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夏，在崎嶇不平的中國西北部地區，中俄兩國的士兵發生了衝突;千里之外，沙皇的海軍艦隊進入了中國的海域，數千中國士兵被派往天津佈防，這是一場清廷不願捲入的戰爭。此前，中俄雙方剛剛就一項條約進行了談判，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
在北京，這一切都歸咎於時年54歲的完顏崇厚，此人是一位富有的貴族，曾經的皇家心腹。不過崇厚此時已被判處死刑，正在獄中等待執行，他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無能的外交官。因爲他被派往俄國就中俄條約進行談判，非但沒能促使沙皇做出讓步，反而給人家送了份“大禮”。
此前，清朝已經談判並簽署了數個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不過，那些都是城下之盟。而這次，卻是因爲外交官員的無能和天真而喪權辱國，慈禧太后(此時已經是她第二次掌權)拒絕承認該條約，並將完顏崇厚斥爲賣國賊。
慈禧太后
清廷的“主戰派”強烈要求處死崇厚，爲他求情的是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很多人擔心，一旦崇厚被殺，俄國將會藉機入侵，或者，清廷一旦變得好戰，可能會拒斥它此前同西方簽下的其他“不平等條約”，引發新的衝突。如今保崇厚不死的是戰爭的威脅，他作爲一個和平締造者真是一敗塗地。
保留崇厚的性命正是避免戰局的基點。不過，到底誰才真正應該對這種局面負責，是完顏崇厚，還是造就他的朝廷?中國最差外交官的故事中最令人感到詭異之處在於，爲什麼是崇厚，一個一直以來總是把事辦砸的人去執行這項重大使命。
崇厚曾被任命治理河流，接着這條河就發了大水，他被撤職，又被調往天津監管洋務。天津發生了針對法國傳教士的屠殺，他又被撤職，並作爲欽差大臣赴法國謝罪。不到三年，他又被皇帝提拔至御前，作爲皇帝顧問團的一員，與同僚一起在與日本的外交糾紛中吃了大虧。爲什麼完顏崇厚犯了這麼多錯，還能官運亨通?
天津，1861年起崇厚在此擔任“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
捐納入仕
王朝爲何最後走向了滅亡，那些過分自我、虛榮和閉目塞聽的獨裁皇帝往往位於故事的核心。而我們故事的主角完顏崇厚，這位被歷史遺忘的、不稱職的滿清官僚，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崇厚出身優越，生逢其時。當然，如果想要生活在“盛世”，1826年出生已經晚了，“盛世”已經是一個世紀前的事了;不過，對於渴望特權的官僚，這是最好的時代，帝國的體制已經腐朽，其中大有可爲。
清朝此時依然自視爲“天朝上國”，因爲中國曾長期在世界上領先，但是，腐敗的吏治和一場大規模叛亂削弱了王朝的力量。在完顏崇厚成年之前，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第一次屈辱地敗給了外國人，並向英國支付了鉅額的戰爭賠償。1850年，洪秀全在南部的廣西起事，建立太平天國，公開對抗朝廷，差一點就將整個帝國拖垮。
帝國的羸弱並未立即被年輕的崇厚所察覺，他的家族世代爲皇帝效命，他也渴望加入這一行列，光宗耀祖。
到了1850年代，清朝國庫空虛、腐敗一如既往，崇厚報答皇恩的機會來了。此時，朝廷一面繼續科舉取士，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可信的、能夠解決財政危機的實幹派來挽救時局。
崇厚的父兄都在朝廷爲官，他們都曾進士及第。曾經，除了少數例外，只有進士纔有機會成爲高級官員，而其中的少數旗人進士，更因爲與皇帝同族，得以成爲大清帝國統治集團的核心。
