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 年，馬鐙最早見諸史籍。馬鐙的出現，是古代冷兵器戰爭中的重要轉折點。它決定了騎兵作戰方式的革命性轉變。由此，騎兵在戰爭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在戰爭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騎兵衝擊戰術的成熟：馬鐙與馬槊
從單馬鐙到雙馬鐙的歷程
在吳赤烏二年(239 年)，東吳交州牧呂岱平定一場叛亂，當時他年已八十，有人寫信恭維他：“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從信件行文判斷，當時上馬應當有了某種輔助工具，可以幫助騎手“跨躡”，呂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馬背。信中引用老年廉頗被甲上馬的典故，但戰國時代尚無單馬鐙，廉頗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騎手的必備技能，而呂岱是有輔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時人的驚異。聯繫考古成果可以推測，在呂岱的三國時期，輔助騎士上馬的單馬鐙可能已經出現。
目前考古所見較早的單馬鐙造型，是西晉永寧二年(302 年)長沙墓葬的隨葬馬俑，在呂岱平亂之後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馬俑的左側都塑有一個三角形馬鐙，騎者的腳也未在鐙中，所以發掘報告作者推測“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騎上之後則不用鐙了”。考古實物並不代表這種技術出現的最早年代，現在出土的也未必是製作最早的單鐙陶俑作品，這中間存在幾十年的時間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測，在公元240 年代的三國鼎立時期，用於輔助上馬的單馬鐙已開始運用。
從長沙西晉墓的陶俑可見，這個時期馬鞍的鞍橋極高，前後鞍橋之間非常狹窄。這種結構可以給騎手提供較穩定的依託，但確實也給上馬造成了極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單馬鐙都在馬體左側，人都習慣從馬匹左側上馬，這也可以旁證單馬鐙爲輔助上馬的工具。呂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馬的長沙都在長江以南，並非戰馬原產地和騎兵戰術普及之地，對這個現象可以用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一說它們更能證明單馬鐙在整個中國文化圈的廣泛運用;也可以說，是對騎馬並不熟悉的地區首先發明瞭這種輔助上馬工具，然後才向其他地區擴散。由於出土材料尚比較有限，目前難以做出定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從三國後期到西晉時，正是高橋馬鞍與單馬鐙組合的盛行時期。騎手在馳騁時將一隻腳放在單馬鐙中，也可以獲得一些支撐。當騎手意識到這一點時，雙馬鐙便順理成章地出現並普及了。羅宗真先生對此的解釋非常有見地：“到魏晉南北朝時爲了更好的騎坐穩當，馬鞍才前後起橋，鞍橋直立，稱‘兩橋垂直鞍’……到了這個時候，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部件，隨着高橋馬鞍的出現而產生，這就是鐙。”
考古材料提供的雙馬鐙普及時代，也是4 世紀的東晉十六國時。南京象山東晉墓7 號墓出土一尊陶馬俑，“兩側有鐙”，應是雙馬鐙的較早代表。1954 年西安草場坡1 號墓出土了一組鎧馬陶俑，明確塑有雙馬鐙造型，以前考古學者認爲是北朝墓葬，現在逐漸改爲十六國的前後秦時期。至於較早的雙馬鐙實物，則是遼寧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 年)馮素弗墓。
