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不顧事實，不擇手段，煞費苦心地讓尹壯圖做反面教員，想通過他的現身說法來維持太平盛世局面，讓臣民深刻體會大清的深恩厚澤和當今皇上的豐功偉業，以證明自己的勤政愛民、官吏的清明廉潔和百姓的安居樂業，全都枉費了心機。所以最後顯示出來的結果究竟是乾隆戲弄了尹壯圖，還是尹壯圖戲弄了乾隆，或者雙方都被對方所戲弄，真的難以下結論。
尹壯圖是乾隆後期一個普通的內閣學士。在祕書崗位上，他雖然勤勤懇懇工作了近十年時間，卻沒有取得什麼突出成績，也沒有寫過公文名篇，在祕書理論上更沒有新的建樹，我之所以寫他，是因爲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上了一道建議取消“議罪銀”的奏摺後，受到乾隆皇帝百般刁難和肆意戲弄，最後不得不昧着良心說假話，不得不連篇累牘寫假報告纔得到解脫。即使如此，他後來還是背了一個很重的處分。尹壯圖的這段奇特經歷，不僅在當時而且到如今都發人深省，應當引起後人高度重視。
一、好心當成了驢肝肺
尹壯圖，字楚珍，雲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三十九年(1774)五月，由禮部主事升任郎中。當年十一月，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轉京畿道御史。接下來的三年裏，尹壯圖又有三次職務升遷，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擔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受到乾隆戲弄之後，他一氣之下辭職走人。乾隆死後，尹壯圖的冤案雖然得到平反，也被召回北京“另候擢用”，但對仕途早已心灰意冷的他謝絕了新皇帝的好意，重新回到老家開館授徒，再也沒有出來工作。
尹壯圖擔任的內閣學士俗稱閣學，是內閣大學士屬下的一名高級官員。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定內三院官制時，共設學士五人。內三院改爲內閣後，仍設學士，定編制爲滿學士六人，漢學士四人。清初，內閣學士的品級曾有升降，至雍正八年(1730)始定爲從二品。內閣滿學士掌奏本章，凡御門聽政時進折本，朝審、秋審時奏各省勾到人犯等;漢學士掌批題本之漢字諭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前，內閣學士均兼禮部侍郎銜，並由欽命滿、漢各一人掌稽察中書科事(中書科是內閣主要祕書部門)，或命於修書各館兼副總裁、總纂等官。
乾隆
內閣學士不僅負責文書辦理工作，而且經常參與公文起草。如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晚上福臨染上天花後，病勢發展很快。初六日深夜，預感快要不行的他急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及內閣學士麻勒吉進入養心殿，口授遺詔大意。第二天，他們兩人就把皇帝的遺詔趕寫出來了。當天晚上，年僅二十四歲的青年天子福臨便與世長辭了。福臨逝世後，麻勒吉又與侍衛賈卜嘉捧詔“奏知皇太后，宣示諸王貝勒”。(《清史稿·麻勒吉傳》)遺詔立八歲的皇子玄燁爲皇太子，繼帝位，是爲康熙帝。
離開御史崗位十多年，早已不負言職，如今整日與公文打交道的尹壯圖，乾隆五十五年(1790)爲什麼突然呈上取消“議罪銀”的建議書?原來三年前他父親去世，丁憂回了雲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滿，又從雲南回京任職。這一去一返萬餘里，從北到南又從西到東穿越了大半個中國，沿途接觸到的人，無不訴說當地官員如何貪污腐敗，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體宣傳的那樣繁榮富庶，而各級政府報上來的錢糧庫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壯圖認爲：這些問題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開始實行的“議罪銀”制度，它不僅助長了官員們的違法亂紀，縱容了貪污腐敗的蔓延，而且目前許多地方出現的鉅額錢糧虧空，都與“議罪銀”制度有關，必須儘快將其廢除，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作爲皇帝的近臣，他覺得有責任有義務向皇帝反映這些耳聞目睹的情況，以便儘快採取措施，解決存在的問題。
很顯然，尹壯圖這次上疏，並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無的放矢，更不是吃飽了撐的無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壯圖想通過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賞。如果真有這層意思，那也非常正常。
可是，乾隆卻把尹壯圖的一片好心當成了驢肝肺，或說尹壯圖的熱臉，最終卻貼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
爲了免受矇蔽和欺騙，古代許多皇帝包括當代的一些高層領導，不是都希望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尤其是祕書，能將他們瞭解到的實際情況，如實向自己報告嗎?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祕書下基層蹲點調查，蒐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麼了?不僅聽不進尹壯圖主動送上門來的大實話，而且像玩弄貓捉老鼠的遊戲一樣，對他進行百般刁難和戲弄。這究竟爲什麼呢?
