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以來，中國人的自豪感與自卑感大都與軍隊在對外戰爭中的表現和武器裝備強弱聯繫在一起。從鴉片戰爭失敗直至抗日戰爭時淪陷大半國土，對外戰爭一再失敗和本國武器裝備低劣，導致社會上長期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心理。新中國成立後抗美援朝一戰，能與世界最強手打成平局，才逐漸恢復了中國人百年來喪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過頭腦清醒者會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那時用的多是蘇聯武器。
經過解放後60多年的發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作爲國家實力標誌之一的軍事力量，在和平時期武器裝備發展水平是體現其實力的重要方面。經過60多年的發展，我國軍隊裝備的巨大進步同樣令世界矚目。回顧1949年以後我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歷程，它成爲中國國家實力增長的一個縮影。
引進技術、仿製生產奠定國防工業的基礎
(1950年至1962年)
近代中國面對世界時，已處於極度衰弱的狀態，其首要原因是社會生產水平仍停滯於落後的農耕方式而錯過了工業化大潮，軍事上也錯過了熱兵器、機械化這兩個歷史發展機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忙於內戰，國家始終處於分裂混亂之中，當權者重點經營的軍工產業也不過是外國的附庸，國內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製造。
1949年全國解放時，人口第一大國中國的工業產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當時國內幾個兵工廠如瀋陽兵工廠、太原兵工廠、重慶兵工廠等都只能生產少量機槍、步槍等輕武器，連迫擊炮都造不好，更無法生產機械化裝備，彈藥年生產能力也僅能達到1萬噸。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蘇、德等國的年彈藥生產量都在200萬噸以上。當時發達國家軍隊已進入了機械化時代，如1950年美國軍隊已是人均20馬力(平均3個人一輛機動車)，蘇軍人均5馬力(平均10人一輛機動車)，中國軍隊卻是人均0.2馬力，550萬解放軍只有1萬輛戰爭時期繳獲來的汽車(平均500人一輛機動車)。
世界軍事發展史證明，沒有國家工業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軍隊機械化和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便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鑑於當時國內工業基礎過於薄弱，中國國防事業採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應急購買蘇聯先進裝備，一方面建立獨立的國防體系。上世紀50年代中國重工業建設起步時，我國軍工部門及時補上了機械化這一課，同時在發展核武器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新中國出於作戰急需，主要以半價賒購方式(只有少量屬蘇聯無償贈送)引進了蘇聯106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欠下了30億元人民幣的外債(當時摺合13億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間，中國同蘇聯達成了“156項”重點工業項目的引進，其中軍工企業便佔了44項，蘇方以成本價提供陸、海、空三軍配套的飛機、艦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裝備的生產線，並免費提供相應技術。中國能獲得這一世界軍事歷史上罕見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並不是當時所宣傳的“國際主義”而是國家間的利益交換，是因中方在朝鮮戰爭中站到第一線流血犧牲，蘇聯纔給予了相應的回報。
真正瞭解中蘇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蘇聯領導人中，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華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擔任了蘇共第一書記時內外地位不穩，急需剛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而在國際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國支持，對華援助特別是軍援有了質的提升。斯大林援華時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過的舊品，赫魯曉夫上臺後提供的則是現役的各種常規武器的生產技術。新中國剛建立起的軍工企業在蘇聯專家幫助指導下，用蘇聯提供的設備仿製生產出56式槍械、殲-5戰鬥機、帶“5”字頭的各種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裝備，這些都達到或接近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不過，上世紀50年代世界強國已經邁入核武器階段，毛澤東在赫魯曉夫1954年首次訪華時又提出能否在這方面提供幫助，卻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於1955年決定，開始核彈、導彈的預研。