至於馬鐙最早見諸史籍，學界一般認爲是359 年東晉豫州刺史謝尚事：“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然《太平御覽》引此條作“橙”，則謝萬當時所求未必是馬鐙，而可能是上馬時腳踩的木凳(這也是東晉名士舒緩風度的體現)。文獻中關於馬鐙的最早確切記載應是《太平御覽》引《南燕錄》，在399 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鑾“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鐙而跳上馬背，這更反映出早期馬鐙作爲上馬輔助工具的性質。
能否在更小的範圍內確定馬鐙的起源地?王鐵英認爲東北地區的鮮卑人首先採用了馬鐙。但通過上文可見，中國南方也有西晉時期的單馬鐙和東晉時期雙馬鐙陶俑，它們在時代上不晚於甚至早於東北地區的考古發現。限於目前的材料，尚難以做更深入的討論。德國考古學家馮· 勒科克曾推測：“馬鐙或許起源於騎馬民族，他們想要騎乘時不那麼疲勞;或者起源於非騎馬民族，他們有必要快速掌握騎馬戰鬥的技能。”這代表了思考馬鐙起源問題時的兩個切入點，而且技術的發展也未必是絕對單線的。
不過，我們可以嘗試總結中國馬鐙發明的脈絡：漢代騎兵採用衝擊戰術後，用戟或矛作戰需要加高馬鞍保持穩定;馬鞍變高後，上馬困難，導致長沙西晉墓陶俑三角形單馬鐙的出現;這種作爲上馬輔助工具的單鐙，到十六國時進化爲雙馬鐙，使騎兵擁有了比高馬鞍更能保障其穩定性的手段。至此騎兵衝擊戰術也完全定型，騎兵正式成爲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到隋唐時期以至今日，因爲雙馬鐙早已普及，馬鞍的造型反而又變得較淺，因爲馬鐙已經爲騎手提供了足夠的穩定，不再需要過於高且笨重的鞍橋了。
從製造工藝的層面看，馬鐙本身並沒有任何“技術含量”，但它經歷了數百年的孕育過程。對於中世紀的西亞、歐洲，馬鐙是和騎兵衝擊戰術同步傳入的，所以西方史學界未能注意兩者間的先後關係，而只有從中國的文獻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這一發展脈絡。
以上是馬鞍、馬鐙的作用與器型層面變遷的研究。如果我們繼續追問，爲什麼只有中國漢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馬鞍並導致馬鐙的出現，難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騎兵就沒有這種需要?或者像C. S. 古德里奇提出的疑問，就是高馬鞍配合矛戟的戰術是否真正有效?因爲如果這種戰術根本無效，我們很難想象，從兩漢到三國直到西晉的軍人們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馬鞍，好像高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喚馬鐙的出現。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探討中國騎兵在不同時期的軍事職能和地位，特別是中國古代騎兵面臨的與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騎兵完全不同的戰爭目的和環境，以及由此決定的騎兵戰術手段，正是這種戰術需要導致了鞍具、鐙具的出現和變化。
馬槊的普及
4 世紀初，衝擊作戰已經成爲騎兵最主要的戰術，騎兵的武器也從戟進化爲馬槊。從前引漢代文獻和畫像石、隨葬俑等文物看，兩漢時期騎兵的近戰衝擊武器主要是長戟(孝堂山、孫家村畫像石，武威雷臺漢墓)，到三國時代文獻中，騎兵使用長矛的記載已經比較多見。漢魏時習慣將長一丈八尺的長矛稱爲“矟”或“槊”(皆音朔)，其長度約爲今天4 米左右。故從邏輯上講，槊本屬於矛，但只有較長的矛才能稱爲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取消了前部橫向的戈刃，從而專用於刺殺。楊泓先生總結了馬矟取代戟的技術原因，認爲是戟橫向的枝妨礙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對穿鎧甲敵人的殺傷力不如矛槊。他舉了《後漢書· 董卓傳》中的記載：李肅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呂布隨之用矛刺殺了董卓，以此證明戟的刺殺效果不如矛槊。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細尋戟、矛、槊三者的區別，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即騎兵刺殺武器應當在保證穿透力的同時，還要滿足兩個因素：
