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上英雄人物輩出，董仲舒的故事大家聽過嗎?
一、致力葉春秋曳雜糅百家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西漢時期的儒學大師，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他年少刻苦好學，曾以三年不窺園、而悉心研究《春秋公羊傳》等儒學經典，這在中國學界譽爲佳話。景帝時任博士官。武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詔先後三次對策，進獻著名的“天人三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武帝採納其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主要著作有：《舉賢良對策》3篇、《春秋決事》10卷(已佚)和《春秋繁露》17卷82 篇。董仲舒致力於《春秋》和《春秋公羊傳》的研究和闡發，並與當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相聯繫，這既成就了他自己的公羊春秋學大師的名譽，也使公羊春秋學受到西漢當政者的高度重視，使之成爲顯學。
董仲舒的思想學說，是以儒家思想爲中心、雜以陰陽五行乃至黃老法名思想所形成的一個儒學新體系。這是中國儒學演變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
二、天人感應天人合一
董仲舒基於王道和霸道皆本於仁的儒家政治思想，又利用陰陽五行說進行論證，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天人感應”說認爲，天主宰人類社會，天人之間存在着一種神祕的聯繫，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爲也能感動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着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人的行爲(主要指帝王的行爲、措施和宗教儀禮)能夠使天改變原來的程序安排。
恢復宗教化的神靈之天是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主旨。利用常人所見到的自然之天的形象，把自然之天神祕化，使之具有仁愛、尊貴的性格，用神祕化或人格化的神靈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在董仲舒看來，“天，仁也”，而仁又是最高的道德規範和道德原則，所以仁就是神靈之天，或者說最高的道德規範，道德準則就是來源於神靈之天。
將陰陽五行倫理化是“天人感應”的重要內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二十多篇文章集中討論陰陽五行，把其中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5點：(1)陰陽五行從屬於天，體現着天的意志;(2)陰陽交錯，形成四時和情緒;(3)五行之間比相生而間相勝;(4)五行與東南西北中五方和四季及四時相配;(5)陰陽五行具有倫理品格。這些觀念在先秦的陰陽五行說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現過，尤其是《呂氏春秋》的 “十二紀”中更爲系統。董仲舒則吸收了前人的觀點，更加賦予它們以倫理人格的色彩。他在《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中說：“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渚授之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孝之行也。”董仲舒還進一步把仁、義、禮、智、信強加於五行，在《五行相生》篇中，把五官與五行相比附，說司農、司馬、司營、司徒、司寇五種官職取法於五行，司農尚仁，取法於木;司馬尚智，取法於火;司營尚信，取法於土;司徒尚義，取法於金;司寇尚禮，取法於水。若五官效法五行行事，便能和諧相順;若違反了，就會發生相剋相逆的後果。同時，董仲舒將陰和陽也進一步倫理化，提出“陽尊陰卑”、 “陽貴陰賤”的說法，陰陽兩氣基於寒暖的性質，便有了奪予、戾仁、急寬、惡愛、殺生等道法的或倫理的性質了，它們與五行一樣，被董仲舒倫理化了。
天與人之間在“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中，有一個神祕的通道，以天爲主動而以人爲受動，達到最終的諧和融渾，即“天人合一”。神靈之天是最高主宰，執掌人類社會的一切，君主只能按天意行事，作了神靈之天的代言人或執行者。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的原理，着重說明人是天的副本或縮影，人的形體和精神均於天的某些特徵相似，如天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人有喜怒哀樂四感，而這天與人之間是相通的、合一的：春氣喜，夏氣樂，秋氣嚴，冬氣哀;人得春氣因而博愛容衆，得夏氣因而盛養樂生，得秋氣而能立嚴成功，得冬氣因而哀死悲慟。人與天就是這樣的感應，也就在這神祕通道上達到協調合一。
三、三綱五常人應天意