僵化的科舉考試已經無法適應現實需要，通過科舉選拔的官員大多不通外交事務，於科學技術更是一無所知。事實上，兩個世紀前，康熙皇帝就認爲科舉考試的八股文“空疏無用，實於政事無涉”。
爲了掌握這些無用的學問，崇厚付出了很多努力，卻一直沒能考中進士，只是在第三次參加鄉試時勉強通過，獲得了舉人頭銜。
幸運的是，崇厚生活的時代還有另外一條爲官的路徑：捐納，即買官。捐納的傳統由來已久，以前，買賣的通常都是閒職;到了1950年代，朝廷財政狀況持續惡化，一些擁有實權的職位也開始待價而沽，爲了鼓勵大家買官，朝廷甚至會打折促銷。崇厚的父親和崇厚自己都是通過這條“異途”進入官場的。進入官場後，崇厚又得到了兄長的大力提攜(此時他的父親已去世)。
中國人在巴黎
1853年，崇厚獲咸豐帝召見，三年後，30歲的崇厚就被委任要職——治理京郊的永定河。兩年後，他因爲對洪水處置不當，被皇帝罷免。時值第二次鴉片戰爭，崇厚很快又得到了一項新的任命，赴天津幫辦海防，後來的事實證明，清朝的防禦不堪一擊。外國軍隊攻入北京，清朝戰敗，圓明園被劫掠並焚燬。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迫切需要能與洋人進行外交斡旋的人才。
中國的皇帝視洋人爲野蠻人，不願同這些“逆夷”直接接觸，朝中的重臣同樣珍惜自己的聲譽和顏面，不願屈尊於野蠻人的行列。如今，外國勢力急切地想要瓜分中國，朝廷就派出了完顏崇厚這樣的中層官員。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清朝官員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就領教到了，既然軍事上無法戰勝對方，就只好割地賠款，簽訂貿易條約，對於清朝的官僚，這雖然屈辱，但總好過紫禁城被圍，皇上被迫接見不肯下跪磕頭的洋人。
所以，當崇厚在戰爭結束後的1861年赴天津充任“三口通商大臣”時，這個剛剛創造出來的官職是個無人敢接的燙手山芋(至少對滿清的上層官員來說是如此)。通曉洋務不是優點，反而會爲人詬病，不過，崇厚沒有這種煩惱。比如，1861年，一個普魯士使團前來商討貿易條款，崇厚以爲普魯士在西方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便駁回了他們的請求。在天津，崇厚與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等國就不平等的條約進行協商，有一次，英法的要求也使他“怒髮衝冠”。不過，天津的歲月裏，他對外國人的態度逐漸軟化，後來，他還催促朝廷往各國派遣外交官。“中國從未向外國派駐過外交人員，這會引起外國人的猜疑，應該派遣外交人員，表達我們交好的意願”。崇厚說。
很快，崇厚就親身實踐了他的主張，成爲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個帶領使團出訪外國的帝國官員。不過這次出使並無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它源於天津地區“洋務”的惡化。
1870年春，謠言和猜疑的陰雲籠罩了天津地區的法國天主教堂和育嬰堂(孤兒院)。傳聞稱，天主教堂的傳教士、神父和修女以育嬰堂爲幌子，綁架和殺害中國兒童，並對他們挖眼掏心。實際上，是一些中國人爲了領取報酬，綁架患病的兒童送去育嬰堂。
對於這種傳聞，崇厚先是阻止地方官員的調查，然後又說服法國領事不深究此事。他低估了很多中國人對洋人的仇視情緒，因爲後者長期凌駕於法律之上，不乏爲非作歹之徒。作爲一個置身事外的滿人，那些羣情激憤的漢人(其中有很多人長期不滿於滿人的統治)讓崇厚深感不安，對此，他只是和了和稀泥，並沒有去安撫憤怒的民衆。
19世紀的巴黎