要說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費些筆墨。
二、皇帝只能邀譽不能受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壯圖所上奏摺，《乾隆實錄》記載得頗爲詳細，《清史稿》和《清史列傳》也都有摘錄，其中《清史列傳》是這樣寫的：
督撫自蹈愆尤，聖恩不即加之罷斥，罰銀數萬兩充公，因有督撫等自請認罰銀若干萬兩者。在桀驁之督撫，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屬員之佽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用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翻譯成白話，意思是說：
各省督撫大員犯了過失之後，承蒙皇恩浩蕩，不革去他們的官職，只罰若干萬兩銀子，以示懲罰，也有督撫自己請求認罰若干萬兩白銀的。對於多行不法的官員來說，這無異於爲他們的腐敗行爲提供了合理藉口，從此可以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爲，大飽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員，也不得不曲意討好下屬，以便出事時能夠得到他們的資助，下屬日後出現府庫虧空大案，自然就會千方百計包庇袒護他們。所以罰銀製度雖然嚴厲，卻不但不能讓官員們感到羞愧和恐懼，反而容易讓他們滋生不軌之心，請求皇上永遠廢除這一做法。這些人如果才識平庸，或者就地免職，或者調任京官，不能再讓他們擔任地方要職。
這道奏摺雖然揭了各省督撫的老底，指出了“議罪銀”制度的嚴重危害性，但縱觀尹壯圖的進諫，所談雖然句句是實，卻遠未達到直言極諫的地步。然而就是這麼一篇泛泛而論的疏文，卻在無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來乾隆晚年吏治廢弛，腐敗成風，貪贓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飾太平，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對督撫們絕不公開處理;另一方面又要顯示自己明察秋毫，對督撫們不時要找些過失予以“敲打”。他認爲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罰款抵過。讓臣下自願繳納鉅額罰款，既沒有橫徵暴斂的惡名，又可以增加“計劃外”收入，彌補國庫空虛，滿足自己揮金如土、揮霍奢靡的慾望，還能保護一大批“犯了錯誤”的高級幹部，讓他們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爲清政權服務，真可謂一石數鳥，妙不可言!至於督撫們的錢從哪裏來，就只能不聞不問了。如果依了尹壯圖的意見，從此停止罰款，不僅會斷了乾隆的財路，而且等於要皇帝認錯，這對揹負了沉重治績包袱，三個月前又剛剛辦過八十大壽慶典並自詡爲“十全老人”的乾隆來說，是萬萬不可接受的。強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負，使得乾隆十分顧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譽，而不能半點受責。
乾隆一心要保護幹部，粉飾太平，維護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壯圖卻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識時務地對這一制度提出異議，乾隆當然很不高興，皇帝一不高興，臣子自然要倒大黴。
三、“議罪銀”制度究竟是個啥東西?
