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戊戌六君子”是什麼人?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清朝末年，清政府腐朽不堪，自鴉片戰爭之後，國家的主權逐漸喪失，一步一步的淪爲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清政府不僅以國家的穩定和領土、主權的完整去換取和列強談判求和的資本，而且還變本加厲的壓榨下層百姓，以此來支付高額的戰爭賠款。
在如此背景之下國內的有志之士，包括一些開明的清朝官員在內都希望通過借鑑西方先進文明來改變落後的現狀。這個階段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到制度的，首先開展的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由於未能改變封建的制度最終隨着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而宣告失敗。在此之後，人們意識到，真正是中國落後於世界的是維繫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於是社會上的先進人物就開始主張變法圖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光緒年間的“戊戌變法”。
光緒年間，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初步的發展，這就爲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於是以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爲代表的維新派人物通過光緒皇帝發動了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的“戊戌變法”，但是由於戊戌變法觸及到了慈禧太后爲首的封建守舊階級的利益，遭到抵抗。
1898年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皇帝被囚禁，康有爲等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抓後被處死，譚嗣同更是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悲壯詩句。然而爲求得中國富強，擺脫列強控制的愛國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被處死，爲何百姓們還紛紛叫好呢?不僅如此，圍觀的百姓還給劊子手扔賞錢。
長期以來，清朝政府對平民百姓實行封建思想專治政策，他們被政府教育爲莫談國事的“守法公民”，在關乎自己生計之外的事情，他們對朝廷可謂是唯命是從，清廷說誰是亂黨，自然就隨聲附和。在如此的愚民政策之下，民衆被愚弄爲冷血自私的文盲，他們沒有文化，道德素質低下，但是清廷需要的正是這種子民，他們不會也不敢叛亂，更不會爲政府惹麻煩，甚至成爲供養上層官僚的物質工具。
然而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如此的不堪一擊，與如此衆多愚民也有着很大的關係。這從兩次鴉片戰爭之中可以看出來。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的艦隊從廣州殺到天津，又從天津殺到廣州，最後回到南京，在此期間，百姓們對於英國軍隊的入侵熟視無睹，他們對於戰爭的勝負輸贏並不關心，只在乎炮彈是否打壞了自己的莊稼。在這種情況之下，佔社會人口大多數的百姓與其他階級形成了社會隔離，國家實力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民素質”就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到達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就更甚了，很多的老百姓直接與洋人合作，幫助他們運輸物質，收錢爲洋人做後勤工作，幫助侵略自己國家的西方列強攻打自己的政府，以導致清政府在如此境地之下迅速地淪爲受列強掠奪的“資源”。
而對於亂黨，民衆甚至比政府還要憎恨他們，他們不敢反抗政府，不敢反對洋人，認爲是這些主張社會變革的“亂黨分子”破壞了他們安定的生活，而這些人又是政府所宣傳的反動分子，是破壞國家的始作俑者。如此“萬惡不赦”之人被處死，自然拍手叫好。同時，由於滿清的行刑時是公開的，這種血腥的行爲早已成爲一種變態的“表演”，民衆們欺軟怕硬，面對束手就擒的“違紀分子”被殺頭，他們能夠發泄心中的不滿，發泄心中的鬱悶，也不用承擔責任。
在這種情況之下，拍手叫好，向劊子手扔賞錢來回饋這場“表演”現象的發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