崇厚的策略於現實毫無助益，1870年6月21日，暴民殺死了法國領事，把屍體大卸八塊扔到街上，起因是法國領事和地方縣令在處理教堂事宜時，在爭執中怒而開槍，打傷了縣令的僕人。隨後，約20名外國人(大多數是法國人，其中有2名神父和10名修女)和幾十名中國信徒被殺。爲了安撫法國當局，避免爆發戰爭，清廷將涉事的近20人處決(其中包括並未直接參與屠殺的人)。
“天津教案”事發地望海樓天主堂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崇厚受到的處分不過是降職一級。在給皇帝的奏摺中，他承認自己沒能控制住局面，請求皇帝懲處，不過他也把大部分責任推給了地方官員。他還主動請纓出使法國，代表政府向法國謝罪，最重要的是，旅費自理。
崇厚率領的使團啓程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個笨拙、不幸的使團。崇厚抵達法國時，法國正與普魯士交戰，法國總統無暇接見他，他一等就是好幾個月，不僅如此，在北京，首次掌權的慈禧太后拒絕接見法國的全權公使，這激怒了法國人。處境尷尬的崇厚只能離開法國去了英國，後來又到了紐約，直到他被法國總統召回巴黎，正式向法國當局致歉。同時期的英語媒體對他也大加撻伐。有人認爲崇厚對天津發生的屠殺負有主要責任，雖然這種責難對他有點不公平(起初，有報道認爲，崇厚有意默許暴行，結果一些外國人跳出來爲他辯護)。一份報紙稱，他的官位是用錢買的，這還算得上公道。
這位滿大人很快就回到了御前，1873年6月29日，崇厚陪同外國外交官覲見了皇帝，這是80年來的頭一遭。一年前，他完成屈辱的使命回到中國，進入了兵部和總理衙門。總理衙門成立不久，不過它的氣質跟崇厚很合，因爲它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作爲帝國的外交部，當1873 年日本公使覲見同治皇帝時，它完全沒能經得住考驗，渾然不覺地掉入了對方的陷阱。
這一陷阱涉及兩國之間的一個島鏈，位於沖繩和臺灣之間。當時，琉球王國(位於沖繩)同時向日本和中國納貢，但名義上是一個獨立國家，而臺灣則是中國領土。總理衙門沒有意識到，日本正在極力改變這一現狀。
當時，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藉口琉球水手在臺灣東端遭土著居民襲擊，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這一請求暗含着這樣一個前提，即日本對琉球擁有主權(當然，它同時也承認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皇帝和總理衙門的官僚沒能參透其中的奧妙。未對該請求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只是不承認對此事負有賠償責任，讓日本自行處理。
副島種臣
這樣的反應正中日本下懷。日本隨後派遣遠征軍(包括一些美國人)赴臺灣，中國這才意識到，日本可能以此爲藉口佔據臺灣，局勢似乎就要失控。歷史學家莫爾斯(H. B. Morse)寫道：“兩國似乎正在滑向戰爭，雙方軍隊任何偶然的擦槍走火都有可能成爲導火索。”英國外交官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調停，最終，中國向日本支付了贖金，日軍才撤出臺灣。“真想不到中國會願意因爲自己被入侵而支付賠款。”威妥瑪不無諷刺地說。
這是中國對外關係史上最糟的時刻，並且貽害至今。崇厚在此事中所起的作用很難評估：他只是總理衙門十名官僚中的一個，總理衙門之外，皇帝還有其他顧問。不過，崇厚很快又搞砸了另一件大事，這件事毫無疑問應由他負全責，並且成爲了他官場生涯的“代表作”。
總理衙門辦公場景
崇厚1867年創建的天津機器製造局
召見外國公使
總理衙門