1956年東歐發生了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蘇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魯曉夫。在此形勢下，赫魯曉夫纔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於1957年7月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導彈樣品，幫助建立核工廠，其交換條件則是毛澤東訪蘇對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蘇聯再援建102項重點項目。毛澤東隨後訪蘇，在61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爲首”地位。
蘇聯對華的“兩彈”(導彈、核彈)項目援助，主要是幫助中國建設了最早的原子反應堆、濃縮鈾工廠、核燃料棒工廠、鈾礦和核試驗基地，提供了P-2型導彈樣品。後因中蘇之間發生政治爭吵，蘇聯於1960年7月中斷了“兩彈”方面的援助並撤走專家。不過中國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製造設備和許多技術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研製時間。蘇聯撤退專家後留下的核工廠“半拉子工程”，畢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國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兩彈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蘇聯早期的幫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蘇關係有所緩和，赫魯曉夫在主動提出中國可延遲還債時，又提供了米格-21戰鬥機等新裝備及其生產技術資料。不過中蘇關係這一度好轉爲時不久，便因同年11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時中共反對批判斯大林並支持阿爾巴尼亞而再度鬧翻。1962年11月，蘇聯以古巴導彈危機時中國對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擊爲由，在米格-21的技術資料還未最後交齊時停止這一援助項目，對華的軍事幫助至此停止。不過中國軍工業通過全面接受和掌握蘇聯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裝備技術，對奠定國防工業的基礎還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當年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在1984年會見蘇聯老朋友時曾表示，對蘇聯給予的這些援助，“中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
自主研製、艱難突破爲國家提供了戰略威懾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紀60年代初蘇援斷絕，中國的武器發展進入了一個將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製階段。此間中國同蘇聯逐漸進入敵對狀態，同美國爲首西方國家的關係雖由對抗走向緩和，卻基本未得到軍事技術幫助，國內的科研人員和軍工企業在近乎封閉狀態下靠着自力更生研製武器裝備。
60年代最令國人自豪的軍事成就，就是“兩彈”(導彈、核彈)的研製成功。這一項目受蘇聯撤退專家的影響並不大，是因爲中國自己有一批在國外學習回國的頂尖級專家，並且在蘇援中斷前就掌握了核心技術和全面配套的設備。中國於1960年研製成國產地對地導彈，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彈成功，1966年實現了原子彈和導彈的“兩彈”結合發射成功，1967年空投氫彈爆炸試驗成功，1970年成功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
中國開始“兩彈”項目時，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還都不能獨立製造，在此薄弱基礎上起步，十幾年內就完成了“兩彈一星”項目，創造了世界上研製時間最短的跨越式發展奇蹟。當年出於“爭氣”的鼓勁需要，曾宣傳搞尖端武器是“勒緊褲腰帶”，其實若仔細計算，中國在“兩彈一星”項目上的花費總計只有100億元人民幣左右，只相當於每年國家財政支出的2%和年均國防費的12%，這在世界各大國研究核彈、導彈時又是花費最少的。
當年中國的尖端武器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其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起點高，從起步便瞄準世界先進水平；二是有所爲有所不爲，集中力量在重點領域。中國在接受蘇聯援助的設備、技術時，一開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識產權。在“文革”的動亂中，從事“兩彈”研製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還大都得到保護，使這一項目還能在惡劣的環境中繼續發展。