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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田漢最初將"義勇軍進行曲"寫在香菸錫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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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戰爆發後,在著名的臺兒莊大捷中,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親眼目睹中國官兵端起步槍、揮舞着大刀,高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冒着日本軍隊的炮火向前衝鋒的壯烈情景。這位美國記者爲這首中國救亡歌曲感動。這首鼓舞中國士兵英勇抵禦外侮的《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而田漢就是地道長沙人——

  一、 《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最初寫在包香菸的錫紙上?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當這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奏響,每一位中國人都會不由自主以莊嚴神聖之情自動肅立,這首原名《義勇軍進行曲》的歌曲早已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最初誕生於1935年,它是一曲響亮的抗日救亡號角,喚醒和鼓舞中華兒女萬衆一心,抗敵救亡。

關於《義勇軍進行曲》詞作創作經過,以往有一種說法:田漢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時,已被關進國民黨監獄,田漢的妻子林維中借探監之機帶出田漢寫作於煙盒錫紙上的歌詞,並交給聶耳譜曲。

其實,《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本人,至少兩次在報紙和雜誌上撰文稱:“這支歌曲,我原想寫得稍長,歌詞寫好後,因(電影)攝製前,我即被捕入獄,就成爲現在這樣子”,“《義勇軍進行曲》這支歌是作爲(電影《風雲兒女》中)詩人辛白華《萬里長城》長詩的最後一節,緊附在第十五節後面的。但據孫師毅兄說,這支歌不寫在(電影梗概的)故事裏面,而是寫在另一張包香菸的錫紙的襯紙上的,襯紙被茶葉水濡溼,字跡模糊,他們從襯紙上一字一字抄下來的。但關於這些,我的記憶跟字跡一樣地模糊了”。

歌詞創作者田漢坦承自己已記不清當初創作的情形,看來《義勇軍進行曲》作詞經過,將成爲一個永遠的謎團了。

解密:田漢最初將"義勇軍進行曲"寫在香菸錫紙上?

不過,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報》上卻載有夏衍同志談《義勇軍進行曲》一文,或許能給雲遮霧罩的謎團來個撥雲見日。

夏衍在1983年報紙中指出:有人誤傳《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寫在一張包香菸的錫紙的襯紙上,連田漢本人也模糊了,其實田漢的《入獄》一詩才是寫在這種襯紙上的。在田漢入獄前,田漢已經交給劇組《風雲兒女》劇本梗概,梗概“寫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約十餘頁”,“《義勇軍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就寫在梗概原稿最後一頁。因在孫師毅同志書桌上耽擱了一個時期,所以最後一頁被茶水濡溼,有幾個字看不清楚了。”

田漢是在1935年2月的一個晚上,送梅蘭芳出國赴蘇聯演出後不久,在家中被捕的。此後夏衍繼續完成了因田漢被捕而留下的《風雲兒女》分鏡頭劇本的寫作。作爲當年的親歷者,夏衍顯然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發言權。

夏衍還提及另外一件事:作曲家聶耳當時聽到田漢被捕的消息後,馬上來找夏衍,說:“聽說田先生寫的《風雲兒女》有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請交給我作曲吧。”

此前,田漢與聶耳已有數十次歌曲的成功合作,且聶耳最初是由田漢從湖南湘潭朋友黎錦暉的“明月歌舞團”發現這個人才的。這一次聶耳要爲《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態度極其堅決。夏衍先生便把譜曲工作交給了聶耳。“聶耳以驚人的熱情與速度譜寫了這首曲子”。這就是《義勇軍進行曲》詞曲創作的基本經過。

  二、《義勇軍進行曲》成爲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最洪亮的怒吼

1935年7月,電影《風雲兒女》在全國放映,此時正逢田漢從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出獄。當他看到報紙橫欄大黑體標題上寫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字句時,感到特別興奮。但閱讀全文,田漢卻得知“戰友”聶耳在日本不幸溺亡的消息。

此前,外間曾紛傳國民黨反動派將逮捕愛國音樂人聶耳,聶耳遂決定離開上海,轉道日本,前往蘇聯學習。但聶耳在日本千葉海邊游泳卻不幸溺亡。

聞此消息,田漢大慟,寫詩一首: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幾吞聲。

高歌共待驚天地,小別何期隔死生?

鄉國如今淪巨浸,邊疆次第壞長城。

英魂應隨狂濤返,好與吾民訴不平!