尹壯圖建議廢除、乾隆着意維護的“議罪銀”制度，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所謂“議罪銀”制度，說白了就是以錢頂罪的制度。這一制度始創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核心內容是“令其自出己貲，稍贖罪戾”。它主要是針對地方督撫大員而設的，但議罪的對象，還包括布政使、鹽政織造、稅關監督以及富裕的商人。這些都是有錢人，他們不怕罰款，也罰得起款。“議罪銀”收入不進國庫，大部分歸內務府供皇室消費，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辦和追取“議罪銀”的機構，不是國家財政稅務部門，而是軍機處及其專門設立的“密記處”，由和珅直接控制，祕密掌握。罰款數額也沒有一定標準，主要看官員犯罪情節輕重和他們出得起多少錢而定，少則萬餘兩，多則三四十萬兩白銀。犯罪者爲了表示“虛心改過”和對皇上效忠，大都自願從重認罰。只要多罰銀，就可以博取皇上歡心，不但依舊高官得做，駿馬得騎，而且能夠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
應該說，“議罪銀”制度的實施，使乾隆皇帝的錢包鼓了起來，解決了他個人的財政危機。結果，乾隆六下江南，沿途建造了幾十個行宮，八十歲時舉行了萬壽大典，熱熱鬧鬧大慶了一個多月，各項花費不計其數，竟然沒有動用國庫一兩銀子，全系“議罪銀”開支，並且內務府還有大量結餘。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製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罰，用示薄懲”。(《清史列傳?尹壯圖傳》)看起來似乎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負擔，又寬綽了皇帝手頭，還挽救警戒了不法官員，可謂一舉多得。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爲嚴重的弊政，其危害性簡要說來至少有這麼四點：一是繳了“議罪銀”的官員更加有恃無恐，加速了他們的斂財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的腐敗程度;二是使用官員變相以斂財能力爲標準，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員整體素質下降;三是爲了撈回“議罪銀”的花費，官員們會把損失層層攤派下去，變本加厲地增加下屬和底層百姓的負擔;四是以錢頂罪，有罪不究，法律變得形同虛設，破壞了社會的公平公正機制，使清王朝加速走向衰敗。
四、貓捉老鼠的遊戲拉開了序幕
乾隆既然聽不進尹壯圖的意見，自然要想方設法堵住他的臭嘴。以皇帝的權威，要做到這一點並非難事，甚至可以說易如反掌。可這樣做未免過於粗暴和簡單了，同時會落下庇護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聲，死要面子的乾隆當然不會如此行事。爲了既能維護自己的光輝形象和國家的太平盛世景象，又能使尹壯圖“心悅誠服”地承認錯誤，甘當反面教員，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於是開場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爲了弄清尹壯圖究竟掌握了多少證據，當年十一月的一天，乾隆親臨乾清門聽政，下了這樣一道諭旨：
壯圖請停罰銀例，不爲無見。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但督撫等或有昧良負恩，以措辦官項爲辭，需索屬員;而屬員亦藉此斂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無。壯圖既爲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令指實覆奏。(《清史稿·尹壯圖傳》)
乾隆一方面承認尹壯圖的建議確實不無見地，另一方面又爲自己的做法進行辯解，那就是督撫人才難得，纔不計較他們偶然的過失，採用罰款的方式予以懲戒，然後從寬處理，照常任用。接着乾隆又承認，督撫中可能有人辜負了朕的期望，昧着良心，以籌措公費爲由，向部屬伸手，而部屬們也乘機攤派蒐括以討好上司，這種人也不能絕對保證沒有。乾隆於是順勢寫道：尹壯圖既然上了這樣的奏摺，必然掌握了事實根據，那就請一一指實上報。言下之意是：只要事實確鑿，證據充分，朕必定嚴加追究，從重處罰，決不姑息。
讓無職無權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員的犯罪實據，不僅拒諫之心已經流露在字裏行間，而且明裏暗裏都藏着殺機。此時最聰明的應對之策無過於馬上認錯謝罪，回覆說自己並無實據，建議也十分荒唐，經聖主教育已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懇請皇上原諒鄙人的魯莽和冒失。這樣做雖然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卻可以免禍上身。
樑朝的賀琛就是這樣做的。
樑大同十一年(545)，針對樑朝存在的種種問題，時任散騎常侍的賀琛上疏泛論時弊，一共寫了四條意見。大意是批評梁武帝對官吏過分寬容;梁武帝本人又喜歡親近任用奸詐小人;皇帝的使臣嚴重干擾郡縣;地方上的官吏大多漁獵百姓;風俗奢侈，道德淪喪，再不整頓吏治，崇尚節儉，遠小人，親君子，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
勃然大怒的梁武帝當即把祕書召來，口授敕書，對賀琛的疏文逐條進行批駁：他質問賀琛所指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問徭役過重、費用鋪張的具體數目，用難以指實的問題來爲難困擾他，用無法對答的言辭來苛求責備他。他還質問和威脅賀琛說：“爲什麼不分別明說，某位刺史橫徵暴斂;某位太守貪婪殘暴;某位尚書、蘭臺奸猾;漁獵百姓的皇差姓什麼叫什麼?從誰哪裏奪取?給了誰?你說‘吹毛求疵’，又是指誰?‘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門、官邸、市肆等等，哪個應該革除，哪個應該削減?哪些地方興建的工程不急?哪些項目徵收的賦稅可以遲緩?你要分別舉出具體事實，詳細啓奏給朕聽!如果不一一列出，那你就是有意矇蔽欺騙朝廷!”