董仲舒按人性將人分爲三等：“聖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而“中民之性”是作爲主要對象來研究的。董仲舒看重教化的作用，在他看來，“聖人之性” 是先天至善至美的，不必教化，“斗筲之性”則是先天至惡至醜的，又不可教化的，而真正值得教化的就是“中民之性。”因爲他們有“善質，而未能善”。有“善質”，因而有可能通過教化使之向善乃至極善;“未能善”，因而必須進行教化才能使之向善，否則就會走向“斗筲之性”。很明顯，董仲舒的人性論，與孟子的“性善”說相對立，而與荀子相近，但又與其“性惡”相異。他與荀子都強調教化對塑造人格的重要作用。教化的理想結果，就是使人向善、向天。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新儒學思想體系中，天的本質決定人的本質，天的意志主宰人類社會，所以他進一步把倫理準則和人格規範歸結於天，通過教化使人能感應天的意志，按天的意志辦事，更具體地說，就是“三綱五常”。董仲舒通過神祕化的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三綱五常”是出於天的，是天意，人們必須遵守。因此，他認爲教化人的主要準則就是“三綱五常”。人的行爲、言語符合 “三綱五常”，就說明其“中民之性”已然向善，甚至達到了至善。
在“陽尊陰卑”、“陽貴陰賤”的基礎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中進一步推論說：“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事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這裏說明君臣是天地關係，夫婦是陰陽關係，父子是四季關係，而天地關係和四季關係歸爲陰陽關係，所以他進一步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渚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並強調“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陽。”陰只能對陽起配合作用，不能與陽相併;陽居主導地位，陰居輔助地位，這是永恆不變的天意，因而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就是永恆不變的天意。這就是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同樣，董仲舒又把仁、義、禮、智、信配人五行，以仁配木，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以義配金，以禮配水，論證仁、義、禮、智、信“五常”與“三綱”一樣，皆是神聖的天意，是永恆合理的。“三綱五常”，就是他用以教化民衆和檢驗民衆向善程度的準則和標尺。
四、君權神授三統循環
董仲舒將人與天、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納入一個整體的循環系統，將天、自然神祕化、人格化、神聖化，再由天、自然來論及人、社會。由此，他說明了大一統和君權神授的思想，大一統和君尊是天、自然的預兆和代表。天、自然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它以陰陽五行的交錯互生而永恆不滅，那麼復錄和代表天、自然的人、社會也是以陰陽五行交錯而永恆存在，這就生髮了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 和“天之道終而復始”的天人宇宙論圖解。
繼承戰國末年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董仲舒基於 “天不變道亦不變”和“天之道終而復始”，又提出“三統” 的歷史循環論，“三統”就是黑統、白統和赤統。據史載，夏朝以寅月(農曆正月)爲正月，商朝以丑月;(農曆十二月) 爲正月，周朝以子月(農曆十一月)爲正月。寅月以黑色爲上色，因此夏朝爲黑統;丑月以白色爲上色，商朝爲白統;子月以赤色爲上色，周朝爲赤統。歷史的變化，就是三統的周而復始。漢代繼周而起，應以寅月爲正月，色尚黑，這就叫做“改正朔，易服色”，用這種辦法標誌一個新的統治者重新受命於天。歷史就按黑統、白統、赤統相交替，周而復始，演示社會的盛衰蛻變。但朝代的更迭，只是黑統、白統、赤統的循環，但不是根本性質的變化，因爲它們都基於天、源於天，這一點是永恆不變的。朝代君王可變，然而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就是因爲“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董仲舒“三統”的歷史循環論，最終歸結爲“天不變道亦不變” 的命題。
五、得失同在譭譽並存
董仲舒作爲先秦儒學的繼承者和漢代新儒學的奠基者而載入史冊。“天人感應”的新儒學體系，將天與人、自然和社會囊括其內，開啓了原始儒學的視野，也轉扭了傳統儒學的發展方向。他的基本思路，是將人天、社會自然納入自己研究的系統之內，將天、自然神祕化且人格化，再由天、自然論及人和社會，將神祕化和人格化的天視爲宇宙的最高主宰，視爲人、自然的淵源，從而在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互通之中來建構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會圖式。他的思想是一個充滿神祕色彩的體系，他對自然社會、天人的解讀範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着中國文化的特點。既是神祕，就勢必充滿了一些不清晰的東西，因此後世對它的詬罵和讚譽也就都隱藏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