一是避免對騎手形成太強大的反衝力。戟的橫刃頂撞到敵軍後，顯然會增加騎士落馬的危險。當然，騎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 懷特所言，不是將戟緊夾在腋下，而是靈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隨時可以脫手(孝堂山畫像石中的漢軍騎士似乎也有這種特徵)。但這樣做的負面作用就是衝擊殺傷力降低，特別是對穿鎧甲的對手可能起不到足夠的殺傷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長杆完全貫穿敵軍身體而難以拔出。對於高速奔馳的騎士來說，這樣也會帶來跌落馬背的危險，且無異於喪失了自己的兵器。這可以稱爲武器刺中對手後的“停止作用”。懷特在討論馬鐙騎兵的武器時說：
馬鐙騎兵用長矛衝擊時，長矛可能完全戳穿對手的身體，使攻擊者難以掌握。如果敵人衆多時，這種情況會很危險。所以，爲了避免這種情況，有必要在矛鋒後面增加一個橫檔以方便拔出。爲此許多中亞人將馬尾毛綁在矛鋒之後。其他人則在矛鋒後的木杆上釘上一塊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
懷特所言的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國十六國到南北朝時代的馬槊上也有體現，時稱“眊”和“幡”。518 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勢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賜其人、馬鎧甲七套，此外還有“露絲銀纏槊二張並白眊，赤漆槊十張並白眊，黑漆槊十張並幡”，此處槊上裝的白眊和幡，就類似懷特討論的馬尾和燕尾旗功用。比槊上的眊、幡實用性更強的，則是金屬絲的“纏”。前述西晉八王之亂時，關中軍隊開入洛陽，五千名騎士都手持“鐵纏槊”。古代註釋家和類書編輯者都沒有對馬槊的“纏”做出歸納解釋。從文獻來看，這種“纏”是用
金屬絲纏裹在槊鋒之後的木杆上。南朝梁武帝的第四子長沙王蕭晃有武力，他曾“以馬槊刺道邊枯櫱，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可見銀纏能增加馬槊和目標間的摩擦力，這和懷特所論燕尾旗的作用相似。但在實戰中，“纏”的作用尚無直接文獻記載。
衝鋒刺殺動作要領：交、合
林恩· 懷特對騎兵戰術的探討，其知識背景是歐洲中世紀以來非常普遍的騎士戰爭。就在法國學者德諾埃特和懷特讀軍校的時代，使用冷兵器的騎兵仍然存在，所以歐美人對這些騎兵戰術並不陌生。而在中國，宋代以後文、武官員分途，有實戰經驗的軍人很少能用文章記載詳細的戰鬥過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極少接觸真實戰爭，使得全社會普遍缺乏對戰爭的細緻瞭解。在這個基礎上，元明以來的流行的市井說唱文學，尤其是以《三國演義》爲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又對冷兵器戰爭進行了很多脫離實際的虛構，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戰爭敘事模式，使得中國大衆對冷兵器戰爭有諸多誤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騎馬的武將之間的對打。在《三國演義》等作品中，所謂戰爭就是兩員大將在陣前交鋒，其他將士都是觀衆，兩員大將的勝負就標誌着整場戰爭的結局。而兩人之間的對打又充滿了虛構，兩人往往可以大戰數百“回合”不分勝負，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繼續較量。根據演義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也往往照搬這些描寫，造成古代騎兵戰爭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霧，難以還原。所以，本書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騎兵具體戰術進行一些討論，努力還原真實的歷史現象，再由此探索當時的戰爭規律。
