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精日”上躥下跳引起衆怒，再加上婦女節剛剛過去，所以今天的主人公是一個讓“精日”臉疼的女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拉貝日記》，發現這一重要史料的人叫張純如。其實，除了《拉貝日記》，張純如還發現了《魏特琳日記》!
但是，知道張純如和知道拉貝的人，遠遠比知道魏特琳的人多得多。
當年，她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爲中國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
當年，日寇瘋狂屠城，她卻五次拒絕撤離，執意留下來保護難民，撐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島，化身“活菩薩”給了多少中國人活下去的希望。
甚至，可以說，她爲中國燃盡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文章有一點點長，讓我們一起耐心認真聆聽她的故事。
一、她不是洋鬼子，她是“華小姐”
1886年9月27日，魏特琳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西科爾小鎮的一個鐵匠家庭。
因爲家境貧窮，她在學生時代打過不少零工掙學費。1912年，魏特琳獲得了伊利諾伊大學教育學士學位，儘管半工半讀，畢業時還是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畢業那一年，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傳教士聯合會。當她聽說中國的教育不發達，不顧親友的反對，執意來到了中國。
根據姓氏Vautrin的音譯，魏特琳給自己取了箇中文名，叫“華羣”，學生親切地稱呼爲“華小姐”。
第一站是在合肥，她排除萬難建立了女校;第二站是在南京，她在金陵女子大學(1930年以後改名爲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增設了教育行政管理課程，培養女中的教師、行政管理人才。
此外，她還想盡辦法募捐，在金大附近買地蓋教室，專門招收附近的貧困孩子，鼓勵金大的女學生擔任教師，在中國首開學生教學實習制度。
雖然魏特琳是一個美國人，但是她對中國這片熱土懷有神聖的使命感，甚至因爲選擇繼續留在中國，放棄了在美國等她結婚的男朋友，從此孑然一身。
時至今日，魏特琳的雕像依然坐落在她曾出任代理校長的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南京師範大學。
在她的日記裏，有這樣一個小故事：
一個小男孩看到我騎自行車過來時，大叫：‘“洋鬼子”!但另一個離他不遠的小男孩立即糾正他說：“啊，那是華小姐!”。
可以說，她的到來，給中國的女子教育，窮人教育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
1937年11月下旬，攻佔上海的日軍兵，分三路向南京進逼包抄，大戰將至!
17日，宋美齡在撤離前，派人把自己的鋼琴搬來，贈給了金陵女大。魏特琳知道危險即將來臨，在12月1日勸離了校長吳貽芳、，卻留下了自己，當時陪她的還有十幾名中國老師。
事實上，魏特琳所在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只是一些外國人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並不是現代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國際組織”，它對主權國家並不具約束力。魏特琳心裏很明白，作爲中立國公民，她留在淪陷後的南京也並不是絕對安全。
也是在這一天，美國大使館最後一次召集所有滯留南京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後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的回答則是：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並毅然在“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文件上籤上了自己的姓名……
事實上，這已經是魏特琳第5次收到美國大使館的撤離通知了。
在第2次接到通知後，她就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有責任負起使命來。
“就像在危險之中，男人不應棄船而去，而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
就這樣，魏特琳不僅留了下來，冒死建議一旦日軍攻入南京，要能仿效上海，在金陵女院建立起難民救助所。
這個建議，日後成了她沉重的負擔，甚至因此得了重病。
三、“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幾乎同時，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整個南京城火光漫天。
日軍進城時，中國軍隊已經撤退，但日軍還是展開所謂“大搜查”。許多日兵進入民宅搜查，見到女人或是就地強姦，或是拉回部隊配給士兵輪姦。
魏特琳在日記中寫的那樣：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這座城市裏找到!”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魏特琳仍然在救濟婦女兒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成了難民所。而且，用她的手中的筆，記錄下了日寇的暴行。
“(12月17日)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在學院中樹立的中立區標誌，和日本大使館官員寫的不許日本兵進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當回事，只有這位金髮碧眼的女士出現並大聲叱喝，他們纔會收斂。
大多數情況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現，拔腿便跑，但有時也用武器威脅她，甚至動手打她。
這些事情，在中國守軍營長郭歧的《陷都血淚錄》中有記錄——魏特琳，是他的救命恩人。
在難民所的日子裏，她自己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裏奪回中國婦女，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隨時應付突發情況。
有一次，她估計將有2700多名難民到這裏避難，但由於日軍瘋狂地強姦、屠殺，驚恐萬分的女人和孩子們紛紛涌入，最多時超過1萬人，她們大多一無所有，魏特琳要向這些難民提供吃住，還要承擔大量的管理工作，壓力頓時增大，已經遠遠超過了她的預期，而且，她不知道這種壓力還要持續多久。
在那些孤立無援、極度恐懼的中國人眼裏，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她不僅保護女性，還幫助她們尋找失蹤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後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設法尋找。
魏特琳一直想方設法改善難民的生存環境，她請來外國醫生爲難民看病、打預防針，爲兒童弄來奶粉和魚肝油，爲女難民開辦學校，補習文化知識……難民們叫她“活菩薩”、“觀音菩薩”。
作爲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國人，她對這個國家的感情甚至超過了某些中國人。她曾在日記中厭惡地寫道：
“可悲的是有的中國人常常帶領日本兵到有點錢的商人家裏去，在日本兵的槍或刺刀的威脅下，他們不得不將錢交出來。”
一次，她看見一箇中國小男孩戴着太陽旗的臂章來給姐姐送飯，便上前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你永遠不要忘記!”
這段時期，魏特琳寫下的大量日記，不僅真實記述了日軍的種種暴行和個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創傷，更成爲南京大屠殺研究的珍貴史料。
南京大屠殺結束後，由於長期勞累和過度的精神壓力，魏特琳患了嚴重的憂鬱症。
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勸說下，魏特琳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回國治病。日軍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她病情不僅沒有好轉，還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懸崖邊緣，回國僅一年，用自殺結束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