中國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爲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戰略威懾能力，成爲在世界上奠定大國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兩彈一星”項目最後完成，1971年聯合國便通過恢復新中國的合法席位並驅逐臺灣的“中華民國”代表的決議，其中的因果關係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的常規武器研製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消化蘇聯技術的時期，雖有部分自主創新，卻因原有技術基礎薄弱而未能實現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又造成許多科研、生產單位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鑑於常規裝備與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後期中央軍委又強調“師團行動騾馬化”，出現了指導思想的倒退，軍隊的訓練和許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幹擾。當時許多武器項目的科研指導又出現急躁冒進思想，違反科學規律而按“大會戰”方式搞突擊。例如空軍同時上馬搞殲-8、殲-9、殲-11、殲-12、殲-13，十幾年間卻沒有一種能夠定型。海軍雖製造出新型驅逐艦，艦體建好後卻遲遲缺少相應的雷達等儀器，十餘年後才能形成有效的戰鬥力。無數事實證明，國防現代化是一項艱鉅的系統工程，應該靠提高全民全軍的科學素質來解決，不能依照小農經濟的單向思維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從1964年起，我國半數左右的基本建設費投入了三線建設，在西部原來的偏遠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獨立的軍工體系，對改善我國國防工業的佈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過當時實行的是“軍民兩層皮”的建設模式，軍工體系的建設只是單純投入，沒有經濟收益，這也使國防科研經費往往難以爲繼。由於國防企業只生產軍品而不生產民用品，軍品援外還以“不當軍火商”的精神免費贈送，國防企業日益成爲一種沉重的包袱。這樣的軍工建設模式不僅影響了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響了國防工業的自身發展。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十幾年間，解放軍的常規裝備在仿蘇式基礎上幾乎未能出現質的突破，原先與世界先進水平已經大大縮小的差距又重新拉開。
我國武器裝備發展在這一階段的獨立探索，經歷了種種曲折，雖然步履維艱並走了不少彎路，卻畢竟積累了經驗，並總結了教訓。通過自身的努力，還鍛煉出一支本國自主科研隊伍，這又爲後來的大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
技術儲備、戰略調整形成升級跨代的實力
(1979年至上世紀90年代後期)
1978年末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的武器裝備發展也迎來了一個全新局面。通過撥亂反正，全軍部隊和國防科研部門確立了以現代化爲中心的正確發展方向，清算了“左”的錯誤，我國的軍隊和國防科研、軍工部門通過面向世界，走出國門，開闊了眼界，也迎來了技術上的全面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一些軍工部門領導人走出國門，與西歐軍工科研機構開展了交流，由此他們痛感自身的差距並增強了追趕的緊迫性。當時我國的有關部門曾設想過成批購買西歐的先進裝備爲部隊實行換裝，如陸軍一度準備購買西德的“豹-2”坦克和反坦克炮，海軍曾洽購英國的42型驅逐艦並想引進技術改造自己的051驅逐艦，空軍則商議購買英國的“鷂”式和法國的“幻影”戰鬥機，不過西方講求實利的軍工企業家只熱衷推銷武器成品，不肯轉讓核心技術，要價之高又令人咋舌。當時有人計算，如果購買西歐的裝備爲解放軍全面換裝需要數百億美元，若使國內的軍工體系再由仿蘇式更換爲歐美系列花費更要加倍。
1981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過27億美元，還要優先滿足經濟建設，自然不可能再走50年代那種全面引進之路。何況美國和西歐國家在骨子裏仍把中國這個“共產黨國家”視爲異類，關鍵性技術控制很嚴，中國買來武器後在零配件和技術保障上又要受制於人，到頭來在政治上也會被“卡脖子”。曾是中國國防工業奠基人的聶榮臻針對這一情況特別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買來一個國防現代化。中國領導人通過分析本國情況，認爲提高本國軍隊裝備的出路還在於自研，對外交流主要是學習引進技術。
由於立足於自研爲主，並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當時國內軍工科研在經費大幅壓縮的情況下仍有重大進步。國內軍工企業對國外先進武器只少量購買樣品，再努力吃透其技術，並以引進的技術改造舊裝備。例如，軍工業引進國外航電技術改造了殲-7戰鬥機，用引進的火控技術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戰鬥力有了跨代升級。80年代以後軍隊長期實行了“忍耐”方針，國防費用一再壓縮，中國的國防企業對武器則採取多研製、少生產的方式，雖然相當長時間內軍隊裝備沒有太大改善，軍事科技水平卻有了不小的提升。如1981年中國用一枚運載火箭成功發射三顆衛星，這一技術運用到軍事領域便可使一枚導彈分導出多彈頭。1982年常規潛艇水下發射彈道導彈成功，1988年核潛艇在水下發射彈道導彈成功，都標誌着戰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發展。在1984年國慶35週年的天安門廣場閱兵式上，中國自行研製的“東風”系列洲際導彈、中程導彈和69-Ⅲ型主戰坦克、自行榴彈炮、裝甲輸送車及殲-8殲擊機都參加了檢閱。這些武器的技術標準雖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卻顯示了我國常規兵器研製突破了長期相對停滯的局面而有了質的跨越。