和步兵相比，騎兵的優勢在於速度。馬匹的奔跑速度遠遠高於人。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騎兵要靠馬匹的高速衝擊來刺殺對手。根據物理學的動量公式E = mv2(衝擊力= 1/2
× 物體質量× 速度的平方)，對於衝鋒的騎士，這個質量m 是人和馬相加的重量，速度v 則是馬匹奔馳的速度，其動量遠比手持長矛進行刺殺的步兵高，所以騎兵在戰鬥中必須高速奔馳以便進行刺殺。反之，如果騎兵處在靜止狀態就不具有動量優勢，且戰馬是遠比騎手明顯的目標，很容易招致殺傷，所以騎兵戰術的本質就是運動。
當騎兵互相作戰時，最常見的是雙方相對衝鋒，在接近的瞬間用馬槊瞄準、刺殺對手，同時試圖躲避對手的刺殺。由於戰馬衝擊的速度快，一次交會之後，雙方距離會拉開。這樣交會一次，便是一“合”，或稱“交”。如劉宋朝孝武帝初年的內戰中，兩名騎兵軍官單獨決鬥：“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槊鬥，僧整刺僧愛，殺之。”當然，在實戰中這種軍官兩人單打獨鬥的場面比較少見，騎士面對的往往是敵步兵或騎兵集羣，所以在一次衝擊中可能要先後與多名敵軍交手(如果他還幸運地活着的話)。在東晉攻滅南燕的戰鬥中，一支晉軍騎兵擊敗了燕軍騎兵，晉軍官孟龍符追擊速度太快，單獨與大量敵騎兵交戰：“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槊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當騎士衝過敵軍陣列後沒有傷亡，且仍有戰鬥意志的話，可以讓戰馬掉頭再次衝鋒，再進行一“合”。南齊將領張敬兒曾擔任騎兵隊主，爲掩護主力撤退而與數千敵軍交戰，“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這樣往復多“合”，傷亡概率極高，而所謂“數十合”顯然也有誇張的成分。
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將士一般都靠斬獲敵軍的首級記功。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參與攻滅沮渠氏的北涼政權，“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由於騎兵戰鬥都是在奔跑中進行的，騎士下馬斬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時斬首工作需要別人代勞。劉宋朝的一次內戰中，叛軍將領魯爽和朝廷騎兵軍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範雙斬爽首”。南齊的一次內戰，叛軍首領王敬則被朝廷一方的騎將崔恭祖刺殺，但崔未能及時斬首，另一名軍官袁文曠斬獲了這個首級，被授予功賞，引起崔、袁二人爭訟。最後齊明帝蕭鸞批准給崔恭祖二百戶封賞，才予了結。
近距離刺殺對手比較容易，和在顛簸的馬背上射箭相比，馬槊對騎士的技術要求顯然低了許多。但兩名騎士相對衝刺時的傷亡率顯然大大增加了。另外，除了用馬槊刺殺對手，騎士同時還要注意躲避開對手的馬槊，攻擊與防守幾乎同時完成，要在成功刺殺對手的同時保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術。南朝宋、齊之間，一名騎兵軍官陳天福就以善用馬槊著稱，他趁作戰時擄掠百姓，被齊武帝蕭賾處死，但其總結的馬槊技藝在南朝騎兵中傳承，直到蕭子顯在樑朝作《南齊書》時還在盛行不衰。
當時騎兵進行模擬訓練時，也以在奔馳中運用馬槊爲要點。比如北魏將領傅永擅長騎戰，年老時“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槊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東晉桓溫清談不勝，曾馳馬持槊做出威脅別人的動作：“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槊，數回，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北齊文宣帝高洋酗酒昏亂，也曾用這種方式威脅老將斛律金：“嘗持槊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要“走馬”，即讓馬跑起來才方便做刺殺動作，這和騎兵衝擊作戰的方式是一致的。
