌賑款500萬，並在陝西購得麩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地方亦籌款1000萬。針對流民開始實施各種以工代賑。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5萬包，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分別發放了下去;各縣所存的倉谷，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設置粥廠、組織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對逃荒的災民，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供給災民吃住。
1942年，蔣介石親自下達手令，命河南省救災委員會沿隴海線，在重要地點設立粥廠，救濟西去逃荒的災民。後擇定廣武、洛陽、靈寶、常家灣、閿底鎮等5處各設一廠，統限1943年1月1日組織成立，開始收容西上災民。其經費全部由中央撥付報銷。自設立至結束，共耗費經費800餘萬元，救濟災民達55.8萬餘人。此外，省內各縣亦普遍設立粥廠，總計4289處，收養災民189萬餘人。
爲救濟流民，救災委員會採取瞭如下幾項措施：一、由省府出面向陝、鄂、皖等省交涉，求其允許河南災民入境並賜予安置，災民可在火車站乘坐免費的火車前往陝西;二、指定管理流民計劃，令各縣對確無生路的災民，加以登記編組，發給證明文件，然後准許出境謀生，並在沿途指定人員管理或派員護送，以免滋擾。三、在洛陽組設辦事處，與潼關火車站一起專門辦理赴陝災民的運送事宜，並由省府出資在潼關火車站發放救濟費，災民每口發給伙食費5元。最終的移民結果，由省府遣送在洛登記赴陝災民約計318，500餘人;由各招待所遣送入鄂者21，966人(另有自主赴鄂者10萬餘人)。與此同時，省府還命令前線各縣，須“切實督飭所屬團隊協同國軍，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制止良民逃往敵區”。
從河南全省縣政府到省政府全面出動，單1943年前由收容所遣送的難民總數達10萬人，而各縣組織登記發放到其他各省，如赴陝災民32萬，赴鄂災民2.2萬，另蔣介石令河南省府在隴海鐵路沿線設立粥廠救濟災民，各縣設立大小粥廠4000多處，河南八區開倉放谷給災民，總計達35萬石。從陝皖鄂總購進平糶糧2450萬斤，配發各縣。針對流向陝西的難民人數衆多問題，河南省賑濟會在全省各市設立了辦事處，主要工作是有序運送難民。省政府並致電陝西、湖北、安徽等鄰省，呼籲“各本救災恤鄰之旨，對豫民入境賜予安置”。 雖然政府做了相當安排，但臨近冬季之時，災民死亡率急劇上升。個別地方甚至發生了賣妻賣兒、易子而食等事件。
日僞政府
在岡村寧次管轄的山西淪陷區，1943年同樣災情嚴重，日軍並未主動放糧，1943年3月，各地災民數以萬計先後集中到陽泉車站。在(中共)城工人員的組織下，進行向日軍要糧鬥爭，搗毀日軍糧庫多處。陽泉災民300餘人，從3月20日起包圍了日軍司令部3天，迫使日軍將搶來的糧食拿出一部分分給災民。(《山西通志》)
1943年，河南省鬧蝗災，人民逃難到湖北、安徽等省，這些鄰省不願接納災民，3月上任的僞河南省省長田文炳省長身份同兩省協商，幾經周折始得應允災民入境。同年秋天，田籌集糧食賑濟災民。淪陷區此一時期餓死多少民衆，因在日軍控制之下，並無數據，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該文援引晉冀魯豫邊區的統計數據，稱“太嶽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
而根據中共根據地記載，1942年大批災民離家逃荒，而日軍爲防止影響穩定，採取封鎖政策，災民不能向日佔區流動，且日軍還將災民向大後方以及敵後根據地驅趕，而向國共控制區被驅趕的難民不下三百萬。
根據地政府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實際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一部分。這場大饑荒蔓延的範圍，還包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因其惡劣的抗戰環境，災情最爲嚴重。但其他地區，災情也相當慘烈。爲更清晰地看清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在中國近代的真實歷史定位，很有必要參考此一時期其他政治派別治下其他地域的災情數據。譬如，據宋任窮回憶，他所在的晉冀魯豫根據地冀南軍區：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無雨，夏糧收成無幾。春旱持續發展，旱情波及十幾個縣，許多地方大秋作物無法下種，致使秋收所獲甚微。一九四三年災情更爲嚴重。先是旱災，自春到秋久旱無雨長達八個月。許多水井榦涸，河水斷流，甚至人畜的飲水都成了問題。……我們除遇到旱災、水災外，還有雹災和蟲災。冰雹大者如雞蛋，實爲少見。蝗蟲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見的。蝗蟲飛過來，簡直像天陰了一樣，太陽也看不見了。這樣說並非誇張。大的蝗羣方圓幾裏，一落地，頃刻間就把幾畝、幾十畝甚至幾百畝農作物吃得一乾二淨。蝗蟲所到之處，寸草不留。據南宮、鉅鹿、隆平三個縣統計，有524個村的莊稼完全被蝗蟲吃掉。……冀南人民災病交加，苦不堪言。鉅鹿縣因飢餓而死者5000餘人，因霍亂而死者3000餘人。清河縣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餘人。