梁武帝在敕書中雖然嚴令賀琛必須一一指實所揭發的問題，並表示他“準備側耳細聽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報上來的意見，屆時自當認真閱讀，並把你的高見批轉給尚書省，正式向全國頒佈”。但深知梁武帝有護短毛病的賀琛哪裏敢再說什麼?只好向梁武帝認錯謝罪了事。(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不聰明圓轉的人當然也有不少。明朝的兵科給事中張作楫，就是這樣一個“笨蛋”，結果吃了大虧。
崇禎九年(1636)六月，清兵進入喜峯口，明朝守將抵抗失敗，退保昌平。崇禎一面命令宦官李國輔等人嚴守關口，一面急召各鎮部隊火速入援京師，並宣佈北京戒嚴。同時，崇禎命令衆大臣上書獻計獻策，共禦外侮。張作楫奉旨條陳，崇禎看到他的疏文中有“提兵十萬，逗留不前”等語，即令張作楫回話，要他說清楚指的是誰?在當時，擁兵不前確實大有人在，如兵部尚書張鳳翼受命統帥軍隊，太監高起潛監軍，與宣大總督樑廷棟互爲犄角，然而他們都不敢揮師出戰，這便是明顯的例子。但當時並沒有提兵十萬的將領，這一點也是事實，所以崇禎認爲他是胡說八道，一定要他說明白。其實，所謂提兵十萬云云，在疏文中無非是一個籠統的說法，並不是實指，這是稍知文章作法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張作楫當時隨便寫上這麼一句，哪裏想到皇帝會抓住不放呢?所以一聽說要他當面說清，心就慌了。而在此之前，張作楫曾因上疏言事連續三次受到處罰，這次如果不是奉旨條陳，他根本不打算建什麼言獻什麼策，誰知運氣如此不好，一上疏就觸黴運。在“奉旨指名”時，他知道自己免不了會遭處罰，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壯着膽子參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併爲敵人護送輜重。疏文中還涉及兵部尚書楊嗣昌，把別人不敢摸的老虎屁股全都摸了一把。崇禎見到此疏，怒不可遏，拿起筆就在疏文上“×××”地大筆塗抹起來，以致“皇上”二字也被畫上了一個大黑“×”。不久處分就下來了：革除張作楫一切職務!(《三垣筆記?崇禎》)
既是飽學之士，又在中樞機構工作了十多年的尹壯圖，理應知道歷史上有許多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也應該清楚晚年乾隆是個什麼樣的人，然而不知他是被乾隆表面上的“虛心納諫”所矇蔽，還是他原本就是這麼一個耿直老實之人，總之他見到皇上說了一番不得不如此做的苦衷，又表示一定會進一步聽取他的意見，對貪官進行嚴懲，就稀裏糊塗地將自己的見聞如實上報，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精心設下的圈套：
臣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但見‘商民半皆蹙額興嘆，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不過作爲一個丁憂官員，臣路過那裏，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力和職責詳細調查取證。‘若問下令攤派或逢迎蒐括之人，他們上司和下屬之間內部勾結，祕密交易，外人豈能得見?’因此實難一一指實。
在復奏的最後，尹壯圖還信誓旦旦地說：如果皇帝不相信臣的話，可以選派滿洲大員和臣一道去各省祕密調查錢糧虧空情況，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確鑿證據。
看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經達到，而尹壯圖又沒有掌握督撫們的具體罪證，乾隆立即窮追不捨，對尹壯圖的批判也開始上綱上線：
尹壯圖的復奏還是沒有指實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湊一些沒有根據的內客，拿空話來搪塞。朕做皇帝五十五年，對待百姓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樣，恩施優渥，普免天下錢糧四次和各省漕糧兩次，爲數何啻百萬。偶遇水旱災害，還不惜千百萬帑金補助撫卹，賑濟兼施，貧窮百姓都受到實惠，這不是家喻戶曉的事實嗎?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還來不及，怎麼會“蹙額興嘆”、“相聚怨諮”?如果真如尹壯圖奏摺所稱，豈不是“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在朕領導下的當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乾隆實錄》卷一三六七)
乾隆這幾句話是十分嚴厲的。他認爲尹壯圖既是對自己執政五十多年成績的全盤否定，也是視自己爲糊塗皇帝，所以令他分外傷心。
乾隆於是再次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道聽途說究竟“聞自何人?於何處見此情狀”?如果不能“逐一指實復奏”，再用空言假話搪塞，那就是自蹈欺罔之罪!
