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紀念一種歷史人物，所紀念之內容，卻與該歷史人物之真實行跡南轅北轍，實在是一種悲哀。“戊戌六君子”或厭惡康黨，或名曰維新實系革命，並無一人係爲康黨之維新而死，百餘年來，卻始終被貼着“康黨”、“維新派”之標籤，實在是可笑復可悲。其中的真相，趣聞解密小編爲你一一揭開。
“六君子”當年被殺的罪名是與康有爲結黨
所謂“戊戌六君子”，係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與當年之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爲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爲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康有爲實爲叛逆之首，現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啓超與康有爲狼狽爲奸，所着文字，語多狂謬，着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爲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之罪行，總結起來不外乎三條：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2、“六君子”與康有爲結黨；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矇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其實就是康有爲梁啓超一干人等。換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
實際上，“六君子”中厭惡康有爲者大有人在。“六君子”當日被當作“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說他們圍繞着康有爲，爲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但事實絕非如此，“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爲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情形如何，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爲敵，故而口出“有心殺賊，無力迴天”之語，從容赴死。
楊銳、劉光第二人相當厭惡康黨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張氏素來鄙視康有爲之學術，斥之爲僞學、野狐禪；楊、劉二人之學術旨趣，可想而知。楊銳早年對康有爲曾頗有好感，認爲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於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後，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爲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近日變法，都下大譁。人人慾得康有爲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曾在給其兄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在軍機處任職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爲，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沖突：“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爲。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爲軍機章京的鐵桿康黨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裏形容譚嗣同爲“鬼幽”、林旭爲“鬼躁”：“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考之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爲“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爲“鬼躁”。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大致與楊銳相似，其進入軍機，同樣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但或許是因爲劉雖得張之洞器重，但終非張之洞心腹之人，故而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之後，也非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則與楊銳一般無二。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在軍機處值班期間，爲緩和新、舊矛盾，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氏“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爲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係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劉光第死後，查抄其家，曾搜得彈劾康有爲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嘆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楊銳的理由是與“康黨”無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爲，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劉光第的理由是擔憂自己“終以憨直賈禍”，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
林旭、康廣仁曾竭力擺脫“康黨”身份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其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觀林氏對康有爲之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並無定見。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爲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之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願與名聲不佳之“康黨”扯上關係。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爲康氏之《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顯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爲的學生。
林氏之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爲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或許纔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有平衡滿漢新舊之考慮：若以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之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之勢力；唯譚嗣同充當康有爲在軍機處之代言人，當屬最佳解釋。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之擔憂，恐其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爲影響，康黨之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之既定方針，林氏自難以接受榮祿之勸誡。但當京城空氣已空前緊張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此言雖是林氏被捕前對自我身份的一種自我安慰式的樂觀預判，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存在一定的疏離。另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據《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爲我乞命”。綜合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
至於康廣仁，因其系康有爲胞弟，其“康黨”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餘年之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碰到一名爲劉一鳴之老獄卒，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據劉氏對汪精衛講：當年，“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爲，笑日：’作詩耳。‘……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獄卒之言，當屬可信，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爲一意孤行，大事難成：“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至於林氏之“時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凜然不懼，因林氏參與了“圍園殺後”之密謀，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瞭然於胸，已不必如康廣仁般“以頭撞壁”。
唯譚嗣同一人甘願爲其反滿革命理想而流血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爲過從甚密有關。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此時臺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爲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戊戌年，康有爲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康黨擬定的一份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摺。奏摺中，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爲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而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於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祕密金庫”，並請皇上準募300人，於9月23日正式發掘——所謂“祕密金庫”，根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祕密金庫”可以爲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爲了完成其“圍園殺後”計劃——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祕密入京，目的就是僞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楊深秀捲入此種密謀，其被慈禧定爲“康黨”，並無誣枉。唯楊氏本人是否瞭解其呈遞之奏摺的箇中玄機，尚未敢斷言。
事實上，所謂“戊戌六君子”，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瞭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願意爲之而死。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着作《仁學》爲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啓超、章太炎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其中如此寫道：“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即彼準部（準格爾），方數千裏，一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着《大義覺迷錄》也。臺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攘爲己有。攘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爲，臺灣固無傷耳，尚有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自爲之，其禍可勝言哉？”
正因爲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爲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祕密籌劃“湖南自立”。也正因爲此種革命黨立場，爲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爲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爲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覆。”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徵？”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爲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爲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爲反滿革命而死，非爲維新而死。
康黨事後作僞，掩蓋“六君子”被殺真相，“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爲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後等內幕，並對其成敗有所預判，已提前遁走天津。“六君子”被殺後，康黨爲維護其“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之同情與支持，又不惜種種作僞，掩蓋“六君子”被殺之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