騎兵衝殺動作也可以進行雙人(馬)模擬對練。劉宋末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軍官高道慶練習馬上對戰，結果因失手造成反目：“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沈攸之發怒後要找“刃槊”，說明兩人對練用的是沒有裝刃的槊杆，但即使這樣還是將馬鞍撞碎，也可見衝擊力之大。這種情景可以聯想《水滸傳》第十三回，楊志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雙方爲避免誤傷也要“把兩根槍去了槍頭，各用氈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讓他們穿着黑色衣衫。這樣，兩人用槍桿廝拼，身上白點多的，就當是輸了”。不過小說中兩人連鬥“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卻不真實，因爲高速奔馳中即使被包氈的槍桿刺中，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沒有這麼輕鬆愉快。
騎兵對戰中，有技藝高超者會在兩騎交會時抓住對手馬槊搶奪過來。十六國初期，隴城陳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趙騎將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初唐時的尉遲敬德也以這種技藝著稱，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練：
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爲恥。
“執矟躍馬”也生動表現了騎士必須藉助戰馬的奔馳殺敵。演義小說和國產影視作品中，多有兩位騎將駐馬對打的場景，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衝擊騎兵的戰術運用特徵
騎兵對步陣的衝擊戰術
和騎兵相比，步兵軍陣的特點是行列嚴整、密集，幾乎沒有機動性可言。裝備馬鐙和馬槊的騎兵與步兵交戰時，也習慣採用衝擊的戰術，直接衝入敵軍密集步兵隊列之中，即古人習稱的“陷陣”。在漢末三國時代，這種騎兵戰術就已經基本普及，到十六國和南北朝時，馬鐙普遍應用，腳踩馬鐙的騎兵在馬背上更加穩定，對步兵的威脅更大。騎兵衝擊、分割步兵隊列後，會打亂步陣原有指揮序列，造成混亂失控，特別是步兵指揮官傷亡後，普通士兵很容易在驚恐中潰散，造成整體失敗。
如東晉桓溫北伐前秦時，就遭到了秦軍苻生率領的騎兵衝擊，苻生只帶少數騎兵衝入桓溫的步兵軍陣中，給晉軍造成大量殺傷。這次戰鬥雖然沒有徹底擊敗晉軍，但給桓溫和晉軍上下造成了很大壓力，使其再不敢與秦軍決戰，直到糧食耗盡而撤退。十餘年後，前秦進攻慕容氏前燕，兩軍決戰，秦將鄧羌“與張蠔、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慕容)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燕軍因而大敗，直接導致其亡國。東魏丞相高歡傾國攻入西魏，西魏以劣勢兵力在沙苑設伏，右軍統帥李弼率六十名騎兵衝擊東魏中軍隊列，將其沖斷爲兩截，引發軍陣混亂，西魏軍乘機全線攻擊，東魏幾乎全軍覆沒。西魏李檦身高不滿五尺(五尺約今1.3 米)，但在與東魏戰爭中表現勇猛，“跨馬運矛，衝鋒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567 年北齊與北周會戰洛陽，齊宗室蘭陵王高長恭率五百騎兵兩次衝入周軍陣中，軍人將其事蹟傳唱爲《蘭陵王入陣曲》，並用樂舞表現其衝殺情形，也可見時人對這種行爲的推崇(此曲在隋唐兩代還被列入宮廷典禮的舞曲)。