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軍工技術同時，中國軍工企業也打開了國外軍售市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便提出，不當軍火商不行了。在1979年，中國以向埃及出售殲-6戰機爲開端，將武器也作爲外銷商品推向國際軍貿市場，在80年代還取得了不小的銷售量。例如，當時通過引進西方航電設備對殲-7進行改造，向十幾個國家出口上千架。此時出口創匯獲得的收益不僅解決了軍工企業的經費來源困難，又爲下一步的武器研製提供了重要資金，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
1989年夏天以後，西方國家聯合對中國實行軍品禁售，而中蘇關係卻實現了正常化。蘇聯衰落和俄羅斯聯邦初建時，其軍工企業急需經費以解決生存困境，中國因此再度從隔絕了30年的舊日合作伙伴那裏引進了具有國際80年代水平的戰機、地對空導彈、潛艇。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對俄軍購數量並不算太大，卻解決了一些重點技術的引進問題，與之前對西方裝備的探索相結合，再加上自主開發能力的大大提升，中國對重點武器的開發有了不少質的突破。一些在研裝備吸收了新型俄羅斯裝備的優點，大大加快了研發速度，有些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從9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軍隊將信息化作爲軍隊建設方向，裝備信息化也被列爲武器發展的重中之重。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的實踐證明，現代信息電子技術已經改變了戰爭的樣式，“硅片較量”比“鋼鐵拼搏”更重要。由於國家863高科技發展計劃的實行，整個國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爲向軍品研製轉化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國內電子、信息工業的發展，也使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邁上一個臺階。
1999年新中國成立50週年的天安門閱兵，向世人初步展示了中國軍隊新一代武器的外貌，如新型坦克、裝甲車和各類導彈都大批亮相，這些作戰平臺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縮小。與此同時，中國各軍工企業也都按行業組成各集團公司，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運行方式推動武器的研製，大大促進了主戰裝備在與世界接軌的標準下得到大發展。
技術創新、跨越發展推動武器進步進入第二個黃金期
(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
現代武器裝備的研製是國家科技水平的結晶，同時也靠經濟實力支撐。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大大增強了經濟實力，邁向新世紀後終於結束了“忍耐”期，對國防的投資逐年增長。尤其是1999年美機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的發生，不僅激怒了全國民衆，也使國防部門更深刻地認識到增強國防科技實力的重要性。據2009年國慶60週年閱兵時宣佈的數字，在此前10年間中國對武器裝備研製方面的投入已經超過了1999年以前的50年。
中國的國防投入，目前按比例計算還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更少於美國等西方國家。2010年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爲39萬多億元人民幣，而國防費預算爲5321億元，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左右。去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爲14.6萬億美元，軍費開支卻佔4.5%，按匯率7倍於中國。當然，若是同世界各大國做比較，因中國經濟總量近些年增長迅速，國防費支出在10年間已由世界第五位躍居世界第二位。
進入新世紀後，由於國內科技水平得到躍升和國防投入增加，軍工科研終於得到了解放以來從未有過的良好物質保障，武器研製有了快速發展。如果將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算作中國武器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期，進入新世紀後可謂進入了第二個黃金期。相比之下，第一個黃金期中國軍隊武器的快速發展還是全面模仿蘇聯，第二黃金期的發展特點卻是自主研發，對外購買少量武器只是作爲補充，這纔有了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希望。