垂楊縣段蘆頭鎮一個集日因飢餓、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當時，冀南區餓死的、病死的共有幾十萬人。許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墳，村村有哭聲’。有些老百姓爲了餬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魯豫、冀中去換糧食。那一帶比冀南好些。還有不少人爲了求生，不得不背井離鄉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無人村’。”(《宋任窮回憶錄》)宋任窮的這段回憶，可以與1943年3月25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文件《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救濟災區，保證春耕》對照閱讀，該文件稱：“目前五、六分區災情至爲嚴重，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餓死者日有所聞，春耕已陷停頓，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始克渡過難關。”
當時中共控制區的災情亦十分嚴重。中共根據地進行一定救災措施，提出搶種，免糧，以工代賑之類的救濟災民主要手段，太行地區1942年減免公糧5.6萬餘石，但外來災民加劇了根據地負擔，根據地接納能力有限。太行地區在1943年春荒嚴重時期，被迫遣返災民1萬人。
媒體報道
河南饑荒發生後，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早在美國記者白修德報道此事之前的1942年底，國內報刊如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以及《大公報》、《前鋒報》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乾旱，災情進一步惡化。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1943年2月3日重慶版《大公報》刊登了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論，由於抨擊政府，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處罰。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報》被停刊這段時間裏，重慶《新華日報》報道河南饑荒的新聞，多達40餘篇;其中12月份的報道最多。
1943年2月底，經過國民政府有關部門批准，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白修德搭軍用飛機離開重慶飛往寶雞，乘火車至西安，由西安而陝西之東，5天后到達河南大地上。
1943年2月，白修德來到洛陽，把各村、縣情況彙總後，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當地官員對災情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白修德從洛陽電報局將災情報告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迅速發往了紐約。消息首先在《時代》雜誌上傳開了，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爲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於她與《時代》週刊老闆亨利·盧斯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被盧斯拒絕。消息登出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衆死活的作法大爲不滿。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披露河南災荒真相的報道在《時代》上發表，標題爲《直到下一次收穫季節來臨》。
爆發原因
河南大饑荒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惡劣的抗戰環境。
儘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饑荒的導火索，但是旱災本身卻無法導致如此嚴重的饑荒。在一份日期爲1943年9月27日的報告中，視察災情的政府專員張光嗣總結了河南饑荒嚴重的四個原因：糧食價格的快速上漲，軍糧的沉重負擔，土地貶值太快使得農民即使賣地都無法生存，地方官員挪用救災糧款的瀆職行爲。
而學者們的研究總結了大饑荒爆發的幾個關鍵因素：戰時糧食的減產，中日軍隊在河南封鎖交通線造成的運輸困難，1938年黃河決堤後對農業區的破壞，通貨膨脹引起的糧價飛漲，強徵軍糧來供應河南境內的軍隊，以及政府救災不力。
糧食減產