當集羣騎兵高速衝向步兵軍陣時，對站在前列的步兵造成的心理壓力非常大，缺乏戰鬥經驗、紀律鬆弛的步兵會四散逃命，造成軍陣在瞬間潰敗。所以劉秀時代的騎兵軍官耿弇談到河北地方武裝，輕蔑地稱之爲“烏合之衆”，認爲用騎兵摧毀他們如同“摧枯折腐”(已見前章)。但如果步兵部隊有堅定的紀律和對抗騎兵的經驗，敢於面對正面衝來的敵軍騎兵，就能用弩箭和長矛給騎兵造成很大傷亡。所以並非所有的騎兵“陷陣”衝擊都能成功。328 年東晉叛將蘇峻佔領建康，與勤王的軍隊展開激戰，蘇峻部隊戰馬較多，他本人也擅長騎戰，只帶四名部屬發起衝擊，但晉軍步陣嚴密，蘇峻無法衝開，試圖掉頭返回，幾名晉軍步兵投出了手裏的長矛將蘇峻刺落馬下，旋即斬首。東晉末，太尉劉裕派蒯恩進攻佔據襄陽的魯宗之、魯軌父子，“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這都是騎兵衝擊步陣未果的戰例。
對衝入己方陣列中的敵騎兵，有經驗的步兵也會做堅強的抵抗，給騎兵造成殺傷，如383 年淝水之戰，晉軍趁苻堅秦軍主動後撤之機發動進攻，苻堅之弟苻融帶騎兵衝入晉軍，希望阻止其攻勢，但在衝擊中戰馬摔倒，苻融被殺，秦軍因而大敗。劉宋明帝初年內戰中，臺軍主帥劉沙彌輕騎深入，衝到敵統帥劉胡麾下，被敵軍殺死。劉胡一方也有五名具裝騎兵衝入臺軍，試圖攻擊臺軍統帥劉亮，但遭到臺軍弓箭手的密集射擊，落馬被斬首。北周在討伐氐羌軍隊時，將領田弘多次衝擊敵陣，“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戰馬也被敵槊刺中十處。田弘和戰馬可能都披掛了鎧甲具裝，所以仍能倖存下來，但也可見陷陣的危險之大。另，東魏騎將尉興慶每次陷陣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軍裝背後，最後在洛陽城外與西魏軍作戰而死，靠衣服上的名字才辨認出屍體，亦可見騎兵衝擊敵陣之危險。
在衝擊嚴陣以待的步兵時，騎兵統帥會注意避開敵戰鬥力最強、防範最嚴密的正面，選擇敵戰鬥力較差的側翼或後方進行衝擊。但當時騎兵更習慣於多次衝擊、穿越敵步陣，比較常見的是從正面穿過敵陣之後，掉頭從後方再次衝擊。如西晉末陶侃進攻荊州的杜曾武裝，
“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北魏末，高歡與爾朱兆兄弟諸人決裂，雙方決戰於韓陵，爾朱兆首先率領一支具裝騎兵從正面衝開了高歡軍陣，準備從陣後再行衝鋒。爾朱氏其他將領卻忌憚爾朱兆驕悍，突然易幟投降高歡，或者帶部屬離開戰場，使高歡逃脫了一場劫難，轉而擊敗了爾朱兆。
當步兵軍陣的抵抗非常頑強時，騎兵往往要從多個方向進行試探衝擊，才能找到步陣的薄弱環節。在劉宋孝武帝與叛亂的南郡王劉義宣的一次會戰中，臺軍騎兵就反覆衝擊叛軍步陣：雙方在蕪湖城外展開會戰，臺軍將領薛安都、譚金都率騎兵參戰，他們最初受命攻擊叛軍軍陣右側，但未能成功。譚金部在叛軍步陣外圍往返奔馳，多次嘗試衝擊，纔在敵陣左翼找到薄弱部位，“乘其隙縱騎突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臺軍步兵也開始重點攻擊這個突破口，雙方進入激戰。當時一支叛軍騎兵曾開到戰場附近，但懾於臺軍騎兵而不敢投入戰鬥。叛軍右翼戰鬥力依舊較強，薛安都部再次強行衝鋒，“橫擊陷之”，造成叛軍全面大敗。叛軍將領劉湛之逃奔到江邊戰艦中，仍被薛安都所部騎兵追上斬首。可見騎兵突擊對這次戰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南朝的騎兵數量不是很多，能取得這樣的戰果，更可見騎兵在戰鬥中的重要意義。
在騎兵攻擊敵主力步陣時，都希望能直接斬、俘敵主帥。543 年，東、西魏會戰於洛陽城下。東魏將領彭樂統領右翼騎兵，直接衝入西魏軍左翼。恰好西魏指揮中心設在左翼，彭樂騎兵俘獲五名西魏宗王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將其反綁雙手在陣前巡遊，同時大聲唸誦被俘者的名字，引起西魏軍心渙散潰敗。東魏乘機追殺，斬首三萬多人。次日，雙方整軍再戰，有東魏士兵叛逃至西魏軍中，將東魏統帥高歡的旗幟告知西魏軍。西魏遂“募敢勇三千人”，由賀拔勝率領，只持馬槊不帶弓箭，直衝高歡所在位置，引起東魏軍潰敗，賀拔勝旋即帶領十三名騎兵緊追高歡：
勝適與齊神武(高歡)相遇，因字呼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槊追齊神武數裏，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
此戰射死賀拔勝戰馬的是東魏名將段孝先。儘管賀拔勝感嘆未執弓箭，其實如果賀拔勝能像東晉對陣蘇峻的士兵一樣“投之以矛”，歷史也許會很不一樣。