尹壯圖這才醒悟上了皇帝的大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馬上寫了認罪書，承認自己措詞不當，不能指出確據，請求皇上治罪。
現在再說這些，已經晚了。
就在這段時間裏，乾隆祕密指派和珅向有關省份打了招呼，要他們做好應付檢查的各項準備。尹壯圖不是提出要下去密查嗎?乾隆雖然拒絕了他的密查要求，卻不妨利用這個自動跳出來的反面教員進行現身說法，於是一面命令戶部侍郎慶成(滿族人)帶了尹壯圖下去“切實盤查”，一面發佈上諭通告全國：
“尹壯圖逞臆妄言，陳奏不實，自問亦難解免。今已令侍郎慶成，帶伊前往所指書麟管轄之山西省，切實盤查，若果有虧缺，即當嚴行究辦;若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爲沽譽邀名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並將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爲泯沒。試令尹壯圖清夜捫心，亦何忍爲此耶?著將尹壯圖莠言亂政之處，通諭知之。”(《清史列傳?尹壯圖傳》)
看到皇帝通告之後，地方官員自然心領神會，馬上“設法挪移，彌縫掩飾”。有些“愛憎分明”的大臣，甚至立即上書，要求將尹壯圖撤職查辦。
盤查尚未開始，結論就已作出，勝敗也已明瞭，等待尹壯圖的是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名爲檢查，實是認罪
當年十一月下旬，慶成帶了尹壯圖，奔赴山西大同。到了當地後，慶成並不急於盤查，而是遊宴數日，令尹壯圖枯坐館舍，一舉一動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員，早已東挪西借，補足了所有虧空。“盤查”結果當然毫無懸念：地方官員領着兩位檢查官，打開一個個糧倉銀庫，翻開一本本賬本簿記，倉庫銀兩果然“絲毫並無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屬相符”。
看到這種情況，尹壯圖雖然有些傻眼，但受到愚弄的他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於學會說謊了。他在寫給皇帝的彙報材料裏，用極爲虔誠的態度和認真恭敬的話語，詳細彙報了檢查結果。然後，他以無比沉痛的心情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不實之詞“冒瀆聖聽”，實在是喪心病狂，愚蠢之至;經過皇帝的批評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已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判斷是徹底錯誤的。山西大同一處如此，其他地方自然無不皆然。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現在形勢已經明朗，繼續查下去沒有任何意義，請求讓他早日回京接受處罰。尹壯圖的話說得十分可憐：臣“晝夜兼程，誠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處治。”
但乾隆沒有答應他的回京要求，仍然讓慶成帶着尹壯圖，像趕鴨子一樣，按照原來設計好的線路圖一路查下去，直到他真正心服口服爲止。
乾隆於是又下了一道上諭，說尹壯圖表面上雖然認了錯，內心其實還有很重的牴觸情緒，如果現在就讓他回京接受處罰，不僅這次普查會半途而廢，相反還會給外人留下一個“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尹壯圖“居心”之“巧詐”，真可謂“殆不可問”!