1942年春夏，大旱席捲河南的大旱。隨着1941年冬小麥在5、6月份的歉收，河南當地媒體在當年7月份就開始發出災荒警報。極端高溫和持續無降水天氣殺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種秋季收穫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嚴重，產量只有戰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942年河南糧食產量比戰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抗戰爆發不到一年，日軍佔據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領土。1942年春天旱災開始時，日軍佔據着河南111個縣中的43個;國民黨部隊控制着其餘68個縣，勢力範圍位於黃河以南，賈魯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區;中共的部隊則活躍在豫北和豫東地區的抗日敵後根據地。戰爭導致的混亂局面使得糧食大幅減產，地方糧倉體系的衰敗使得農民面對旱災時愈發脆弱。根據學者對戰前和戰時政府農業產量數據的分析，1941年河南國統區的農業產量比戰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則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兩季的農業產量開始回升，但是年度總產量依然比戰前平均水平低了20%。糧食產量直到1944年纔回歸正常水平。1938年，蔣介石“以水代兵”，掘開了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氾濫成災。河南水利基礎設施的毀壞使得百姓完全無法抵禦1942年到來的大旱和蝗災。
通貨膨脹
戰時通貨膨脹是導致大饑荒的另一個因素。張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國民政府派到河南視察災情。根據張的報告，由於旱災導致糧食短缺，糧價的居高不下使得當地百姓無力購買外省運入的糧食。戰前小麥的價格是每市鬥0.6元，到了1942年麥收前小麥的價格達到每市鬥20元，1943年麥收時小麥價格躥升到每市鬥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爲戰時河南的通貨膨脹提供了更多數據。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陽的消費價格指數爲100，到了1941年12月這一數字上升到2029.5，20倍於戰前。1943年，連陪都重慶在經歷惡性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令賑災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災民在大旱中更難生存。
救災不力
1942年9月份，河南當地的傳教士已經注意到災情。10月20日，蔣介石派出兩位國民黨高級官員赴河南視察災情。1942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展開救災工作。中央政府向河南撥款兩億元(半數以借款的形式)用於救災支出，同時蔣下令減免河南的田賦。田賦徵實要求農民將部分收成交給國家。根據《河南民國日報》的報道，蔣介石下令將稅額下調至200萬大包，參見《河南省救災工作之檢討》，《民國日報》(河南)1943年8月2日。但是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張仲魯則認爲，中央政府只把稅額降到250萬包，每包約合200市斤小麥。但是救災工作趕不上災情的蔓延。根據《河南民國日報》的報道，旱災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過1200萬人需要救濟。此外，維持河南境內將近100萬部隊的供給同樣迫切，官員持續向當地農民強徵糧食。危機在1943年春天終於爆發，河南糧價飛漲，吃完了冬季存糧的災民開始大批死亡。
1942年6月的西安軍事會議，將糧食徵購的完成情況，具體量化爲縣長考績的百分之三十五。這直接導致河南境內諸多縣長加大了對民衆的壓榨程度。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中，各種不同的統計數據均顯示，許昌縣的死亡人數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記載的許昌縣死亡人數是82224人;張光嗣1943年9月的調查數據，則顯示許昌縣的死亡人數是183472人。
徵集軍糧
爲了維持駐紮在河南士兵的供給，徵集軍糧使得災情進一步惡化。鑑於在公開市場大規模採購軍糧會加劇通貨膨脹，1941年7月中央政府決定推行田賦徵實，以此來保障軍糧供給。當徵收的糧食不能滿足當地駐軍需要時，政府還可以強行收購糧食，而收購價格往往低於市場價。中國大陸學者宋致新認爲，截至1943年初，國民黨政府在河南已累計徵收3億4000萬斤小麥用作軍糧。這一數目令中央政府2億元救災款能購買的2000萬斤糧食相形見絀。視察災情的政府專員張光嗣認爲，供給如此衆多的駐軍對河南百姓而言負擔沉重。
軍糧供應使國民政府河南駐軍與當地政府的矛盾激化。 湯恩伯、蔣鼎文、李家珏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直瞞報災情。軍、政雙方的這種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發生了正面衝突，蔣介石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從420萬石)減爲250萬石。1942年10月30日，此時，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峯、劉莊甫、任兆魯將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