與此同時,田漢也發現,《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與他的原作相比有所改變,“顯然聶耳在作曲時替我加了工”。

比如,歌詞第一段是“冒着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第二段是“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聶耳把兩段合成一節,保留“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當然更加合理”。

田漢還認爲,聶耳作曲爽朗明快,善於處理別人很不易駕馭的語句,這首歌曲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句子太長,很難駕馭,但聶耳處理起來,卻極爲自然有力。

田漢在內心十分感激聶耳的譜曲,認爲他的曲子充溢飽滿的政治熱情,在全國人民忍無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時,用簡單有力的音節,最好地表達了千萬人的心聲。但是他的感謝已不可能再當面向聶耳表達了。《義勇軍進行曲》也成爲聶耳短暫人生中的最後一件作品。

1935年5月24日,《風雲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舉行首映時,當日,《中華日報》電影宣傳廣告上寫着:“再唱一次勝利凱歌!再擲一顆強烈的炮彈!”《申報》電影廣告欄也寫道:“這兒有雄偉的歌——是鐵蹄下的反抗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迅速傳遍中國大地,且越來越響亮,竟成爲抗戰期間中國軍民齊聲發出的最洪亮怒吼。在著名的臺兒莊大捷中,美國記者愛潑斯坦親眼目睹了中國官兵端着步槍、揮舞着大刀,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冒着日軍的炮火向前衝鋒的壯烈情景。

後來創作有《我的祖國》、《讓我們蕩起雙槳》等名曲的歌詞作者喬羽在1979年《人民音樂》上刊文說:“從我少年時代起,中國土地上便唱着田漢同志作詞的歌曲……許多人唱着抗戰救亡歌曲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消息通過電波傳到湖南偏遠的辰溪,駐紮辰溪的王耀武率領的第四方面軍官兵和湖南大學青年學生,更徹夜高唱抗戰救亡歌曲。駐紮在湘西的軍民,用《義勇軍進行曲》表達他們對抗戰勝利的歡樂之情、感激之意,他們反覆唱着《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壯懷激烈的歌曲,希望衝破眼前一切難關,憧憬未來美好生活能化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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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義勇軍進行曲》唱遍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後成爲新中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不僅唱響全中國,在世界反西斯戰場上,更插上一雙翅膀飛舞着成爲一支國際戰歌,激勵許多國家的革命者爲民族解放而鬥爭。

馬來亞一支華僑和其他各族青年組成的抗日隊伍,就把《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爲“馬來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作爲抗日遊擊隊隊歌傳唱。

早在電影《風雲兒女》在上海放映之時,《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救亡歌曲即經百代上海分公司灌製成唱片,傳到東南亞,直至全世界。1940年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用中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接着他又灌製了一套名爲《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宋慶齡親自爲這套唱片撰寫序言。在當時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線上,《義勇軍進行曲》是代表中國人民最強音的一支戰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勝利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中國教育家陶行知從歐洲回國經過埃及時,在金字塔下聽得有人唱這歌,引爲奇異,此後陶行知在國內數次演講中屢提此事。樑思成在美國講學時,在街頭聽到有人騎着腳踏車吹口哨,吹的正是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回頭一看卻是一個美國十來歲的孩子。肖三在蘇聯莫斯科參加普希金誕生150週年活動時,有外國歌手用中國話演唱《義勇軍進行曲》……以上這些足以證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是一樣搏動的,這當然是田漢、聶耳以及中國新詩歌音樂界的光榮。

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京隆重開幕,會議決定,成立國旗、國徽、國歌、國都擬定小組。7月10日經政協常委會批准,向全國發出征集國旗、國徽、國歌議案,到8月20日,共收到國歌歌詞632件、國歌詞譜694首。劉良模、樑思成、張奚若等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爲新中國國歌。當時有另一種意見認爲,因田漢歌詞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預備只用《義勇軍進行曲》爲曲譜另外再製作新詞。但張奚若認爲,仍用原詞更有歷史意義,並舉法國《馬賽曲》爲例。毛主席與周恩來副主席亦贊其說,謂“安不忘危”。因此,《義勇軍進行曲》成爲新中國代國歌。

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之時,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天安門城樓進行大閱兵。

其時田漢的兒子田海男作爲華北戰車團代團長,他和東北戰車團領導一起帶領新中國的坦克受閱部隊開過天安門,向新中國領導人致敬。當新中國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旋律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時,田海男的淚水頓時模糊了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