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壯圖一通之後，乾隆想起尹壯圖說過“不能平安回京”的話，不免有些擔心：尹壯圖在路上如果真有個三長兩短，或頂不住壓力自尋短見，他一手導演的這幕戲就無法繼續演下去了。爲此他特意要慶成轉告尹壯圖：“尹之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意思是一定要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繼續盤查。只要順從聽話，保證不會殺他的頭，也不會判他重刑。
乾隆同時傳諭軍機大臣：慶成因公出差，按規定可以報銷出差費，尹壯圖是自願申請下去盤查，給他提供驛馬已是格外開恩了，所以不能再給出差費。但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纏可能不多，如果不夠用，可以讓慶成在出差費和差役的口糧中酌情分一些給他。
沒有辦法，尹壯圖只好硬着頭皮，跟着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他與其說是到各地進行盤查，不如說是由慶成押着到處認罪。
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們從山西查到直隸，再查到山東、江南等地，地方官員的所作所爲更令尹壯圖不堪忍受。他們對慶成熱情接待，巴結得像老子，卻好像根本沒有看見尹壯圖一般，毫不留情地把他冷落一旁，有些地方甚至連飯食都沒人給他安排。
尹壯圖越查越憤懣，卻又無可奈何，只能仰天長嘆，然後誠惶誠恐地不斷向皇上寫奏摺，承認自己誇大其詞，表示“業已傾心帖服”。
爲了早日結束這場痛苦的遊戲，尹壯圖不得不再次向乾隆懇求：“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乾隆通過軍機大臣傳諭，明確無誤告訴他：還必須一路盤查下去。
在傳諭中乾隆還說：尹壯圖“所過地方甚多，小民有無蹙額之狀、興嘆之語”，都要“體察諮詢，據實具奏”。
乾隆顯然鐵了心要把他徹底整垮。
尹壯圖只好再次違心上奏說：“臣經過各州縣地方，不僅‘藩庫果然完足，毫無虧空’，而且‘百姓俱極安帖。隨處體察，毫無興嘆情事。’”也就是一路上沒有見到一個人有不滿情緒，老百姓全都安居樂業，其樂融融。
乾隆還不滿足，繼續發佈上諭說：
尹壯圖前奏所言商民蹙額興嘆，竟屬全無影響。今已目擊商民樂業情形，自不能復置一詞。但伊從前所聞得自何人傳說，著慶成即向尹壯圖確切詢明，令其指實具奏。(《清史列傳?尹壯圖傳》)
慶成隨即上奏：在他反覆詢問之下，尹壯圖還是不能指實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個人。尹壯圖現在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只求治以虛誑之罪”。
也就是說，尹壯圖以前所說的，都是道聽途說、胡說八道，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現在他的唯一願望，就是儘快回到北京，誠懇接受皇帝的懲罰。
這些彙報終於滿足了乾隆的期望，於是指示慶成結束盤查，帶尹壯圖回京聽候處理。
六、乾隆的煞費苦心全都枉費了心機
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乾隆發表長篇上諭，對尹壯圖上疏事件作了最後定性：
尹壯圖節次復奏，總不能指實一人一事，因令慶成帶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竟敢以不能記憶虛詞，有心欺罔，其咎實無可寬宥矣!(《清史列傳·尹壯圖傳》)
在上諭中，乾隆還指出：原來任用尹壯圖爲內閣學士，只是因爲雲南沒有大員，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倖，還想往上爬，真是癡心妄想。但對他的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胡言亂語、血口噴人的無稽之談，又不能不辨。爲此乾隆歷數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績，從古代至明朝，只有漢文帝減免過百姓一半田租，沒有哪個朝代像本朝一樣多次普免百姓錢糧。在此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之際，內外大臣即使有“不肖之心”，也會在大好形勢的教育感染之下自慚形穢，改邪歸正，有誰還敢“以身試法”?不僅如此，乾隆還發現尹壯圖居然將年過七十的老母親留在雲南故鄉，不能接來北京贍養，豈不是“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對他這種“不但無君，而且無親”的“人倫喪失”之人，自然應該撤銷一切職務，“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押回北京後，尹壯圖被解往刑部受審。乾隆要大學士和九卿大臣責令尹壯圖對要害問題逐一交代。審訊過程中雖然沒有發現新的罪證，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之後，還是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製造假象欺騙公衆，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將尹壯圖判處死刑，上報乾隆。
