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政變後，爲什麼顧命八大臣就只有景壽被重新啓用?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臨終之際，立皇長子載淳爲皇太子，另以載垣、肅順等八人爲顧命大臣、總領朝政，以兩宮太后(慈禧、慈安)持印監理朝政。但不久，顧命八大臣便與兩宮太后因爭權而矛盾加深，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祺祥政變”，顧命八大臣全面敗北，其中三人被殺，一人流放，四人免職，而身爲顧明八大臣之一的景壽卻在數月後便再度進入朝堂，這又是爲何呢?
“祺祥政變”爆發後，對顧命八大臣的處理原則
雖然同爲顧命大臣，但處理結果卻各不相同，其中愛新覺羅·載垣、愛新覺羅·端華被賜自盡，愛新覺羅·肅順被處斬，託和絡·穆蔭被流放，富察·景壽、匡源、杜翰和焦祐則僅僅被免職，而從不同的處理結果中，我們不難發現慈禧他們關於八人的處理原則。
1、威脅最大者，皆被處死。在顧命八大臣之中，被處死的載垣、端華、肅順不僅僅是顧命大臣，他們還是皇親貴胄，其中載垣和端華分別是怡親王、鄭親王，乃是大清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也是咸豐最爲信任的兩位親王，而肅順則是鄭親王端華的弟弟，官居協辦大學士。這三人乃是一黨，也是“顧命八大臣”的領袖，更是八大臣中權勢最重、影響最大、黨羽最多之人，自然也是對慈禧、慈安等人威脅最大之人。正所謂“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因此這三人事後均被處死，不同的是更爲尊貴的載垣、端華被賜自盡，而肅順則被處斬。
2、打擊面偏小，穩定局勢。之所以沒有將八人全部處死，其實也是出於迅速穩定局勢的考慮，尤其是對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的處理，除穆蔭因“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節尤重”的原因被判流放之外，其餘三人則只是被免職。這四人在擔任顧命大臣之前，乃是五位軍機大臣之四，在朝臣中影響甚大，爲了降低朝政動盪程度，因此處理較輕。此外，朝臣之中，也僅有吏部尚書陳孚恩、吏部右侍郎黃宗漢等與肅順等人關係密切的官員、太監共19人，分別被革職、發配，並未持續擴大打擊面。簡單迅速的了結此事，也是爲了防止朝政持續動盪。
3、盡力收攏人心，穩定朝政。雖然是血腥的權力爭奪，但在處理顧命大臣之時，慈禧等人仍然做足了功夫，例如諭旨中說載垣、端華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惡極，本應凌遲處死，但朝廷還是“加恩賜令自盡”，而肅順則“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極應該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但畢竟還是皇室宗親，故而“著加恩改爲斬立決”。慈禧等人的意思再明顯不過，即使這些人罪大惡極，但朝廷鑑於他們曾經的功勞，朝廷已經是法外施恩了。此外，兩宮太后和恭親王還將從肅順府中查抄出來的往來賬目和書信，全部送到軍機處當衆焚燬，一方面是爲了避免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則是爲了收攏人心。
從這種處理原則來看，慈禧等人意圖儘快結束這場動亂，使朝政迅速回到正軌。正是在這種原則之下，景壽得以逃過一劫，而他之所以能夠迅速再被啓用，則與他的身份和政治立場有關。
同爲顧命大臣，景壽被啓用與其身份和立場有關
顧命八大臣之中，雖然只有三人被殺，一人被流放，四人被革職，但除了景壽之外，其餘得以活命的四人卻再也沒有機會進入朝堂，爲何景壽卻能在政變僅僅數月後便再度被啓用呢?
首先，景壽的身份和成爲顧命大臣的原因均較爲特殊。顧命八大臣中，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乃是皇親，穆蔭、匡源、杜翰、焦祐四人則爲原軍機大臣，他們七人乃是一黨，而只有景壽的身份比較特殊。景壽是道光帝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的駙馬，也就是咸豐帝的姐夫，作爲外戚，景壽在熱河行宮的主要職責便是陪大阿哥載淳讀書，以他的身份和職務來說，原本是不夠資格當顧命大臣的。
然而，清朝祖制規定，顧命大臣必須有“親”、有“賢”，載垣、端華、肅順雖爲皇親，但畢竟是皇族遠支，因此顧命大臣中還必須有咸豐的親族在列，原本恭親王奕訢不論是身份、資歷、人望方面都完全夠資格，奈何咸豐對其忌諱極深，與載垣、端華、肅順等人也是政治對手，因而被排除在外，就連與恭親王奕訢一黨的另一位軍機大臣文祥，同樣被排除在外。如此一來，身爲咸豐親族，又恰好在熱河，且並無政治威脅的景壽便被擡了出來。可以說，景壽被列入顧命八大臣，一開始就是被裹挾進去的，他並非載垣、端華、肅順一黨。
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身份，景壽在於慈禧等人的權力鬥爭中，表現的也沒有那麼積極，慈禧等人自然對此心知肚明，因此並未對其進行嚴懲。也正因爲這種身份，他極有可能也受到了肅順等人的排擠，因而導致其在這場權力鬥爭中站隊慈禧，成爲了慈禧等人的“耳朵”、“眼睛”。
因此，當“顧命八大臣”被扳倒之後，在朝局重新穩定下來之後，景壽便又重新出現在了朝堂上，甚至一路青雲直上，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統，三月授御前大臣。同治三年(1863年)七月賜紫繮，十月授領侍衛內大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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