直到1878 年，崇厚是如何使自己成爲一個外交官的，這件事依然非常費解，中國的外交事務爲什麼要託付給這樣一個人?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也願意跟他們打交道)。就像一個失敗的足球經理，之所以被僱傭，只是因爲以前做過足球經理，崇厚就是這樣，被授予同俄國談判條約的使命。當時，中國在新疆取得了罕見的一系列軍事勝利，擊敗了一股尋求新疆獨立的叛軍，這些叛軍的後臺正是俄國。戰爭的勝利使北京鞏固了對新疆的控制，俄國人的如意算盤落了空。終於有一次，中國在談判桌上佔據了上風。
崇厚又出發了。有人建議他走陸路去俄國，可以途經新疆，熟悉該地區的地理環境，這會對他的談判有所幫助。不過，他的目的地——聖彼得堡太遠了，他最終還是乘船先到了歐洲，然後又轉乘火車。在巴黎，他會見了中國的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崇厚對談判的毫無準備令郭嵩燾目瞪口呆，郭斷言，崇厚肯定會把事情搞砸。(郭本來是一位頗具聲望的官員，但卻因爲與洋人“同流合污”被誣衊爲“有二心於英國”，他在公使的職位上只幹了三年。)
北京的朝廷開始意識到，崇厚顯然並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要跟俄國人談判什麼，因爲他發回北京的地圖上有一些地名是錯的。1879 年9 月，崇厚同意了一項條約，不僅沒能讓俄國歸還領土，還將新疆的數個戰略要地拱手送給沙皇，並讓俄國人獲得了寶貴的長期貿易特權，可以越過邊境，深入中國領土開展貿易。這無疑是一項不平等條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所有不平等條約中最不平等、最令人費解的一條。當北京同僚對條約草案的質疑隨信抵達俄國時，崇厚回覆說，條約已經備份完畢，因而無法更改。10 月，《里瓦幾亞條約》簽署，崇厚啓程回國。
《里瓦幾亞條約》簽署地裏瓦幾亞宮
在北京，未等崇厚歸國，條約簽訂的消息已使朝野震動。慈禧斥責了崇厚;朝廷將他關進大牢，罪名是違抗聖旨，因爲他不等朝廷批覆，就擅自簽約回國。士人向朝廷上書，抨擊崇厚“愚不可及”“荒謬可笑”的外交，他們要求處死崇厚，並對俄國開戰。3 月，崇厚被定罪，判處死刑。
多虧維多利亞女王
《里瓦幾亞條約》的國際反應同樣迅速而強烈。聽說清朝要處死一位特使，拒絕承認一項已經簽署的條約，這令西方列強深感不安。一份十年前還嘲弄過崇厚的英國報紙此時稱其爲“不幸的特使”。維多利亞女王致信威妥瑪，表示對崇厚的命運“深感震驚”，她命令威妥瑪以她的名義向清廷施壓，要求特赦崇厚。
維多利亞女王
曾國藩之子曾紀澤被派往俄國，代替獄中的崇厚，要求與俄國就條約重新進行談判。曾紀澤的外交風格傲慢而強硬，他拒絕做出讓步。俄國不願開戰，最終同意了曾紀澤的很多要求。曾紀澤以英雄的姿態回到北京，強硬派從他這裏學到了一種並不可靠的經驗：永遠不要對外國人讓步。
曾紀澤
1880年8月，崇厚獲釋，西方人不僅爲他求情，俄國人還以保全他的生命作爲與曾紀澤重新談判的條件。因此，崇厚的外交滑鐵盧雖然終結了他的官場生涯，但也救了他的命。
崇厚提前退休，在北京的大宅子裏過起了閒適、富裕的生活，讀讀書，侍弄侍弄花草魚蟲。崇厚的宅邸有100多間房，他也不遺餘力地想要填滿它們：在他生命中的最後13年，他與一名小妾共生了6個孩子(此前他已經有9名子女)。在此期間，崇厚也竭力想要恢復自己的名聲，慈禧50大壽時，他向朝廷捐獻巨資爲太后祝壽，但收效甚微。1893年，崇厚去世，恢復名譽的使命留給了他的後人。
崇厚很委屈，出獄後，他逢人就說，自己是一隻替罪羔羊。批評他的人認爲，他只知道到處爲自己辯解，卻不肯“閉門思過”。其實他大可不必擔心“遺臭萬年”，因爲中國的歷史學家大都忽略了他的存在，《經世悲歡：崇厚傳》的作者湯仁澤是個例外。湯仁澤認爲，要以史爲鑑，我們就必須關注崇厚這樣的“平凡人物”。腐敗僵化的體制造就了中國最無能外交官，正是這個體制，不斷地提拔他，容忍他的失敗，直到他犯下無可容忍的大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