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 )，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時期遷都北京。傳十六帝，共計276年。明朝時期君主專制空前加強，多民族國家也進一步統一和鞏固。明初廢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同時也爲中後期宦官專政埋下伏筆。明朝時期農民反封建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方學漸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方學漸(1540~1615)，方祉次子。字達卿，號本庵，桐城人(今安徽桐城市區鳳儀裏)，明代著名學者。明代中葉桐城學術的領頭人，東林黨魁。爲諸生祭酒二十餘。領鄉薦，棄去，專事講學。以子大鎮貴，贈大理寺少卿。學漸著有《邇訓》二十卷，《桐彝》三卷，及《心學宗》等，均《四庫總目》並傳於世。
人物介紹
方學漸(1539-1615)字達卿，號本庵。安徽桐城人，明代著名學者。明代中葉桐城學術的領頭人，東林黨魁。爲諸生祭酒二十餘。領鄉薦，棄去，專事講學。方學漸(明善先生)是繼何唐之後於桐城興教倡學的鄉里大師。他終生未仕。爲諸生時即與士人結社論文，講論學術。晚年築桐川會館，獻身講學，爲桐城風教的振興和此後人才的涌現作出了一定貢獻。著有《易蠡》等，爲明代中葉桐城學術的領頭人，東林黨魁，“方氏易學學派”的創始人。
方學漸，人稱明善先生，爲方家《易》學創始人，著有《易蠡》，方學漸少學有成，但屢試不第，遂一意問學，力主兼容儒釋道三家，崇尚實學，圖以朱學補陽明心學的空幻，聲震於皖江、東吳。朱彝尊雲："方氏門才之盛，甲於皖口，明善先生實濬其源。東南學者，推爲幟志焉。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後專事講學。據《安徽文獻書目》，記錄赴東林講學的《東遊記》外，著有《易蠡》、《桐彝》、《邇訓》、《心學宗》、《性善繹》、《銅川語》等書。因方學漸曾受學於泰州學派的耿定理，《明儒學案》把他列入《泰州學案》。祖父方諱印，弘治甲寅任天台縣令，廉潔恬靜。甫一年卒，祀名宦。子方大鎮(公元一五五八——一六二八年)、孫方孔灱(公元一五九一——一六五五年)、曾孫方以智(公元一六一一年——一六七一年)，都是當時有學問的名士兼官吏，也是直接間接參加東林黨的人物。明代中葉桐城學術大興人才迭起。先有何唐、童自澄、方學漸等結社講學，繼有方以智、錢澄之等著名學者興辦學館，傳播各種學說，講述各種文論。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方學漸幼讀經史，十歲能文。12歲喪父，將“立品、讀書、擇友”作爲自己座右銘，勤勉奮發，學識過人。漢陽張甑山爲桐城教諭，十分器重方學漸，曾向主試官推薦，對此，方學漸不以爲然。及至應試，避而不就，並說：“因人詭遇，吾不爲也。”後與鄒東郭、呂新吾、馮少墟、顧涇陽、高景逸等名士交遊，學識益進，以布衣主文壇講席二十餘年，他的講學活動遐邇聞名，不但在皖江一帶到處傳揚，而且遠揚東吳，博得東林黨的好評。東林黨人請他到“東林書院”講“身心性命之學”。高攀龍尤其推崇他，把他與東林盟主顧憲成並稱。晚年於桐城建“桐川會館”，邀教渝張甑山、桐城學者何唐爲主講，開桐城設館講學之先河。弟子數百人頂禮受教，其中有後來成爲方以智老師的王宣。黃宗羲說他：“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
四方講學
方學漸曾出遊各地，四方講學。著有《會言》、《東遊》、《北遊》、《南遊》等書。出遊講學時，每逢地方官員迎送，必事先派人謝絕。他淡泊守志，喜善規惡，崇尚禮儀，所著《祠規》、《飲酢詩歌》記述了當時族祭、婚嫁、吊慶應遵循的禮俗。對家鄉建廟宇、修橋樑、辦塾學、修家譜都盡力資助，熱情參與。還捐資置義山於縣城外西山之麓，用以埋葬無主屍骨。年75卒，學者私諡明善先生。遺著主要有《易蠡》10卷，《孝經繹》1卷，《心學宗》4卷，《桐彝>>3卷、續2卷，《爾訓》20卷，《崇本堂稿》22卷、續2卷，《別稿》4卷。
學術主張
方學漸早年師事耿定向，就學譜論他屬於王門左派，故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他列入“泰州學案”。可他偏偏不贊成王畿的“四無說”，斥責“《天泉證道記》爲傅會”。企圖恢復正統王學。但是，他治學以“崇實”爲主旨，強調“理是實理，事是實事”，堅持“究良知而歸實”的學術價值取向。在這個取向的指導下，他實際上借“濂洛之教”來救王學末流的空疏之弊，其結果卻同他的主觀願望相反，以折中程朱陸王爲歸宿，真正地背叛了王學的立場。正因爲方學漸的哲學是調和“心學”和“理學”的產物，故它絕不是“道學”的簡單翻版，而是有着獨特的內容。他的哲學重點在於論述“心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基本觀點是認爲“心體至善”、“性定是善”。但當他論證“心體至善”的道理時，所依據的理論則是“生理”說。他說：“陰陽、剛柔、仁義，皆生理也，雖不能無殺而殺，亦所以生之也，此可以識性善之原矣”，認爲從“生理”的本質在於生物成物(即使不得不滅物，歸根結底還是爲了生物成物)就能瞭解“心性”何以至善。因爲“生理”既然“生生毫無殺機”，是至善的，那麼得“生理”以成的人性，就不能不是至善的。方學漸還認爲，“欲”同“性”是不可截然分開的，既然“性”源於“理”，那麼“欲”也就與“理“相關。他說：“赤子初生，口欲食，眼欲視，體欲安，意欲適，四者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慾乎!而理在其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是將“感物而動”之慾說成即“性”之“欲”，認爲這種基於“性”而發的“欲”，根因於“理”;“理”是“天理”，則“欲”也就是“天性”。這是對道學家“存天理，滅人慾”說教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