特殊情況：騎兵的步戰與傳統騎射技藝
騎兵殺傷敵人主要靠馬匹奔馳的衝擊力。但當騎兵衝入敵軍陣後，往往因爲敵步兵密集隊列的阻擋而降低衝擊速度。這種情況下即使戰馬並未傷亡，騎兵也要下馬徒步作戰，因爲戰馬如果沒有“助跑”空間以再度提高速度，騎在馬上也就沒有意義了。
東、西魏和北齊、北周之間曾在洛陽數次大會戰，雙方投入兵力衆多，且都習慣使用騎兵衝擊對方步陣，所以這種在敵陣中下馬作戰的事例也比較多見。538 年東、西魏在洛陽城外的“河橋之戰”，雙方軍陣綿延十餘里，步、騎兵踩踏起的塵埃遮天蔽日，雙方統帥和下屬部隊失去聯繫，各部隊都處在各自爲戰狀態。西魏主帥宇文泰率騎兵衝入東魏侯景部軍陣中，宇文泰戰馬中箭倒地，其部屬以爲主帥陣亡紛紛逃散，宇文泰裝作俘虜才得以逃生。西魏將領王思政在敵軍包圍中下馬作戰，“用長槊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最後受傷昏厥倒在屍堆中被部下救回。另一名將領蔡祐也率領十餘名部屬“下馬步鬥，手殺數人”，又用弓箭四面射擊，才得以突圍而歸;竇熾“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被圍逼到邙山之下，只能下馬徒步而戰，他兩名部屬的弓甚至都被敵射斷，竇熾一人連續射死多名敵軍，迫使敵後撤才尋機突圍而出。564 年，北齊、北周會戰洛陽，齊將段韶率左翼騎兵迎戰周軍步兵。他看到周軍先搶佔了邙山險要地形，遂故意率部下緩慢撤退吸引北周步兵追擊，待敵追擊疲乏後，段韶才率部屬下馬展開進攻，“短兵始交，周人大潰”。
這種騎兵面臨衆多敵步兵、不得已下馬步戰的情況，在其他戰場也有發生。如553 年西魏軍伐蜀，一百名西魏騎兵前往平定氐人叛亂武裝，途中被三千多敵軍包圍，西魏騎兵看敵軍衆多，遂“各棄馬短兵接戰”，陣斬敵首領，擊敗了敵軍。不過在魏晉南北朝的史書中，騎兵下馬作戰的記載並不多，主要集中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期，可能是因爲這一時期的軍人素質較高，且富有作戰主動性。
在4—6 世紀，騎兵的主要戰術雖然是用馬槊衝擊，但仍保留着傳統的騎射技藝。如311 年，石勒騎兵在譙郡追上了晉軍主力部隊，“分騎圍而射之”，十餘萬晉軍和朝貴都被射死。東西魏到北齊北周時期擅長騎射的將領也很多。周齊洛陽之戰中，數名周軍士兵被齊人俘獲。周將樑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值得注意的是，樑臺年過六十歲還喜歡披甲上馬，“足不躡鐙”，保留着傳統騎射時代的遺風。
當時馬槊雖是騎兵主戰武器，但在一些戰鬥的關鍵時刻，騎射仍能發揮重要作用。如前述東魏統帥高歡戰敗，被西魏將領賀拔勝等十三騎緊追，“(東魏)河州刺史劉豐射中其二。勝槊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東魏北齊最以騎射著稱的，是出身敕勒族的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斛律金早年就以騎射贏得了柔然可汗的尊敬，他的本傳記載了斛律父子都擅長騎馬射獵。周齊洛陽之戰中，斛律光(明月)被周將王雄持槊追擊：
唯餘一奴一矢在焉。(王)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
王雄陣亡對周軍士氣打擊極大，直接導致主帥宇文護下令撤退。斛律金、光父子對遊牧族的騎射技藝極爲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他還經常命子孫騎馬射獵，並親自檢查其射擊獵物的手法。這種對騎射技藝的堅持，和前述騎士下馬作戰的戰例，都表現出當時北朝騎兵技藝、戰術形態的靈活性和多樣化。在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代短短三十年間，戰爭之激烈、戰略戰術之豐富，要遠遠超過魏晉南北朝時的其他政權。究其根源，這一代將帥都是從北魏末的六鎮之亂中鍛鍊崛起的武人，軍事素養和經驗較高。經過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統一輝煌時代，並非歷史的偶然。
本文選自《南北戰爭三百年》馬鐙：古代戰爭史中的重要轉折點
李碩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