乾隆批覆此案時，又發了一大通議論。他說：諸位大臣的判決，量刑是十分正確的。尹壯圖如此乖謬不敬，自應按律問斬，即使不馬上處決，也應該發配伊犁，以示懲儆。然而，“朕孜孜求治，兢惕爲懷。從前彭元瑞呈進《古稀頌》，讚揚鴻業，朕因作《古稀說》，有‘以頌爲規’之語。今尹壯圖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謗爲規。”(以上均見《清史列傳?尹壯圖傳》和《乾隆實錄》)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尹壯圖可以肆無忌憚誹謗本朝，朕卻寬宏大量地把他看作善意的規勸，對他的寬容，是多麼仁至義盡、感人肺腑啊!不過正是有了乾隆的這句“以謗爲規”，尹壯圖才得以保住小命。
《古稀頌》是南昌人彭元瑞於乾隆七十歲那年進呈的一篇拍馬屁文章，乾隆讀過之後，極爲嘉賞，隨後便寫了《古稀說》一文。在此文中，乾隆說：回顧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自堯、舜、禹三代以下，年紀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一共只有六個。在這六人之中，漢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終，唐明皇倉皇逃難，宋高宗偏安江南，皆算不上英明的君主，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稱得上真偉人。不過他們身處開國之初，有武功而無文治，禮、樂、政、刑都有不夠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大清朝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世上少有的。如今雖沒有達到天下大同，但也進入了小康社會。且前代所以亡國者，諸如國家內部有稱王稱霸的割據政權，外部有強敵的虎視眈眈，還有諸如外戚掌權、女優禍國、宦官專政、奸臣當道，凡此種種，如今一件都不存在。這種安定團結、繁榮富強的大好局面，自然可以說是“古來稀”了。總之，乾隆對自己的所作所爲甚爲滿意，認爲自己的文治武功不比歷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遜色。
自己既然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皇帝，對尹壯圖的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他也就毫不計較，一切“以謗爲規”好了，沒有必要和其一般見識。他要用對尹壯圖的寬大來表明自己的問心無愧和寬宏大量，所以最後他對尹壯圖的處理頗能體現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加恩免其治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復。”幾個月之後，因內閣侍讀職位甚少，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纔有空缺，乾隆可能是擔心尹壯圖閒出病來，就安排他到禮部擔任主事。內閣侍讀和禮部主事雖然都是正六品官，也同是負責章奏文移及繕寫、校勘等事宜，但內閣畢竟是中樞機構，禮部只是一個普通的政府部門，兩者地位是不可比的。乾隆明明又貶了尹壯圖一下，卻偏要顯示自己有一副菩薩心腸，確實使人啼笑皆非。
乾隆將尹壯圖從副部級降爲正處級，繼續留他在京工作，顯然忘了自己曾將尹壯圖的“戀職忘親”斥爲“人倫喪失”，否則無論如何不會做出這種讓他繼續與母親分離的事情來。倒是尹壯圖還記着皇帝的“教誨”，便以老母在家，當奉孝爲由，十分知趣地辭職回鄉去了。後來嘉慶皇帝即使給他平了反，並召他進京準備重新起用，尹壯圖還是堅決不領情。他的這一舉動，既可視爲對腐敗政治的極端厭惡和鄙視，也是公開表明他原來的所有認罪，寫的所有假報告，做的所有假檢查，都是違心的，只不過是在應付乾隆，以逃避更大的打擊和懲罰而已。由此可以明白無誤地說：乾隆不顧事實，不擇手段，煞費苦心地讓尹壯圖做反面教員，想通過他的現身說法來維持太平盛世局面，讓臣民深刻體會大清的深恩厚澤和當今皇上的豐功偉業，以證明自己的勤政愛民、官吏的清明廉潔和百姓的安居樂業，全都枉費了心機。所以最後顯示出來的結果究竟是乾隆戲弄了尹壯圖，還是尹壯圖戲弄了乾隆，或者雙方都被對方所戲弄，真的難以下結論。
不僅如此，尹壯圖事件而且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議罪銀”制度沒有因而被取消，相反卻把全國人民的嘴巴給堵上了，從此再沒有人敢對時政發表不同意見，剩下來的只是一片頌諛之聲;而清朝的政治，就在這片漫天的歌功頌德的鼓譟中慢慢腐爛，不可逆轉地走向死亡。
尹壯圖的悲喜劇：
1、尹壯圖是一根筋的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
2、乾隆要搞臭他，讓他做反面教員，他只能老老實實配合。
3、不過再軟弱的人，也有倔強的時候，乾隆戲弄他，他也戲弄乾隆，只是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
4、尹壯圖是面鏡子，既照出了自己的軟弱，也照出了乾隆的卑劣和外強中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