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軍工科研突破，尤其是彌補了過去基礎研究的衆多弱項，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軍用電子、工程物理等高技術領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解放軍陸軍第三代坦克批量裝備部隊，先進的野戰防空裝備、遠程火力突擊裝備也大量生產；國產第三代戰機“殲-10”等列裝航空兵後形成了以第三代戰機爲骨幹的空中武器裝備體系；世界先進水平的防空反導裝備研製成功，加上先進的空空導彈、空地導彈，又使空軍逐步具備攻防兼備作戰能力；國產新型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大量列裝，使海軍先進艦艇數量具備一定規模，並配備各種先進艦載武器系統，極大增強了防區外打擊能力和編隊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隊開始裝備機動的戰略核導彈，已具備核常兼備、懾戰並舉的作戰能力；解放軍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電子戰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中國軍隊建設帶來的裝備更新換代，已經逐步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機械化與信息化複合發展的武器體系，在某些領域裏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尤其令中國人民自豪的是，國防科研部門發揮自身的強項，在進行信息化建設的同時邁向外層空間，“神舟”1號至7號相繼發射成功，2007年1月還進行了反衛星試驗。
中國國防科研水平的躍升，使國產武器在國際軍貿市場上也走向高端，改變了過去以低檔廉價爲主的外銷方式。中國推向國際市場的FC-1“梟龍”戰鬥機、國產“凱山”防空導彈、“江衛”級護衛艦等重型主戰裝備，都被認爲不遜於西歐國家同類產品的水平，價格又具有優勢，因而受到衆多發展中國家的歡迎。在武器外銷增加時，中國的武器外購卻在不斷減少。在2008年珠海航展上，中國一位導彈總設計師曾公開對記者發表講話說：“前些年我們從某些航空強國引進一些裝備、技術，這對我們是有不小幫助的。但再過三年，最多五年，他們再想向我們銷售產品就會相當的困難，因爲那時我們的技術水平可能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他們。”
2009年的新中國成立60週年天安門閱兵，是對新中國武器裝備發展的一次大檢閱。參閱部隊在地面有30個裝備方隊，展示的武器數量超過以往歷次國慶閱兵，而且性能也有了新的跨越，並能充滿自信地公佈了型號和部分性能。閱兵中出現的國產第三代主戰坦克99式和96式雖在10年前的天安門廣場閱兵中已出現過，不過其內部設備已有了質的飛躍，外裝甲上的防護設施也有了可見的改進。汽車牽引的火炮已經退出了閱兵行列，參加閱兵的火炮都是自行火炮和車載突擊炮，其中的155毫米自行加農榴彈炮出口中東後被用戶認爲優於西方同類裝備。東風-31甲戰略導彈在閱兵式上又再次作爲重要方陣亮相，顯示出“個頭變小、威力更大”的特點，說明已具備了第二次打擊能力。再加上東風-21中程導彈和“長劍-10”巡航導彈的亮相，形成了遠、中、近程配套的體系，表明了中國軍隊核常兼備的戰略打擊能力大大提高。閱兵中的海軍因不可能“陸上行舟”，主要以車載方式展示了多種導彈，顯示出反艦和防空作戰能力的躍升。空軍受閱編隊的戰機達150架，是解放後歷次閱兵中數量最大、機型最多的一次，而且所有戰機都系國產，其中如殲-10、殲-11又屬第三代，令不少人感到神祕的國產預警機也首次加入受閱陣營。
今年1月11日，中國新研製的第四代戰鬥機殲-20在成都進行了試飛，使我國成爲繼美國、俄羅斯之後第三個能研製出這一代新戰機的國家(不過目前還只是樣機而未定型)。隨着全球範圍高科技的發展，航空作爲高投入、高科技密集的產業，在世界上已經成爲“貴族”產業，只有美國、俄羅斯還維持原有的完整的飛機制造業，歐洲國家必須聯手合作才能共同維持完整的航空工業，其他國家則在很大程度上成爲美、俄、歐洲航空工業體系裏的配角。在此形勢下，中國航空業能異軍突起，標誌着基礎工業、裝備製造業、材料科學、電子科學等各個相關領域都有了重大突破，並將改變未來空軍強國的格局。近些年國際上的局部戰爭已證明，空軍已成爲“首戰之軍”，中國在世界戰機的研製領域已超越西歐而躍入前三名之列，這爲解放軍空軍在確保“首戰用我，全程用我”提供了物質保證。
中國武器裝備的大幅進步，也使各軍兵種的戰略任務有了新的變化。陸軍強調全域機動，海軍實行了近海防禦到遠海防衛，空軍實施攻防兼備，二炮則能夠核(彈)常(規)並用。自2004年以後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也已經向國內外宣佈，中國軍隊建設的重點是信息化，能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將是軍事鬥爭準備的主要任務。中國在綜合國力增強後，也不會走對外擴張之路，不過保持國防實力的適當發展，才能對國際反華勢力和分裂勢力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神州大地已發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鉅變。人民軍隊的面貌也由“小米加步槍”走到了今天的機械化加信息化。“神舟”飛船遨遊太空，導彈神箭刺破青天，新型核潛艇可下五洋，裝甲鐵騎高速馳騁……新中國一代代軍工人員和廣大指戰員在武器裝備的研製生產方面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創造了輝煌的業績。不過國人也應清醒地看到，由於國家的技術底子薄、目前產業規模雖大卻在總體上檔次較低，在多數高端產業上與最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這也使我國的武器裝備總體水平仍落後於世界最強手，要達到趕超的目標還需要走漫長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